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医疗保险基金正在推动让其能支付医生问诊的缺口费用，作为国家医疗保险（Medicare）改革的一部分，因为据透露有一百万澳大利亚人——许多来自工薪阶层的外郊和乡村选区——在大流行期间蜂拥购买私人健康保险，因为他们担心公共系统会瓦解。
年轻的中低收入家庭引领了对私人健康保险的重新购买，这扭转了长达十年之久的人们从私人医保系统流出的趋势，因为选择性手术的等待名单已经爆满，医院急诊科也严重超载。
尽管利率上升，工资停滞不前，生活成本迅速上升，这些家庭说他们不再觉得可以依赖公共系统，并打算每年从他们紧张的预算中拿出数千元来保证及时获得私人医院，因为一些选择性手术名单的等候期已经超过了一年。
“这完全是由等待名单驱动的，”澳大利亚私人医疗协会（Private Healthcare Australia）首席执行官Rachel David说。”公立医院不提供他们过去使用过的服务，特别是在一些外郊和内部乡村地区，在大流行期间，大量的与自然和海边离得更近的人口已经迁移到那里。人们意识到这些服务是不可及的，然后就加入了私人医保基金。
“我们需要做的是照顾那些低收入的人，他们目前正在与生活成本作斗争，他们正试图做正确的事情，为他们的医疗保健支付一些费用。”
保险公司表示，他们对无法为其成员提供更广泛的医疗服务感到沮丧，并表示如果他们能够为其成员的全部医疗服务提供保障，这不仅会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价值主张，而且还能在一定程度上为在bulk billing的崩溃中的初级保健危机提供解决方案。
“由于有Medicare医疗保险福利，私人健康保险公司不被允许覆盖医院外医疗的自掏腰包费用或缺口费用，现在已经到了对这一无意义的法律限制进行重新审视的时候了，”NIB首席执行官Mark Fitzgibbon说。
“消费者感到困惑，认为私人健康保险的价值较低，特别是当他们更年轻，更有可能进行医院外诊疗时。私人健康保险应该能够覆盖会员，无论他们在哪里用到医疗系统。”
会员健康基金联盟（Members Health Fund Alliance）首席执行官Matthew Koce同意。”私人健康保险公司可以支付牙科预约、眼科预约或理疗预约的费用，但他们不能用附加医保政策(Extra cover)来帮助支付全科医生（GP）预约的费用，这似乎很奇怪，”他说。
目前，管理私人健康保险的法律规定，保险公司不能资助那些病人可获得Medicare退款的任何医院外服务。
保险公司作此呼吁之际，阿尔巴尼斯政府着手完成加强国民医疗保险（ Strengthening Medicare ）工作组的报告，该报告将为Medicare 成立以来最大的医疗资金调整奠定基础。工党计划设计一个 “混合 “的资金系统，对目前只资助全科医生、”不适合用于防治慢性疾病 “的收费模式进行世代改革，使护士、护理人员、营养师和辅助医疗人员（）能够从国家公共保险计划中获得报酬，以进行基于团队的护理。
被指不再适用 Medicare面临最大改革 工党考虑“混合”资金模式
联邦卫生部长Mark Butler说，他决心提供 “更加自由的能力，让所有医疗保健专业人员：医生、护士、专职医疗人员，能够为我们的需求做出贡献，为澳大利亚病人提供世界级的医疗保健服务”。
在政府准备发布该报告之际，澳大利亚皇家全科医生学院（RACGP）加紧要求立即将Medicare回扣增加三倍，并坚持要求在混合系统下所有用于辅助专职医疗（allied health）的整笔资金必须直接交付给全科医生诊所，以避免 “护理的碎片化”。
在过去的六个月里，全科医生诊所已经开始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减少bulk billing，甚至有时对老年金领取者和儿童收费。现在的平均自掏腰包的缺口费在Medicare的历史上第一次大于标准回扣。
“问题是几十年的忽视和资金不足使得看全科医生更难、更贵，这也造成了我们医院系统的危机，等待时间爆满，救护车等候接管时间更长，”RACGP主席Nicole Higgins说：”我们现在需要采取短期行动来止血，并改善获得护理的机会，特别是对那些最需要的人来说。”
尽管初级保健的成本不断增加，但在2020年9月至去年12月期间，几乎有76万澳大利亚人转而购买了私人医保。
根据澳大利亚私人医疗协会的分析，悉尼外西部的Greenway选区的平均应纳税收入为64,000澳元，从2019年至2021年，该选区的新的医院保险投保率在全国最高。悉尼西部的Blacktown、Macarthur和Chifley也是新的私人医保政策的顶级选区，还有墨尔本外东郊的Latrobe和外西南的Lalor。在新州的Hunter地区、昆士兰州的 Ipswich和黄金海岸，以及珀斯附近的Mandurah，也签下了数千份新保单。
The Wade family from Werribee had to get private health insurance to protect their daughters.澳大利亚税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大约42%有受保护健康险信息的人的年应纳税收入不超过5万澳元，25%的人收入在3万或以下。
在疫情之前，居住在墨尔本西南部的Rebecca Ramsay和她的丈夫Jacob Wade并不看好私人医保，但随着医院等候时间的消息传开，他们很快改变了主意。
“我们曾经觉得我们需要作为成年人的私人健康保险，但不需要为孩子们提供。在大流行之前，我们认为儿童医院部门已经足够了，”Wade先生说。
当他们的第一个孩子Grace在2020年出生后，大流行病开始了，她患有反复的扁桃体炎和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需要手术。
“为Grace做的扁桃体切除术是在看医生后3周内完成的，而在公共系统中的等待时间则是未知的，”Ramsay女士说。
这位在附近医院工作的全职护士于2018年加入私人健康保险，并在2020年与她的丈夫和女儿一起参加了家庭计划。2022年他们的第二个女儿Hazel出生后，这个家庭开始为他们的保险支付每年$4632 的费用。
这对墨尔本父母每年的共同收入为18万澳元，他们说，和许多人一样，他们感受到了 “巨大的育儿成本”、汽油价格和食品杂货账单带来的压力。
Ramsay女士支持允许私人医疗覆盖更多服务的呼吁，特别是全科医生和专家的缺口费用。
（本文版权为《澳大利亚人报》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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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澳大利亚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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