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名澳大利亚顶尖的战略分析家表示，大学和企业需要认真对待间谍和干扰的威胁，而不是专注于与中国等外国政权的关系所产生的财源。
此前，澳大利亚主要间谍机构负责人迈克·伯吉斯（Mike Burgess）发表了评论，他在周二利用其第四次威胁评估报告透露，有个别人向他施压，要求”放松”对外国干涉和间谍活动的处理。
他说：”有些个人……告诉我ASIO应该放松其反间谍行动，以避免外国政权不快。”
“当然，他们有权发表自己的观点，但他们提供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比如说。’所有国家都在互相监视’；’反正我们要公开信息’；’这和游说没有什么区别’；’外国政府可能会让我们难做’；等等。”
企业和大学为他们保护澳洲免受（外国）干扰的记录辩护，八校联盟（Go8）首席执行官薇琪·汤普森（Vicki Thompson）强调大学 “绝对致力于维护国家安全”。
“Go8的大学是国家研究领域的重头戏，因此更容易接触到全球研究合作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她告诉《澳大利亚人报》。
“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以国家利益为重，当然我们也遵守了无数涉及外国干涉和影响的立法。我们认识到，保护我们的研究不受外国干涉是一项共同的责任”。
此前，Go8在本周的一个议会委员会上发表评论，概述了对大学实施的安全监管和立法的”错综复杂的混乱局面”，指出了导致无效结果的 “政策冲突”。
智库“澳大利亚战略分析”（Strategic Analysis Australia）负责人迈克尔·肖布里奇（Michael Shoebridge）说，伯吉斯先生的评论表明，情报机构与商业和大学部门之间 “在国家安全的优先度方面缺乏一致性”。
“大学必须认真对待间谍和外国干涉的风险，并采取一些措施，而不是把这些当做阻止他们从外国学生和研究合作中赚钱——特别是在中国，”他说。
“他们只是想让ASIO别挡他们的路，让他们赚钱。大学部门如此，商业部门也是如此。”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情报安全学教授约翰·布莱克斯兰（John Blaxland）说，伯吉斯先生通过喝止为外国干涉游说的压力，”将手电筒照到了阴暗发霉的角落”。
“有种让（中国业务）重启的迫不及待，为了赚钱。”
澳大利亚商业委员会（BCA）全球参与委员会主席沃里克·史密斯（Warwick Smith）说，商业部门非常了解该国面临的国家安全风险。
“迈克·伯吉斯……反映了大家都了解的现实，”他说：”整个商业界都对安全问题表示关注。
“这里的关键词是平衡。我们在调整所有这些问题和理解的同时发展海外商业活动。”
BCA首席执行官珍妮弗·维斯塔考特（Jennifer Westacott）说，虽然与中国这样的国家的关系对经济增长很重要，但商业部门很清楚这种合作所带来的风险。
（本文版权为《澳大利亚人报》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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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澳大利亚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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