约翰是墨尔本的一名社会工作者，他已经逐渐接受了近期无法见到家人的现实。
因新冠疫情而关闭的国界意味着他的家人无法来到澳大利亚，而随着香港实行国家安全法，他说回家对他来说风险太大了。
今年26岁的他担心，如果回去，他可能会因这部中国在去年6月开始实行的新法律而被起诉。
这部国安法禁止“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国政府。北京有权管辖“严重”的国安案件，且中央政府的国安部门首次可以再香港公开运行，不受当地法律管辖。
彭博社于3月报道香港已经根据国安法逮捕超过100人，其中大多公开反对中国的影响力并参与过民主运动。
今年1月，在香港警方逮捕了超过50名民主运动人士后，澳大利亚外交部长佩恩发布了一份声明，批评这部法律“限制香港人民的权利和自由”。
根据内政部发布的数据，有13名在澳洲的香港人申请了保护签证。
根据SBS中文在3月依据《信息自由法》获得的数据，自2010年以来，有560名持有香港护照的人向澳大利亚申请庇护，其中270人是在2019年6月抗议活动爆发后提出的申请。
约翰曾在香港以及在2017年抵达澳大利亚后参与民主运动，他说他的一些朋友已经被逮捕，其中一人被以国安法下的罪名起诉。
“现在他已经被保释，”他说。
作为一名在澳洲的民主运动组织者，约翰认为如果他回香港的话，他有可能也被起诉。
适应无法回家的现实
约翰当初来澳大利亚学习社会工作的时候，他并没有准备长期留在澳洲的切实计划。
“但现在我不觉得我一时半会能回得去了。”
他说，长时间见不到家人和朋友，适应起来很困难。
“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们都在香港，而我却不能回去。这感觉很不好。”
另一名活动家雅克布说他在2019年抗议活动开始时没有隐藏自己的身份，现在他有可能被香港或者北京当局认定为澳洲抗议活动的组织者。
“一开始，没人害怕会被秋后算账……所以我们没有戴口罩或面具，”他说。
今年23岁的雅克布于2016年来到澳大利亚学习心理学。像是约翰一样，他也没想到自己会担心回家会被逮捕。
“真的很吓人。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认出来我们，不知道香港政府会不会拿到我们的身份信息，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从我们的个人电子设备中获取这些信息。”
“所以这对我们来说是个威胁和风险。”
“复杂或严重”
悉尼大学访问教授、前澳大利亚驻香港澳门总领事梅卓琳（Jocelyn Chey）说，仅仅是在澳大利亚参与抗议的人或许并不会面临严重的被拘捕的威胁。
“在香港抗议并不违法。我不觉得参加过抗议的学生，不管是在澳洲还是在香港或是其他地方，需要担心这一点，”她说。
梅卓琳教授解释说，国安法规定中国中央政府仅有权管辖“复杂或严重”的案件。
“如果他们觉得这些学生的抗议活动是复杂或严重的，那可能就是另一回事了。”
她说，一个“复杂或严重”的例子是，一名香港政客在立法会展示了一个说香港不是中国的标语。这名政客随后被逮捕。
梅卓琳同意国安法已经影响到了言论自由，这对雅克布和约翰来说是重大的担忧。
“我觉得北京认为他们除了实行（国安法）以外没有别的选择是件很遗憾的事情，”她说。
雅克布说，他不相信中国和香港政府会公正地使用“严重”和“复杂”的标准，他认为他仍然面临着风险。
“他们会按照他们的意思使用这部法律，”他说。
“甚至连展示旗帜都被认为是（非法的），最轻微的反对也会给我们带来麻烦，这我们已经在政治家身上看到过了。”
“他们会用国安法和其他法律针对任何批评中国的人，像是非法集会之类。”
毕业签证延长
雅克布和约翰现在都已经毕业，并拿到了毕业签证。此前澳大利亚政府为香港留学生延长毕业签证五年，并有可能拿到永久居留权。内政部的数据显示2020年7月至12月期间，2599名学生申请了这项签证。
24岁的克劳蒂亚于2014年来到澳大利亚。她一直打算回到香港从事会计工作。
像是约翰和雅克布一样，她说她参加民主运动的经历意味着她回香港后将面临被拘捕的风险。
“我父母年龄越来越大了，他们希望我赶紧回去，和他们多相处一些时间，”她说。
“要不是疫情的原因的话，他们本来可以来看我的。”
尽管克劳蒂亚对能够留在相对安全的澳大利亚感到感激，但她是否能取得永久居留权仍有一些不确定因素。
今年2月，总理莫里森确认香港临时签证持有者在五年延长签证过期后也需要通过现有的永居申请渠道。
作为一个社会工作者，雅克布认为他应该能够满足申请永居的条件。
但克劳蒂亚和约翰的职业并不在移民职业列表上，他们担心自己可能没有资格申请永居。
“我们是不是能留在澳洲真的非常不确定。这让我们有很大的压力，”雅克布说。
他说他从来没预想过自己会处在今天这个境地，他还在努力适应自己可能很长时间内见不到家人这件事。
“我们没有选择，只能以难民的身份到其他地方去了。”
*为保护当事人身份，文章中学生名字均为化名。
转自SBS中文
原文地址：https://www.sbs.com.au/languag...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