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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麦克布莱德（David McBride）还记得他看到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的那一刻，他的生活从此被颠覆。
“标题好像是‘死在阿富汗’之类的，”这位曾经的军队律师表示。
“我当时想，‘嗯哦’。”
“我知道那是我给他们的文件，我当时就知道......我被警方盯上了。”
丹·奥克斯（Dan Oakes）是2017年撰写这些报道的调查记者。
他的七集系列报道《阿富汗档案》（The Afghan Files）对澳大利亚特种部队的行为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深入报道，包括战争罪指控。
这位记者从未公开谈论过这位吹哨人。
奥克斯说：“经过这么长时间，我终于决定，让人们了解事情的真相非常重要。
“这是一个比人们所理解的更灰色、更阴暗、更混乱的故事。”
麦克布莱德和奥克斯已经有六年多没有交谈了。他们对奥克斯应该进行什么样的报道存在根本分歧。
自从他们的生活第一次发生交集以来，发生了很多事情。
联邦警察调查了两人，然后突袭了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总部。对战争罪行的报道和官方调查愈演愈烈。麦克布莱德已经成为保护吹哨人斗争的公众形象之一，他也将面临多年的牢狱之灾。
审判第一天，麦克布莱德在法庭外向支持者和媒体发表讲话。
但是，由此造成的对个人的后果是这两个人每天都在承受的。
“我失去了工作。我失去了婚姻。我被人追捕，”麦克布莱德说。
“这几乎要了我的命。”
对奥克斯来说，后果也非常相似。
“这对我的精神、道德甚至身体都造成了巨大影响，”他说。
“我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完全正视自己的所作所为及其后果。”
这位军事律师和这位记者第一次见面是在八年前。
麦克布莱德的生活当时正在分崩离析。他很愤怒。
“我每天可能要喝半瓶伏特加，后来增加到每天大约四分之三[瓶]伏特加，” 麦克布莱德说。
“我当时在服用多动症药物，为了整夜保持清醒，我一直在疯狂服用这种药物。”
麦克布莱德作为律师在阿富汗服役两次，其中一次是在特种部队服役，之后他被派往堪培拉附近的特别行动总部工作。
他花了几个月时间夜不归宿，从工作电脑中收集秘密文件，编写了一份关于澳大利亚国防军领导层的内部申诉材料，称特种空勤团军人受到错误指控并被非法调查是否犯有战争罪。
麦克布莱德说：“如果有针对军人的政治胡言乱语，不管他们是不是特种空勤团军人，你都必须挺身而出。”
他的投诉被驳回。
麦克布莱德将他的担忧转到了一个非官方渠道——他的博客“行动室”（The Ops Room）。在那里，他以“幽灵三零”为笔名，在文章和视频中吐槽澳大利亚军方领导层。
这引起了奥克斯的注意。
“很明显，[他]在这一领域有丰富的内幕消息和经验，而且很明显有怨气。”
奥克斯联系了麦克布莱德。他们同意面谈。
“我准备向[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提供秘密文件，这样做我自己就有可能坐牢。我已经知道这一点。这就是我对这件事的信念，”麦克布莱德说。
麦克布莱德递交了他关于对特种部队军人“过分热心”调查的原始投诉以及数千页的证明文件。
奥克斯说，麦克布莱德非常清楚他想讲述的故事。
“他只是想说，阿富汗特种部队受到了不公正的针对和不公正的审查。”
“没有提到潜在的战争罪行。”
奥克斯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
“我越是深入调查，就越想不通怎么会有人认为这些人受到了太严密的监控。事实恰恰相反。”
“现场发生的事情留在了现场。”
在接下来的12个月里，他和他的同事萨姆·克拉克（Sam Clark）调查了澳大利亚在战争中的行为以及保密和掩盖真相的文化。
“迄今为止，关于战争罪行指控的报道很少，甚至几乎没有。”
“我知道这是我可能进行的......最重要的报道。”
丹·奥克斯和大卫·麦克布莱德最后一次谈话是在2017年7月。
那是一次非常简短的谈话。
“我打电话给大卫，我说，‘听着，我知道你想讲的故事......我已经决定那不是[我们的]报道’，”奥克斯回忆道。
“他的回答很简单，‘做你该做的‘。然后他就挂断了电话。”
几天后，《阿富汗档案》报道出炉了。
“我知道......国防部不会花太长时间就能查出是谁提供的文件，”麦克布莱德说。
“这就是吹哨人制度的问题之一......你把自己最终送上了起诉台。”
八天后，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展开了调查。
麦克布莱德逃往西班牙，把两个年幼的女儿留给了堪培拉的前妻萨拉（Sarah）。他还在公寓客厅的柜子里留下了四个装满机密文件的塑料箱。
在他不在时，澳大利亚联邦警察进行了搜查，发现了这些秘密文件。
警方步步逼近，在躲藏了一年之后，麦克布莱德决定孤注一掷。他订机票飞回澳大利亚参加学校的父女舞会。当他试图返回西班牙时，他在悉尼机场被捕。
“在某种潜意识里，我一直想被起诉，我一直想站在一位懂得法律和大局的最高法院法官面前。”
奥克斯说，麦克布莱德的被捕让他深受打击。
“我感觉脚下的土地裂开了，吞没了我，太可怕了。”
“我会尽我所能保护他这个线人。如果你不愿意不惜一切代价，不惜走到天涯海角来保护一个消息来源，我认为你就不能胜任记者的工作。”
麦克布莱德在向警方的全面供述中，承认向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提供了机密文件。奥克斯也成了目标。警方通过澳航追查到了这名记者的飞行记录，声称他曾前往堪培拉与麦克布莱德会面。
“我们收到一封电子邮件......主要内容是这里是联邦警察局，而你是一名犯罪嫌疑人，”奥克斯说。
警方要求奥克斯自愿接受询问，采集指纹，并要求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在自己的系统中搜索文件。
“他们意识到他们不会从我们这里得到任何合作，他们意识到他们必须从前门进来自己搜索。”
2019年6月5日，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带着搜查令来到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悉尼办公室。这是澳大利亚媒体史上史无前例的一刻，也成为了全球瞩目的新闻。
奥克斯说：“我的第一反应是，他们会发现什么，他们会怎么处理这些文件。”
尽管警方没有在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找到任何秘密文件，但是奥克斯还是在可能被指控的阴影中度过了一年多的时间。
检察官最终决定这不符合公众利益。他们坚持起诉麦克布莱德。
对于这样的结果，奥克斯一直难以接受。
“我不会被起诉这一事实实际上让情况变得更糟，” 奥克斯说。“我面临的前景是，我将全身而退，而大卫将被起诉，这对我来说真的非常难以接受。”
过去四年来，大卫·麦克布赖德一直被公开描绘成“战争罪吹哨人”。他的律师、支持者、人权组织和一些记者一直认为是他揭露了澳大利亚特种部队在阿富汗的行为。
媒体报道经常称，《布雷顿报告》发现了澳大利亚军人实施或参与实施39起非法杀戮的可信证据，为麦克布莱德的行为平反。
麦克布莱德参加了一场支持吹哨人的集会，集会时间安排在他受审的同时。
在丹·奥克斯看来，这是一种误导性的说法。
“你可以从最技术层面的角度说，他确实帮助揭露了战争罪行......但这不是他的本意。”
“人们从他的行为中读出了他们想读出的东西。他们把他当作告密者和烈士。”
“我只是觉得把真相公之于众很重要。”
在麦克布莱德努力让自己的名字成为头条新闻的同时，这种说法也为他赢得了大量的公众支持。他已经为自己的法律辩护筹集了近50万澳元的资金，并成为加强吹哨人保护运动的公众形象代言人。
宣判前，麦克布莱德打扮成拳击手为杂志拍照。
麦克布莱德说，有些人可能误解了他的立场。
“不管我是战争罪的吹哨人还是国防军的告密者或者是反对掩盖真相的举报者，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是一个为了自己相信的事情而挺身而出的人，并且做好了为此坐牢的准备。”
事实上，麦克布莱德对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如何使用他提供的文件感到不满。
他当时告诉另一家媒体，这是一个“与我想要的报道不同的报道。他们（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发表了一些关于特种部队士兵意外射杀民众的报道，这让我感到失望。”
现在回想起来，麦克布莱德说他对自己的立场始终“百分之百坚如磐石”。
“我一直关注的都是领导层。我一直认为我们的国防部队存在严重问题。”
“战争罪行是......领导不力的表现，而我一直关注的是那些将军们。”
如果麦克布莱德和奥克斯再交谈一次，他们就会意识到他们的生活仍然有着内在的联系。
两人都在继续努力解决对方行动带来的后果。
“我觉得没有人从中获益，”奥克斯说。“所有做的这一切只是让人们崩溃，并且让大量信息暴露在日光下，而直到今天，澳大利亚仍有很多人不愿接受这些。”
他说，这一报道的后果对他产生了巨大影响。
“我变得和过去判若两人，而我身边的人也为此付出了代价。”
他对大卫·麦克布莱德的遭遇仍心怀愧疚，后者在去年11月承认了两项泄露军事情报的罪名和一项盗窃政府财产的罪名。他将在今年晚些时候被判刑。
“不应该忘记，大卫才是将要为此付出代价的人，而不是我。”
“我想我永远都会为这件事感到内疚和羞愧。”
对于麦克布莱德来说，在他准备接受可能的牢狱之灾时，受苦最深的是他的女儿们。
“你不能否认，无论你认为你的事业有多么正义，它都会造成损害。”
“她们心中会有一些压抑已久的愤怒，她们会说‘你他妈的偷走了我们的童年。你为了自己的使命，让我们承受了巨大的痛苦’。”
不过，他相信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我不会这么做的，除非我觉得总有一天会有结果。”
通过ABC iview观看《四角方圆》（Four Corners）之《交战规则》（Rules of Engagement）。
报道: Grace Tobin, Mary Fallon 和Dylan Welch
摄影,设计和网络制作: Nick Wigg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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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新鲜资讯，为您一网打尽！周一至周五ABC中文《头条》展阅愉快！今天是2024年4月2日，星期二。
今天的新闻提要：
当地时间周一（4月1日）下午，怀疑是以色列战机轰炸了伊朗驻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大使馆，伊朗称袭击造成包括三名高级指挥官在内的七名军事顾问死亡，伊朗驻叙利亚大使及其家人没有在袭击中受伤。
此次事件标志着以色列与其地区对手之间的战事明显升级。
路透社记者在爆炸现场看到，紧急救援人员爬上伊朗大使馆大院内一座被毁建筑的废墟，该建筑毗邻使馆主楼。紧急救援车辆停在外面。废墟旁的柱子上挂着一面伊朗国旗。
叙利亚外交部长和内政部长均抵达现场。叙利亚外长费萨尔·迈克达德（Faisal Mekdad）说：“我们强烈谴责这起针对伊朗驻大马士革使领馆大楼并造成多名无辜者死亡的残暴恐怖袭击事件。”
伊朗驻叙利亚大使侯赛因·阿克巴里（Hossein Akbari）告诉伊朗国家电视台，包括外交官在内的五至七人遇难，伊朗将做出“严厉”回应。
伊朗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说，七名军事顾问在袭击中丧生，其中包括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部队的高级指挥官穆罕默德·礼萨·扎黑迪（Mohammad Reza Zahedi）。
伊朗国家媒体称，德黑兰认为这次袭击的目标是扎黑迪。他的副手和另一名高级指挥官以及另外四人也被打死。
伊朗阿拉伯语阿拉姆电视台（Al Alam Television）称，扎黑迪是叙利亚的一名军事顾问，2016年之前一直担任黎巴嫩和叙利亚圣城部队（Quds Force）的负责人。
《纽约时报》援引四名不愿透露姓名的以色列官员的话说，他们承认是以色列发动了这次袭击。
在被问及这次袭击时，以色列军方发言人说：“我们不评论外国媒体的报道。”
长期以来，以色列一直在打击伊朗及其代理方在叙利亚的军事设施，同时也加大力度打击伊朗支持的位于加沙的哈马斯。
自哈马斯去年10月7日袭击以色列南部引发以色列-加沙战争以来，以色列军方在叙利亚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组织的空袭不断升级。这两个组织都支持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的政府。
上周五（3月29日），以色列对叙利亚北部阿勒颇省实施了数月来最致命的打击，并在黎巴嫩打死了一名真主党高级战士。以色列还定期袭击阿勒颇和大马士革的机场，试图阻止伊朗向其代理人运送武器。
以色列军方周一表示，它还拦截了从伊朗走私到约旦河西岸的先进武器，包括榴霰弹和反坦克地雷，这些武器是在一次针对黎巴嫩真主党和伊斯兰革命卫队特工的行动中被发现的。
周一的袭击是以色列首次袭击伊朗的使馆区。
白宫没有立即回复置评请求。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Matthew Miller）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对记者说，美国仍然“对任何可能导致该地区冲突升级或加剧的行为感到担忧”。
米勒说，他预计这不会影响有关释放哈马斯扣押的以色列人质的谈判。
哈马斯和胡塞武装的发言人谴责了这一袭击，胡塞武装是伊朗支持的也门组织，自去年11月中旬以来一直在亚丁湾袭击来往船只。
据台湾中央社报道，航警局与台北海关昨天（4月1日）公布破获一起毒品案，查获藏在行李箱夹层内的6.926公斤海洛因，市值超过新台币4000万元（约合192万澳元）。
案发去年12月，一名约60岁的澳大利亚籍女子在台北桃园机场被捕，近日她将被依违反毒品危害防制条例罪起诉 。
航空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侦二队队长陈博全表示，此人先从澳大利亚乘机至马来西亚，于当地取得夹藏毒品行李箱后再独自从马来西亚飞到台湾。
陈博全说，航警虽然特别前往女子预订的酒店埋伏，但迟迟无人前往酒店与她接头，目前已把相关案情提供给驻外单位追查幕后集团，同时继续在台湾溯源追查。
虽然购买住房对许多澳大利亚人来说仍然遥不可及，但投资者却正在踊跃入市。
澳大利亚统计局（ABS）的数据显示，去年各银行向房地产投资者发放的贷款增长了近20%。
现在，将近四成的按揭贷款者都是房地产投资者。
经济学家雷切尔·维福尔（Rachel ViforJ）表示，房价上涨、移民带来的人口增长、租赁需求上升和住房建设放缓使得房产投资成为更具吸引力的选择。
房地产咨询机构核心逻辑（CoreLogic）的住房数据也显示，首府城市的房价继续上涨。3月份上涨0.6%，自2023年1月以来已经上涨了10.2%。
这意味着2023年1月价值80万澳元的房屋现在已经增至881,600澳元。
与此同时，租金持续攀升，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过去一年新冠疫情后移民人数增加导致空置率较低。
CoreLogic的蒂姆·劳利斯（Tim Lawless）表示，投资者的增加可能有助于缓解租赁危机，因为有了更多出租房源。
不过他指出，如果投资者是从其他投资者手中购买出租物业，那就不一定会增加整体出租房屋数量。
数据来源：联邦银行（CBA）
澳大利亚参议院上周对政府提案《数字身份法案》（Digital ID bill）提出修改意见，该法案需在众议院再进行讨论修改并重新提交。
根据政府提出的法案，将以现有的myGovID为基础，建立一个自愿身份验证服务，使在线身份证成为更安全的身份证明。目前已经有1050万澳大利亚人使用该服务来获取政府服务。
这种服务也可以提供给私营公司使用。届时公司可以通过数字身份证件验证其客户身份，而无需收集和存储地址、电话号码或护照等敏感信息，这些信息可能很容易被滥用或用于网络犯罪。
这为客户提供了方便、简单的身份认证途径。
不过也有人对这种做法表示怀疑。
专家指出，要让民众相信这套系统并且使用并不容易，就像之前政府所建立的其他数据计划（如“我的健康记录”，My Health Record）所面临的挑战一样。
政府的这一法案已经经过数十次修改，自由国家党联盟和右翼中立议员投了反对票。参议院也花费了大量时间讨论支撑该系统的规则和保障措施。
说到会模仿人类说话的鸟类，我们通常会想到鹦鹉、琴鸟，甚至可能是凤头鹦鹉。但其实喜鹊也是一种能模仿周边声音的鸟类之一。
上面的视频就是由莎拉·里斯利（Sarah Riseley）在布里斯班郊区拍摄到的喜鹊模仿急救车叫声的场面。
当时一只喜鹊在阳台上避雨，并尽情地唱歌。它的部分歌声听起来就像一辆救护车拉着长笛在路上呼啸而过。
里斯利女士说她以前从未听过喜鹊发出过这样的声音。
新英格兰大学动物行为学教授吉塞拉·卡普兰（Gisela Kaplan）研究喜鹊的鸣叫已20多年。她在著作《澳大利亚喜鹊：一种不寻常鸣鸟的生物学和行为》（Australian Magpie: Biology and Behaviour of an Unusual Songbird）中指出，喜鹊更擅长模仿周边环境里的声音。
“在节奏、韵律、音量幅度或调制方面，喜鹊比琴鸟更胜一筹，”她说。
“喜鹊不会像琴鸟那样沿着固定的顺序串起模仿的声音，而是以任何可能的方式将自己的歌曲与片段穿插在一起。”
喜鹊还可以像狗一样吠叫，也可以像笑鸟一样发出笑声。
卡普兰教授说，喜鹊通常会模仿其他生物，也包括人类。
“花园里的一只喜鹊曾对我说‘我为你准备了晚餐’，”卡普兰教授说。
“我走进花园，那只鸟对着我的脸重复了这句话，咬字相当清晰。”
ABC中文《头条》仍在更新中，敬请关注！
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的第一个任期充满了不可预测性。
由房地产大亨摇身变为真人秀明星的特朗普在2016年赢下共和党党内总统候选人提名，随后又一举赢得总统宝座，令许多人大跌眼镜。
八年后，现年77岁的特朗普横扫初选季，迅速获得了在今年11月总统大选中再次代表共和党参选所需的代表席位。
而这一次他赢得白宫的机会以及他入主白宫后的计划受到了外界更多的重视。
从向政敌复仇，到大规模驱逐出境令和全面改革公务员系统，特朗普已经释放出信号，让外界一窥如果他获得第二个总统任期，他会怎么做。
历史表明，并非他说的每句话都应按字面意思理解。有时，他似乎乐于发表煽动性言论，然后指责他所谓的“假新闻”媒体断章取义。
但是，作为一位寻求连任的前总统，他在竞选活动中所说的话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和严格的审查。
以下是他自己所说的一些计划，以及这些计划对美国来说可能意味着什么。
特朗普称冤枉了他的人名字可以排出一长串。
他曾公开攻击领导针对他的刑事和民事案件的检察官，称司法部特别顾问杰克·史密斯（Jack Smith）“精神错乱”，称纽约总检察长莱蒂西亚·詹姆斯（Letitia James）是“种族主义者”。
这位前总统还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辩称，他的继任者拜登将司法系统“武器化”来对付他。
他还发誓要任命一名特别检察官来“追捕”现任总统和他所谓的“拜登犯罪家族”。
去年三月，在针对他的四项刑事起诉中的第一项宣布前几周，特朗普对他的支持者说：“他们不是冲着我来的，他们是冲着你们来的。我只是挡住了他们的路。”
“我是你们的勇士，”他接着说。
“我是你们的正义，对于那些被冤枉和背叛的人，我是你们的报应。”
此后，特朗普试图与这些言论保持距离，他在今年一月艾奥瓦州党团选举前告诉福克斯新闻说，他“没有时间进行报复”。
本月早些时候，他在接受美国商业新闻频道CNBC采访时再次试图淡化这些言论。
他说：“人们认为会有报复。
“而我说，不，报复就是取得成功。”
但特朗普的前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John Bolton）认为，报复会“消耗”第二个任期的大部分时间。博尔顿被特朗普解雇，并成为他最响亮的批评者之一。
他对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说：“我认为，几乎所有与特朗普过不去的人都可能成为目标，从最显眼的人到最微不足道的人。
“他会毫不犹豫地动用司法部、国防部和情报界的工具。”
特朗普坚持其关于2020年大选被窃取的不实说法，并在去年年底的一次演讲中承诺要“根除”他所谓的“像害虫一样生活在我们国家范围内、在选举中撒谎、作弊并窃取[结果]的激进左翼暴徒”。
这些措辞被拿来与独裁者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语言进行比较，特朗普的竞选团队斥责这些言论“荒谬”，来自“自我膨胀的人”。
但这位前总统在两个月内两次暗示他将“当一天独裁者”，加剧了人们的担忧。
去年12月，当福克斯新闻频道问及他是否排除为报复目的滥用权力时，他回答说“除了第一天”。
“他说，‘你不会成为独裁者吧？’”特朗普说，他指的是主持人肖恩·汉尼蒂（Sean Hannity）。
“我说，不，不，不，除了第一天。我们要关闭边境，我们要赶人、赶人、赶人。
“之后，我就不是独裁者了。”
特朗普政府前白宫首席副幕僚长艾玛·多伊尔（Emma Doyle）说，她不喜欢这些言论暗示的含义。
但她认为，他将面临与前四年任期一样的宪法限制。
“我不认为美国政府会进行激进的结构调整，试图让自己连任，这些人们真正担心的事情......我不认为这些事情会发生，”她说。
“说到底，美国政治的钟摆摆动方式，几乎所有事情都有可能被推翻。”
在2020年大选失利前两周，特朗普做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举动，让自己对公务员系统拥有了非凡的权力。
他签署了一项命令，将数万名从事政策相关工作的公务员重新分类为“F级”雇员。
这剥夺了他们长期以来的工作保护，使总统有权随时轻易解雇他们。
这项命令从未生效，很快就被拜登撤销。但特朗普承诺将恢复这项命令，并“非常积极地行使这项权力”。
他发誓说，“这就是我如何粉碎深层国家（deep state）的方式”——这是他对他认为腐败的许多政府部门的贬义措辞，这些部门包括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
“我们将通过重要改革，让美国总统可以解雇行政部门的每一位雇员，” 特朗普在2022年的一次集会上说。“深层国家必须也必将被驯服。”
政府专家表示，该计划代表着公务员系统的急剧政治化，经验丰富的专家很可能被政治忠诚者取代。
乔治敦大学公共政策教授唐纳德·莫伊尼汉（Donald Moynihan）说，世界各地的证据表明，这种政治化会降低政府服务的质量，并为其注入不稳定性。
他说：“你可以想象一下，当特朗普上台，比方说将五万名职业官员变成[政治]任命官员，然后说有另一位民主党[总统]试图朝相反的方向摇摆时，会发生什么。
“双方都会任命更极端的人士，在短短的四年或八年时间里将政府推向截然不同的方向。”
去年，特朗普发布了一项10点政策，扩展了他的F附表计划。
该计划认为，“F计划”是为了在缺乏问责制的劳动力队伍中引入问责制，“解雇表现不佳的员工......往往是完全不可能的。”
但该计划还建议对联邦各部门进行彻底改革，将多达10万个工作岗位从“华盛顿沼泽”迁移到“充满爱国者的地方”，并解雇“我们国家安全和情报机构中的所有腐败分子”。
以颇具影响力的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为首，数十家保守派和与特朗普结盟的机构目前正在开展《2025计划》，建立一个数据库，收录多达两万名思想保守的工作人员，供特朗普在政府各部门任命。
传统基金会主席凯文·罗伯茨（Kevin Roberts）对《纽约时报》说：“这个数据库将准备一支经过审核的、训练有素的队伍，从第一天起就开始瓦解这个行政国家。”《纽约时报》将该项目描述为“右翼领英”。
传统基金会在一份长达887页的重塑政府蓝图中进一步详细阐述了这一愿景。该蓝图主张取消重点关注气候保护、种族和性别平等的项目和人员。
例如，在财政部，报告建议与每一位曾经参与过多元公平包容计划（DEI）的官员面谈，除非他们反对参与，否则就打算解雇他们。
这份文件虽然没有被特朗普正式采纳，但在很大程度上与他的政纲一致，其撰稿人包括特朗普的许多盟友、支持者和前官员。
莫伊尼汉教授说，这“可能是特朗普2.0版看起来最详细的蓝图”。
移民问题是特朗普总统任期内的一个标志性问题，也是他2024年竞选活动的一个主要焦点。
民意调查显示，在去年年底越过美国南境的人数创下历史新高后，移民问题已成为许多美国选民最关心的问题。
特朗普的前国土安全部代理部长查德·沃尔夫（Chad Wolf）说：“你会不断看到和听到特朗普总统经常谈论这个问题，因为你猜怎么着，这就是美国人民关心的问题。
“他们希望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特朗普在这个问题上的言论不断升级，他在最近的一次集会上说，如果再次当选，他的首要行动之一就是“阻止对我们国家的入侵，把拜登的非法移民送回老家”。
他辩称（同样没有证据），国外的监狱和精神病院“都空了”。
他还指责移民“毒害我们国家的血液”，这一言论被白宫批评为“与法西斯主义者和暴力的白人至上主义者的荒唐言论如出一辙”。
特朗普承诺恢复一项名为“留在墨西哥”（Remain in Mexico）的计划，该计划迫使数以万计的人在等待向美国当局提出庇护申请期间越过边境返回墨西哥领土。
他承诺恢复所谓的“旅行禁令”，该禁令限制来自五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以及委内瑞拉和朝鲜的旅行，他还发誓要将该禁令扩大到来自加沙的人。
特朗普还承诺终止在美国出生的无证移民子女自动获得公民身份的做法，这是他在第一任期内提出的想法，但并未付诸实施。（目前尚不清楚该计划能否经受住不可避免的法律挑战。）
他还提到了艾森豪威尔时代的一项计划，根据该计划，上世纪50年代约有一百万人被驱逐到墨西哥，这表明他将[在该问题上]更进一步。
他去年在佐治亚州对支持者说：“我们将动用所有必要的州、地方、联邦和军队资源，实施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内驱逐行动。”
曾帮助特朗普制定移民政策的特朗普前高级政策顾问斯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后来表示，这将涉及在“边境附近”建设“大规模集结地”，最有可能是在得克萨斯州。
他对保守派活动家查理·柯克（Charlie Kirk）说：“你在全国各地大规模搜捕非法移民，你必须有地方安置他们。”
“因此，你建造这些设施，然后你就可以说，比方说每天有三次航班飞回墨西哥，每天有两次航班飞回[中美洲]北三角地区，对了，周一和周五是飞回不同非洲国家的航班。”
拜登的竞选团队批评特朗普的计划是“极端的、种族主义的、残酷的政策”。
拜登总统在2020年的竞选活动中反对他所谓的对手“不人道”的做法，并废除了其中的几项。
但在美国南境问题上，拜登总统面临越来越大的政治压力，他如今将这一局势描述为一场“危机”。
他还推动国会支持一项法案，只要抵达美国的人数超过一定门槛，就暂时禁止他们在美国寻求庇护。
一些移民倡导者指责总统“照搬前任政府”[的做法]，而共和党人（包括特朗普）则认为该法案不够深入，因此未能通过。
这意味着在11月大选之前，移民立法不太可能发生变化。
特朗普在其第一任期内有机会任命了最高法院的三位大法官，从而改变了法院的政治平衡。
保守派占多数的法院推翻了“罗诉韦德案”，该案几十年来确保了美国全国范围内的堕胎权。
该判决将权力交还给各州，促使一些州禁止堕胎，并导致全国各地的法律错综复杂。
在许多方面，特朗普已经在这一领域向他的支持者们献上了大奖。
去年，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在经历了50年的失败之后，在没有人甚至能够接近[成功]的情况下，我终于扼杀了‘罗诉韦德案’。”
“如果没有我，反堕胎运动就会一直失败下去。”
自最高法院做出裁决以来，生育权一直是全美激烈争论的话题。
一些妇女认为，她们的生命受到威胁，因为在得克萨斯等州，她们被拒绝紧急状况堕胎。
今年二月，阿拉巴马州的一家法院裁定冷冻胚胎可被视为儿童，这为“罗诉韦德案”被推翻之后的生育权之争开辟了一条新战线。这促使几家试管婴儿诊所关闭，直到该州通过一项法律保护它们免于承担法律责任。（特朗普是呼吁该州保护试管婴儿使用权的知名共和党人之一。）
美国最高法院目前也正在考虑对一种堕胎药物的批准提出质疑，这甚至会影响到进步州的堕胎机会。
但事实证明，堕胎禁令很难被选民接受，民主党人正在就这一问题展开激烈的竞选活动。
拜登表示，他希望在联邦法律中保障堕胎的权利，但这需要在国会赢得足够的支持。
特朗普表示，他将支持在[胎儿]15周时全国范围内禁止堕胎（除了强奸、乱伦和威胁母亲生命的妊娠外）。
他曾多次表示，他可以促成对立双方达成协议。
周二，他在一档电台节目中说：“我们会想出一个时间，也许我们能让全国人民在这个问题上团结起来。
“现在的周数，人们一致认为是15周。我正在考虑这个问题......但我会在适当的时候宣布。”
艾玛·多伊尔说，特朗普在这个问题上的个人动机并不像他的前任副总统、福音派人士迈克·彭斯（Mike Pence）那样强烈。
她说：“他相信自己能找到一种方法将双方团结起来。”
但双方的许多拥护者都强烈表示，他们不愿意向对方让步。
特朗普对美国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影响可能会持续到2025年甚至更久，即使他在11月的大选中落败。
他拒绝接受2020年的失败，其后果在美国的政治体制中仍可感受到。在针对他的四起刑事案件中，他被指控企图推翻选举结果是其中两起案件的核心。
联邦检察官杰克·史密斯（Jack Smith）在其中一起案件中称：“他派遣支持者，包括‘骄傲男孩’（Proud Boys）这样的团体前往国会大厦，以达到阻碍国会认证的犯罪目的。他知道这些人很愤怒，他现在称他们为‘爱国者’。”
但特朗普把因1月6日冲击国会事件而入狱的人称为他可能赦免的“人质”，称对他的指控是“虚假的”。
他拒绝停止重复“大选被窃取”的不实说法，民意调查显示，现在约有三分之一的美国人相信这一说法。
特朗普还暗示，今年若选举失利也将是干预选举的结果。
“他们获胜的唯一方法就是选举被操纵，”他本月早些时候在南卡罗来纳州的一次集会上说。“他们操纵了[上次]总统选举，我们不会允许他们操纵2024年的总统选举。”
一些观察家担心，特朗普不断宣扬这些阴谋论可能会在今年大选失利后导致更多暴力事件。拜登的竞选团队说，特朗普“想要另一个1月6日”。
但约翰·博尔顿说，虽然特朗普是一个“如果得不到想要的东西就会一把火烧了房子”的人，但他并不会对民主构成生存威胁。
“我肯定，如果他输了，他会说选举被窃取了......而且会有人试图破坏选举，就像2020年那样，”他说。“但即使坐在椭圆形办公室里，他也无法改变自己败选的现实。虽然我认为可能会有干扰，但我认为它们不会接近我们在2020年看到的动荡程度。”
不过，在周末，特朗普就他认为败选将意味着什么发出了又一个警告。
“如果这次选举不能获胜，我不确定这个国家还会有下一次选举，”他说道，并没有详细说明这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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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国籍与他们被指控的恐怖主义行为有关系吗？许多俄罗斯人可能是这么认为的。
塔吉克斯坦是一个拥有一千万人口的内陆国家，夹在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和中国之间，是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中最贫穷的国家。它以腐败和政治压迫而广为人知，自1994年以来一直在埃莫马利·拉赫蒙总统（Emomali Rahmon）的铁腕统治下挣扎。
据估计，有300多万名塔吉克人生活在俄罗斯，约占塔吉克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处于“客籍工人”的不稳定地位，在建筑业、农产品市场甚至公共厕所从事低薪工作。
虽然俄罗斯人口减少导致其越来越依赖外国工人来满足劳动力需求，但俄罗斯人对中亚和高加索地区本地人的态度普遍是负面的。
这与2015年特朗普臭名昭著地表达美国人对墨西哥人的刻板印象相似：“他们带来了毒品。他们带来了犯罪。他们是强奸犯。”
非斯拉夫人在俄罗斯受到系统性歧视，自2022年以来，他们被不成比例地征召入伍，送往乌克兰前线充当炮灰。
正如我在最近的一本书中所描述的那样，历史上很少有民族像塔吉克族那样在过去百年中的地位急剧下降。
一千多年来，塔吉克人这群讲波斯语的主宰丝绸之路的古代索格底人（Sogdians）的后裔一直是中亚地区的文化精英。
从10世纪被称为新波斯文艺复兴时期开始，塔吉克人的首都布哈拉（Bukhara）作为伊斯兰学习和高雅文化的中心已能与巴格达比肩。一直到俄罗斯大革命时期之前，塔吉克人一直是中亚地区各大城市中担任学者和官僚的主要群体。
中世纪著名的饱学之士阿维森纳（Avicenna）就是塔吉克族人，圣训收集者布哈里（Bukhari）、苏非派（注：伊斯兰教神秘主义派别）诗人鲁米（Rumi）等其他许多人也是塔吉克族人。
但是，作为中亚伊斯兰文明最重要的传播者，塔吉克人被布尔什维克视为过时的社会遗留的代表，而社会主义的目标就是要解决这些过时的社会遗留。
在苏联成立初期对中亚进行的大规模社会和政治重组中，塔吉克人几乎被排除在外。他们历史上的大部分领土，包括著名的撒马尔罕（Samarkand）和布哈拉，都被给予了讲突厥语的乌兹别克人，因为他们被视为更顺从。
直到1929年，塔吉克人才被给予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共和国，国土主要由边缘山区组成，没有任何主要城市中心。
整个20世纪，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都是前苏联中最贫困、最不发达的地区，自1991年独立以来，它也一直保持着这一不幸的地位。
1992到1997年，塔吉克斯坦陷入了毁灭性的内战，苏联时期遗留下来的基础设施毁坏殆尽。从那时起，拉赫蒙就利用再次爆发内战的威胁来维护自己的绝对统治。
来自邻国阿富汗的激进伊斯兰教幽灵为拉赫蒙的镇压政策提供了更多的正当性，而阿富汗的塔吉克族人口数量已经远远超过塔吉克斯坦的塔吉克族人口数量。
今时今日的塔吉克斯坦，即使是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也几乎不可能挣到能让他们过上正常养家糊口的薪水。
由于被体制剥夺了权力且遭受羞辱，他们很容易成为激进的伊斯兰传教士的猎物，这些传教士给了他们价值感和使命感。
再加上收入上的绝望，造就了这一爆炸性的混合物：最近莫斯科袭击事件中的一名疑犯据报告诉俄罗斯审讯人员说，有人承诺他会得到50万俄罗斯卢布（约合5,300澳元）的现金奖励，来实施他被指控的暴行。
在任何地方，正常、理智的人都会对恐怖行为感到恐惧，无论犯罪者如何辩解，长期受苦受难的塔吉克斯坦人民也不例外。
但不幸的是，少数极端分子认为为了金钱或意识形态而丧心病狂地杀戮无辜平民是一种有吸引力的选择，这种情况没有任何减弱的迹象。
俄罗斯可笑地试图将莫斯科袭击事件与乌克兰联系在一起，是在拙劣地转移人们对其与中亚关系后果的注意力。
Richard Foltz是康考迪亚大学（Concordia University）宗教与文化学教授。本文最早发表于《对话》网站（The Conver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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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沙战争期间，两岁的瓦廷·阿斯瓦德（Watin al-Aswad）饱受饥饿的摧残，骨架般的身体上可以清晰看到凸出来的骨头。
面如枯槁，一双大眼睛显得格外突出。 憔悴的面部皮肤紧绷得像一张面具，紧紧地包裹着突起的颧骨。
警告：故事中的细节和照片可能会令部分读者感到不安。
这个曾经快乐健康、蹒跚学步的幼童现在只能躺在病床上，身体虚弱得无法站立，甚至连抬起胳膊都做不到。
“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她会死于营养不良，”她的母亲库卢德·阿斯瓦德（Khouloud al-Aswad）说。
自从去年10月7日，由哈马斯发起的针对以色列南部的袭击导致战争爆发以来，以色列加紧了对加沙的封锁，严格限制了包括食物、水、医疗物资和燃料在内的物资进入加沙。
加沙这块飞地的内部食物来源已经耗尽，里面居住的200多万名巴勒斯坦人主要依靠人道主义援助生存。
但几个月来，实际到达加沙的援助物资仅够满足当地需求量的一小部分。
联合国官员指出，以色列的各种检查、以色列对援助车队的袭击以及以色列杀害加沙警察（护送援助物资的警察）部分阻碍了有效运送援助物资。
一小撮以色列抗议者还经常封锁以色列和加沙之间的凯雷姆沙格姆过境点以及以色列和埃及之间的尼扎纳过境点，以色列当局会在这里检查卡车。
以色列否认阻止援助物资进入加沙。但联合国表示，进入加沙的卡车数量一直在下降。
联合国称，战前每天约有500辆人道主义卡车进入加沙地带。现在平均约为140辆。
当瓦廷躺在病床上哭泣时，她的母亲揉着女儿虚弱的双腿。
在过去的五个月里，这个蹒跚学步的孩子体重减轻了一半，从14公斤减到了7公斤。
而一名健康两岁女童的体重在14.5公斤到18公斤之间。
库卢德心急如焚，担心女儿活不了多久。
“我的女儿正在一点一点地离开我，”她说。
“我等了十年才生下她。[现在]生活非常非常艰难。”
加沙卫生部报告称，加沙至少有27名儿童死于营养不良和脱水。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生活在加沙地带的北部，正是库卢德和瓦廷曾经生活的地方。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称，在以色列进攻期间，加沙已有超过13,000名儿童丧生。
为了向加沙提供更多援助，美国正在建造一个临时浮动码头，为食品和其他物资开辟一条海上通道。
然后，卡车将把运送到码头的援助物资直接运入加沙地带。
但一些加沙母亲担心，她们的孩子时日不多了。
上周一，联合国粮食机构称在加沙北部“饥荒迫在眉睫”，那里估计有70%的人口面临灾难性的饥饿。
与此同时，世界粮食计划署公布了其综合粮食安全阶段分类（或称 IPC）的最新结果，这是一个估算饥饿危机规模的国际评估标准。
世界粮食计划署报告说，加沙几乎每个人都在为获得足够的食物而苦苦挣扎，加沙北部约有21万人处于第五阶段，即最高阶段，也就是灾难性饥饿状态。
当库卢德在手机上找到战前女儿微笑的照片时，她的情绪变得激动起来。
然后，她转向瓦廷，撩起她的衣服，露出她突出的肋骨和瘦骨嶙峋的膝盖。
这位母亲说，她辗转于多家医院，希望为女儿寻求帮助。
她说：“我女儿以前能走路、微笑、说话、跳跃，现在却像瘫痪了一样。”
“我们的处境比战争和以色列人的炮击还要糟糕。作为人，我们几乎死了。我们没有活路。”
在加沙北部，人们对饥荒的担忧尤为严重，由于战火，援助卡车很难抵达那里。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称，加沙地带北部的局势正在迅速恶化，严重营养不良的儿童人数在一个月内增加了一倍。
该组织称，营养筛查发现，加沙北部两岁以下儿童中有31%患有急性营养不良，高于1月份的15.6%。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主任凯瑟琳·拉塞尔（Catherine Russell）说：“加沙这场灾难性的儿童营养不良危机的发展速度令人震惊，但在几英里之外的地方就有急需的援助物资。”
“我们曾多次努力试图提供更多援助，我们也曾多次呼吁解决几个月来面临的通行困难。”
“然而，儿童的处境却日益恶化。不必要的限制阻碍了我们提供救生援助的努力，而这些限制正在让儿童付出生命的代价。”
人权观察组织和欧盟指责以色列蓄意限制对加沙的援助供应，并将饥饿作为一种战争武器，但以色列对此予以否认。
联合国称，二月份，联合国向加沙需要协调的地区派出的援助团中有40%遭到拒绝或阻碍。
在加沙北部的卡迈勒·拉德万医院（Kamal Radwan Hospital），医生拉米亚·阿布·塞夫（Ramia Abu Seif）在儿科病房里走来走去，那里的大多数儿童都患有营养不良和脱水症。
她告诉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卡迈勒·拉德万医院每天都有三四名儿童死亡。”
“医疗状况日益恶化。我们担心会发生重大的医疗灾难。”
阿布·塞夫医生指着两个并排放在保温箱里的婴儿，他们的小手被绑在一起放在胸前。
她说，这两个婴儿没能活下来，又是因两个营养不良和脱水死去的无助受害者。
自去年12月以来，联合国各机构一直在警告加沙发生食物匮乏的危险。
至少四分之一的家庭正面临食物匮乏，饥饿、死亡、贫困和极其严重的急性营养不良等问题十分普遍。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报告称，加沙所有地区普遍存在身体虚弱这种致命的营养不良。
该组织还称，加沙地带所有33.5万名五岁以下儿童都面临严重营养不良和可预防死亡的高风险。
人们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着一幅幅骨瘦如柴的照片，鲜明地警示着加沙日益恶化的人道主义状况。
许多饥饿难耐的家庭现已离开北部，带着孩子前往加沙南部的医疗中心，因为那里可以获得更多的援助。
阿尔玛·哈比卜（Alma Habib）不得不逃离北部的家，一直住在埃及和加沙边境城市拉法（Rafah）的帐篷里。
自战争开始以来，她11个月大的儿子法德（ Fuad） 的体重也下降了一半，只有5公斤了。
她说：“我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我们以前把他照顾得很好，但自从战争开始后就变了。”
她说，她的家人现在只能依靠慈善机构或任何进入加沙这块飞地的人道主义援助。
“我们吃他们分发到帐篷里的任何援助箱里的东西，但援助并不是一直都有的。
“我们有时会借钱，然后想办法买吃的。”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说，已经在分发即食食疗食品和婴儿配方奶粉，以及含铁和其他营养物质的补充剂，以帮助治疗急性营养不良病例。
但该组织表示，尽管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但运往加沙的物资仍不足以满足该地区的迫切需要。
作为世界上最受瞩目的一名女性，凯特王妃正在公众关注中与癌症抗争。在长达十多年不断的媒体关注之下，她恳请保留一些私人空间。
在她发布的个人视频中，她坦诚地公布了自己罹患癌症的消息，同时她也恳求公众不要探究她的隐私，也不要过于关注她三个年幼的孩子——乔治王子、夏洛特公主和路易王子。
近二十年来，凯特王妃始终是人们热议的话题。她的容貌、身材、穿搭、恋情、怀孕，乃至如今罹患癌症，无一不是公众讨论的焦点。
自2004年凯特与威廉王子的恋情曝光后，她的形象就成了王室媒体和小报媒体赚钱获利的宝藏。
BBC王室记者肖恩·考夫兰（Sean Coughlan）评价道：“在日益老龄化的王室家族中，凯特王妃无疑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她的照片频繁登上电视、报纸和网络，不仅提升了王室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也为媒体带来了大量受众和收益。
在数字媒体时代，人们对王室图像、信息和内幕探究的需求只增不减。
然而，对于罹患癌症的人而言，这段时期绝非什么高光时刻，而是充满了艰辛和挑战，需要的是远离全世界的关注。
凯特王妃在许多重要的个人时刻都出现在镜头前：大婚之日、怀孕期间、分娩后几个小时……世界对她的每一次亮相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评价。
她遭受过人格侮辱、性别歧视，甚至是完全捏造的不实报道 —— 为此，她在接受癌症治疗期间，特意出镜澄清，避免虚假信息的散播。
一些专栏曾对她的身体进行了恶意评论，对她怀孕和产后的恢复情况进行了挖地三尺的分析，甚至有人试图获取她的私人医疗记录。
尽管公众对凯特王妃隐私被侵犯表示同情，但这种同情往往持续时间不长。一些人认为，作为权贵阶层公众人物，隐私遭到侵犯是理所应当的代价。
王室明确表示，凯特王妃对隐私的要求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保护三个孩子，并尽可能多地陪伴他们。
今年1月，凯特王妃因接受重大腹部手术而暂停公开露面，然而公众对她的尊重和同情却十分有限。
在她从镜头前消失约六周后，狗仔队开始持续追踪拍摄她的照片，网络和媒体上也开始出现歇斯底里的声音。
王室表示，在宣布手术成功后，将不会对她的健康状况进行后续披露，但这并未能阻止人们对信息的狂热探寻。
几周内，各种阴谋论充斥着互联网，例如“凯特去哪了？”、“凯特已经去世”、“王室杀害了凯特”、“凯特的替身被曝光”等话题成为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话题。
为试图平息舆论猜疑，王室发布了一张经过编辑的凯特和三个孩子的照片，但弄巧成拙，王室因此承受了更大的压力，被要求公开凯特的详细病情。
尽管有人表示这种要求源于对未来王后的关心和爱护，但也反映出许多人对凯特王妃身体健康和个人生活拥有所有权的心态。
如今，她宣布确诊癌症的消息震惊了世人，同时也改变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王室表示，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原本打算等到复活节假期再向全世界公布消息，这样孩子们就不会在学校期间受到影响。
“现在回头来看，一切似乎就不一样了，很多人从原来的伸脖子探寻窥视，到得知事情真相后震惊得缩了回去，”考夫兰先生在其为英国广播公司撰写的一篇文章中说。
“我很愤怒，我们让这样一个女人成了‘靶子’和‘谈资’，” 王室记者金斯利·施菲尔德（Kinsley Schofield）在接受Talk TV采访时说。
王室希望通过这段个人视频，呼吁公众给予这位接受癌症治疗的年轻母亲应有的尊重、尊严和安宁。
X公司（前身Twitter）首席执行官呼吁为凯瑟琳提供更多隐私，尽管该平台上充斥着大量虚假谣言。
“凯特王妃以其标志性的优雅传递了一条勇敢的信息。她要求保护隐私、保护她的孩子，让她继续接受抗癌治疗（而不是无休止的猜测），这似乎是一个值得尊重的合理要求。”琳达·雅卡里诺（Linda Yaccarino）在x上写道。
独立电视台王室编辑克里斯·希普（Chris Shipp）在诊断结果公布后说：“凯特现在已经提出了要求并可以期待得到她一直要求的隐私。”
然而，过去几个月的情况表明，公众和媒体的良好意愿不会持续太长时间。
肯辛顿宫表示，在医疗团队批准之前，凯特将暂别王室职责一段时间，但当她感觉良好时，可能会参加一些公共活动。
未来几个月，英国小报很可能会找借口刊登凯瑟琳的照片。
这些照片几乎肯定不是现年42岁的凯特希望公开的。
对于王室来说，如何在满足公众对信息的无尽渴求，又尊重凯瑟琳的治疗和隐私，同时平息数字时代的猜测之间取得平衡，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英国公众目前表达了良好的祝愿和支持，并且似乎一致认为凯瑟琳应该得到她所要求的空间。
但问题是，这种克制会持续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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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普京二十多年前开始统治俄罗斯以来，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
在上周五至周日举行的总统大选中，71岁的普京以近90%的选票获胜，他将在俄罗斯最高职位上再干六年。
虽然许多西方观察家认为这次选举存在舞弊行为，但这几乎不会撼动克里姆林宫，普京自1999年以来一直巍然屹立于此。
但是，随着人口的减少、对乌克兰的持续入侵以及在国际上日益孤立，俄罗斯的未来远非一片坦途。
以下是在普京下一个任期中预计会发生的三件事。
莫斯科和基辅的言辞很明确：乌克兰战争不会很快结束。
但随着伤亡人数的增加，一些专家预测俄罗斯将再次开始强行征召平民入伍。
这种做法在战争期间已经有过一次，且极不受民众欢迎。普京于2022年9月，即入侵开始七个月后，签署了一项法令来实现征兵。
这引发了全国各地的抗议活动，这在俄罗斯非常少见，几十名男子逃往国外，以避免被征召入伍。
许多被征召并派往前线的人员在网上吐槽他们的训练和装备。
第一次动员持续了大约一个月，30万人应征入伍。在那之后，国防部长绍伊古表示，“没有计划采取进一步措施”。
但从法律上讲，允许俄罗斯开始征召平民的框架从未被废除，这意味着普京可以下令再次下动员令。
在选举后而不是选举前宣布这样一个不受欢迎的举动在政治上是合情合理的，即使投票是被操纵的。
有迹象表明，这一举措即将到来。去年年底，普京下令将俄罗斯军事人员的上限增加到220万人，其中包括132万名军人。普京上一次要求如此增兵是在2022年8月，也就是他首次动员前一个月。
俄罗斯国防部还着手减少可令人免征入伍的疾病种类。
虽然自战争开始以来的确切伤亡人数仍不清楚，但去年12月提交国会的一份美国解密文件估计，自入侵开始以来，约有31.5万名俄罗斯军人伤亡。
令普京更加头疼的是，外界呼吁将2022年动员令下应征入伍的幸存士兵轮换退役。
法律上并没有要求他这样做，但一场由应征士兵的妻子和母亲参加的抗议运动正在不断壮大。对她们进行任何镇压都会不得人心。
堕胎在俄罗斯很普遍，但去年，一些地区开始收紧相关规定，将“胁迫妇女”终止妊娠定为非法行为。
虽然堕胎仍然合法，事实上俄罗斯在这方面的法律一直相当宽松，但当局将从今年9月开始限制用于终止妊娠的药物销售。
一些私人诊所已经完全停止为堕胎提供便利。
这种更加保守的新做法似乎有两个驱动因素。
首先是意识形态，反映了俄罗斯东正教对克里姆林宫的影响。
去年12月，该教会宣布了自己的立场，即任何形式的堕胎，无论何时，都等同于谋杀。
第二点是实际问题： 俄罗斯的人口正在减少。
俄罗斯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1年俄罗斯人口减少了100万，而这一年正是莫斯科士兵在入侵乌克兰期间开始被杀的前一年。
德国数据公司Statistia也表示，俄罗斯人口在这一年有所下降，尽管降幅较小。
图表：普京面临的俄罗斯人口问题
今年1月，普京总统在一次演讲中称“拥有更多的大家庭对我们很重要”（在俄罗斯，官方定义大家庭为拥有三个或以上孩子的夫妇）。
据估计，2022年俄罗斯有超过50万例堕胎，普京称之为“一个严重的问题”。
一些人认为这个数字被低估了，因为并非所有的终止妊娠都是通过官方渠道进行的。
2000年，普京直接谈到了这个问题，他甚至说国家的“命运”取决于一件事：“我们有多少人以及我们将有多少人。”
但在他的统治下，这个数字已经倒退了。据俄罗斯政府估计，2023初，俄罗斯人口为1.464亿，这个数字包括了克里米亚的约250万人口，克里米亚是俄罗斯自2014年以来非法占领的乌克兰领土。
2022 年，普京签署了一项命令，表彰生育了10个以上孩子的妇女，她们将被授予“英雄母亲”奖，并获得100万卢布（约合1.65万澳元）的奖励。
这一切都表明普京在继续打压妇女的生育权。
即使在入侵乌克兰之前，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也在恶化。但情况越来越糟，而且不仅仅是因为战争。
普京对待阿列克谢·纳瓦尔尼等政治反对派的做法遭到了西方领导人的谴责。俄罗斯主要反对派领导人纳瓦尔尼今年早些时候死于狱中，年仅47岁，他被判入狱20多年，但他称自己被指控的罪名纯属捏造。
他是最新一批被监禁或杀害的持不同政见者和政治对手。
纳瓦尔尼的死引起了包括美国总统拜登在内的外国领导人的强烈抗议，拜登亲自将此事归咎于普京。
美国人将于今年11月前往投票站参加总统选举，人们普遍预测这次选举将是一场激烈的角逐。
普京已经表示希望与拜登合作，而不是他的挑战者特朗普。
这导致拜登在上个月的一次筹款活动上将普京形容为“疯子”，而俄罗斯总统则认为此举很“无礼”。
还有就是核武器。2023年2月，普京在国情咨文讲话中宣布暂停加入与美国签署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该条约限制了两国部署洲际核武器的数量。
同年晚些时候，普京还拒绝出席在印度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峰会，外界普遍认为世界各国领导人会在该峰会上斥责普京在乌克兰的持续战争。
事情还有可能变得更糟。
上周，普京总统告诉国家媒体俄罗斯第一频道（Rossiya1）和俄罗斯新闻社（RIA Novosti），他准备好使用核武器，如果俄罗斯受到威胁的话。
普京已开始对该国的核储备进行现代化改造，去年10月份，他在索契发表演讲时透露了更多有关试验性“布列维斯特尼克”核导弹的细节（如果该导弹研制成功，其射程可达到澳大利亚）。
普京还在演讲中暗示，俄罗斯可能自1990年以来首次恢复核导弹试验，这将意味着在遥远的地方引爆一枚它知道能起作用的武器。
西方与俄罗斯的关系正处于冷战以来的最低点，但在普京的下一任期内，双方关系仍有继续下滑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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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伦德拉·莫迪是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之一，但他的大部分生活却蒙上了一层神秘面纱。以下这些不为人知的篇章讲述了真实的故事。
莫迪一家聚集在家乡印度古吉拉特邦最豪华酒店的草坪上，参加家族侄子的订婚仪式。
时间是2023年10月。树上挂满了五颜六色的彩灯，花园里摆满了自助餐桌，身着库尔塔绸的男人和身着纱丽的女人边吃边聊。
但在这场家庭盛会中却少了一个关键人物：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家的领导人，莫迪的工作是繁忙的，但印度人的婚礼是一件重要的家事，即使是社会最精英的成员通常也会抽出时间参加亲戚的婚礼。因此，莫迪的缺席引人注目。
莫迪并非完全回避婚礼。几年前，他出席了宝莱坞明星普里扬卡·乔普拉（Priyanka Chopra）和音乐家尼克·乔纳斯（Nick Jonas）的婚礼。
他在与数百万Instagram粉丝分享的一张与这对新人的合影的照片说明中写道：“祝你们婚姻生活幸福美满。”
印度精英阶层的婚礼通常奢华到西方国家闻所未闻的程度。
碧昂丝和蕾哈娜在印度首富穆克什·安巴尼（Mukesh Ambani）子女的婚前庆典上表演节目，安巴尼是莫迪的私人朋友。
然而，就在莫迪的家人在一个宾客不多的低调派对上庆祝侄子订婚的时候，莫迪正在为一个重要的媒体时刻做准备：他将在以自己名字命名的体育场亮相板球世界杯决赛。
在数亿印度人的注视下，许多分析家认为莫迪寄希望于印度队的这场胜利来推动他的竞选活动。这或许可以部分解释他为何缺席这一重要的家庭活动。
自从莫迪十几岁时意外离家出走后，他与家人的关系就一直很不融洽，只有母亲除外，他的母亲已于2022年去世。
尽管莫迪与家人关系相对疏远，但他经常谈起自己卑微的出身。
他对自己的形象管控得很严格，小心翼翼地避免破坏每一个精心制作的让他走上了巅峰的故事。
印度记者马尼莎·潘德（Manisha Pande）说：“莫迪身上有一种近乎神秘的色彩，这种民间传说可以延伸到他的童年。”
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是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之一，但除了他选择分享的成长经历外，公众对他的背景知之甚少。
在他的领导下，印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莫迪使印度成为一个受到西方称赞的强大的地缘政治参与者，并使印度与澳大利亚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
他向普通印度人灌输了一种赋权意识，为数千万人提供了住房和厕所，这些福利政策提高了他的支持率，使他成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领导人之一。
他的民族主义立场导致了有利于印度教这一印度多数群体的政策，而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等民主支柱却受到了威胁、破坏和侵蚀。
他变得如此得人心，很有可能在今年的印度全国大选中获胜，从而罕见地第三次连任，执政时间长达15年。
莫迪的一生有许多神话传说，这些神话传说增强了他的吸引力。他说自己曾给父亲当过卖茶的小贩，还曾徒步穿越整个国家希望成为一名僧侣。
他一直试图对自己生活中的某些部分保密，比如他在十几岁时就放弃了的包办婚姻。
莫迪讲述的关于他人生的故事使他在世界舞台上异军突起，但必须分清哪些是事实哪些是虚构，才能了解他将把印度带向何方。
瓦德纳加镇（Vadnagar）上的每个人似乎都姓莫迪。
大多数人尽管都住在总理莫迪的家乡，但他们与这位总理并无血缘关系。但西玛尔达斯·马德瓦斯·莫迪（Syamaldas Madhavas Modi ）视这位印度领导人为兄弟。
西玛尔达斯年幼时母亲去世，于是他搬到纳伦德拉·莫迪家和后来的这位印度总理、他的父母和五个兄弟姐妹一起居住。
“我们经常在村里放风筝、玩游戏。纳伦德拉·莫迪非常聪明，”他深情地说。
“我们家里没有任何设施。我们经常到外面去上厕所......很难弄到水，所以我们会去湖边洗澡。”
莫迪年少时的家坐落在一条狭窄的水泥巷子里，这里的房屋被刷成柔和的颜色，像排屋一样一幢幢紧密挨着。
这座一层楼的狭长房子有一扇大木门，位于瓦德纳加的边缘，瓦德纳加是一个环湖而建的古朴小镇。
莫迪的父亲达摩达斯（Damordas）是当地火车站的茶贩子。
对许多印度人来说，喝茶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印度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火车网络。
瓦德纳加火车站没有什么变化。乘客一家子一家子走过车站入口处的粉红色柱子，聚集在车站宽阔的站台上，开始他们重要的旅程。
莫迪经常提到和父亲一起在铁路摊位上工作。
“我出生在一个非常贫穷的家庭。我小时候经常在火车车厢里卖茶。我的母亲曾经在别人家里洗器皿和做低贱的家务活来谋生，”他在2015年接受美国《时代周刊》采访时说。
“我非常近距离地看到了贫穷。我生活在贫困之中。小时候，我的整个童年都沉浸在贫困之中。”
要想理解莫迪作为茶贩子儿子的故事为何能引起印度14亿选民的共鸣，就必须了解印度的政治历史。
自独立以来，印度主要由一个家族统治，即首任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及其后代。尼赫鲁和继承他的衣钵的女儿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都是家境优渥、口讲英语的大学毕业生。
莫迪传记作者、资深政治观察家尼兰詹·穆科帕迪亚伊（Nilanjan Mukhopadhyay）认为，纳伦德拉·莫迪则迥然不同，他与普通印度人的关系更为亲近。
“他出身于一个非常贫困的家庭，这一点实际上已经被大篇幅地讨论过了。莫迪先生也对此大肆宣传，因为这让人觉得他是个局外人，不属于印度精英阶层，”他说。
“但他的父亲有足够的钱确保莫迪先生和他的兄弟们上学。上学[意味着]他没有在其他地方工作。”
穆科帕迪亚伊说，这些关于莫迪给火车乘客送茶的故事和图片“被严重夸大了，主要是因为向印度公众推销这些是很不错的点子”。
瓦德纳加的一些当地人对莫迪在成长过程中常为父亲工作提出异议。
在2021年疯传的一段视频中，莫迪的弟弟普拉赫拉德（Prahlad）说，纳伦德拉·莫迪一直在夸大他作为一名孤独茶贩的成长经历。
“纳伦德拉不是一个人卖茶，我们兄弟五人，我们都卖过茶。因此，纳伦德拉应该被称为茶贩之子，而不是茶贩。这是记者们的错误，”他说。
虽然人们对卖茶小贩的故事提出了质疑，但每个人似乎都赞同莫迪的意志力、雄心甚至固执，所有这些品质将他推向了领导位置。
西玛尔达斯还记得莫迪是如何站起来在全班同学面前“支配”他们的老师的。
“他一直都是这样的人。如果他想做某件事，那他就一定会去做。他一旦下定决心，就不会受任何人的影响，”他说。
“即使在今天，他也不会受任何人影响。”
上世纪60年代的一天放学后，莫迪和他的朋友钱杜巴伊·奇曼拉尔·拉米（Chandubhai Chimanlal Rami）在玩一种叫做“维特拉符咒”的游戏，用棍子打斗。
钱杜巴伊说：“我至今还记得和莫迪玩的那个游戏......那个游戏可以撕裂你的皮肤，甚至让你的手流血。”
他们当时是在印度教右翼组织RSS的当地分部玩的，RSS的志愿者在莫迪八岁时就招募了他。
钱杜巴伊回忆说，他在比赛中犯了一个错误，让莫迪受了伤。
“于是，他也开始用这个错误的方式进行攻击，这也伤到了我，”他说。
钱杜巴伊认为这是一个痛苦但必要的教训。
“他这样做让我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这也帮助我更好地做好准备，增强了我的意志力，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据估计，RSS有600万名成员，分布在68,000个分支机构中，据信是世界上最大的极右组织。
研究印度教右翼的法国科学大学著名学者克里斯托夫·贾夫雷洛（Christophe Jaffrelot）说，与许多意识形态组织一样，RSS招募儿童来扩大其支持者基础。
他说：“你可以塑造或重塑他们的心理。”
“在RSS的分支机构中，年轻男孩被游戏所吸引......他们没有意识到，家人也没有意识到，至少在一开始，意识形态的内容通过这些游戏和分支机构的氛围渗透进去。不言而喻，这是开展群众运动的好方法。”
经过几个月的请求，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获得罕见的机会进入一个RSS分支机构，那里的运作方式与几十年前莫迪小时候经历的类似。
在严寒的冬天，当太阳升起时，十几名年轻人升起一面与印度教有关的橘红色的旗帜。
对许多RSS志愿者来说，关注印度教是吸引他们前来参加的一个原因。
“我加入RSS是因为我对印度教思想感兴趣，”一位名叫安比卡（Ambika）的RSS成员说。“这让我感到很满足，因为我在为社会和国家做贡献。”
在这个分支机构，成员们进行集体练习，其中许多涉及武术。他们高呼鼓励爱国主义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口号，如“印度母亲万岁”和“崇拜你的祖国”。
尽管演习很激烈，但气氛却很欢乐。
“我们是印度教徒，我们是这片土地的一部分，我们在这里生活了数千年，因此，我们祖先发展起来的知识传统都属于我们，”RSS高级成员拉杰尼什（Rajneesh）说。
当被问及其他宗教的信徒时，他说：“我们欢迎所有来到印度的宗教。”
拉杰尼什驳斥了关于RSS利用游戏向年轻追随者灌输思想的说法，他说，这些活动鼓励纪律和团结。
“如果你必须为社会工作，你就必须身体健康。如果你身体不好，怎么能为社会工作呢？”他说。
对体力的关注令许多研究人员认为RSS是一个准军事组织，而其成员对此予以否认。
但在2018年，RSS首领莫汉·巴瓦特（Mohan Bhawat）表示，该组织可在“三天内”就准备好一支军队为印度而战。
RSS一直是莫迪在政治上崛起的核心。他将其描述为一个“致力于印度社会和文化复兴的社会文化组织”。
这种描述绕开了近100年前RSS创始人制定的明确且直接的目标：使印度成为一个强调印度教的社会。
印度宪法规定印度是不受教规约束的国家，虽然印度绝大多数人信奉印度教，但也有两亿多人是穆斯林，还有数千万人信奉其他宗教，包括锡克教和基督教。
虽然与会成员措辞谨慎，但RSS创始人的言辞却更为直接。
“[印度的]非印度教徒必须接受印度教文化和语言，并尊重印度教。除了美化印度教种族和文化的思想外，他们不得有任何其他思想，”RSS创始人高尔沃卡（M S Golwalkar）说。
印度教权利研究者贾夫雷洛说，“在意识形态方面，RSS与纳粹德国的民族主义、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有相似之处”。
众所周知，RSS成员以其意识形态的名义诉诸暴力。
1948年，该组织的一名成员暗杀了印度独立领袖圣雄甘地。几十年后，一个由政府任命的委员会发现，RSS应对在贾姆谢德布尔制造有利于骚乱的气氛负责，那次骚乱造成79名穆斯林和25名印度教徒死亡。就在2018年，RSS成员还参与了比哈尔邦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暴力冲突。
但RSS始终否认自己引发了宗教骚乱，并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该组织在几次自然灾害后协调救援的努力。
在印度新冠危机期间，该组织为医院中成千上万的印度人提供氧气瓶和药品，同时帮助家庭火化亲人，因此受到称赞。
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莫迪在RSS中步步高升，成为其主要组织者之一。
作为总理，莫迪没有主动宽恕或谴责归咎于RSS成员的暴力行为，但他的政府颁布的一些法律被批评者认为迫害宗教少数群体。
这些法律包括取消印度唯一一个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克什米尔的自治权；通过一项法律，只允许来自附近国家的非穆斯林移民获得公民身份；在一座古代清真寺被拆毁的地方开放一座印度教寺庙，称那里是一位重要神灵的诞生地。
“莫迪的政治基于RSS的议程，意识形态是相同的，” 贾夫雷洛说。
“在治安团体的帮助下，穆斯林被莫迪政府排挤为二等公民。如果没有像他这样的领导人，RSS组织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
虽然莫迪的某些政策遭到了批评，但他仍然非常受欢迎，研究表明他始终吸引着选民。
莫迪总理为自己政府的政绩进行了辩护，例如，他认为政府为动荡不安的克什米尔带来了正常秩序。
莫迪在2019年为公民法辩护时说：“如果我所做的任何事情中有歧视的味道，那就把我放在全国人民面前。”
RSS坚称自己只是一个文化组织，并不支持政客。
但与莫迪一样，RSS高级成员也经常转投莫迪总理的政党——印度人民党（BJP）。
1951年，RSS成员创建了一个政治部门，该部门最终与其他政党合并，成立了印度人民党。
“RSS不是一个政治组织，我们只相信培养人。但纳伦德拉·莫迪做得很好，” 拉杰尼什说。
“作为一名公民，我认为那些希望印度发挥领导作用的人应该支持纳伦德拉·莫迪。因此，作为公民，投票是我的权利，所以我会投他一票。”
上世纪60年代末，纳伦德拉·莫迪朋友圈里的每个人都被家人安排了婚姻。
和莫迪一家一起长大的西玛尔达斯说：“所以他的家人帮他安排了一桩婚姻，担心以后很难找到新娘。”
当时约18岁的莫迪与新娘贾舒达本（Jashodaben）和他们的家人坐在屋子里，举行了一场传统的宗教婚礼仪式。
印度的种姓制度是一个复杂的等级制度，不同的群体源于他们过去的社会和经济状况。
贾舒达本和纳伦德拉·莫迪的家庭来自同一个种姓——古吉拉特邦的甘奇种姓（Gujarati Ghanchis），传统上这个种姓是植物油生产者，被称为中下层阶级。
按照甘奇种姓的传统，这对夫妇在12岁左右时就举行了订婚仪式，并将在成年后结婚。
但他们最初是在蹒跚学步时就被父母许配给对方的，莫迪直到后来才知道这件事。
虽然印度的婚姻越来越保守，但当时古吉拉特邦的大多数人都严格遵守同一种姓内结婚的规定。
婚后，妇女通常会被送到丈夫的家中。
近年来，对印度家庭的调查发现，大多数印度人都有包办婚姻，其中大多数人都很幸福。
但在上世纪60年代，纳伦德拉·莫迪对包办婚姻有不同的看法。
“他完全反对婚姻，” 西玛尔达斯说。
因此，在这对夫妇同居之前，莫迪决定离家出走。
“家里人都沉浸在悲痛中，但他的母亲支持他，希望他能进步。他家里的其他人都很难过，”西玛尔达斯说。
“那段时间，他对妻子说，这也是她的房子，......她可以自由地住在房子里，然后他就离开了家。”
直到本世纪初，很少有人知道莫迪的妻子。
随着莫迪在RSS的职位不断上升，他通过表明自己没有家庭关系来证明自己对该团体及其事业的奉献。
当他开始竞选时，首先是在家乡古吉拉特邦，他年复一年地在表格上将配偶一栏留空。
在竞选演说中，他会说自己是单身。
“我为什么要腐败？为了谁？我身后和身前都没有人，”他在2014年的一次政治集会上说，他用了一个印度短语，意思是他没有家人。
莫迪以“先公后私”为自己的声名打上了烙印，但他也利用一切机会描绘自己亲近孩子。
对一些印度领导人来说，单身是一个卖点。这意味着他们可以展示自己唯一致力的是他们的国家。
圣雄甘地曾发誓独身，现任主要反对党领袖拉胡尔·甘地（Rahul Gandhi）也以单身为荣。
莫迪在去年的一次演讲中说：“我献身于这个国家的人民......我的每一刻都是为了印度人民。”
在一个强调奉献、服务和责任的社会里，这是一个流行的套路。
最终，记者们开始寻找一位听说与莫迪秘密结婚的女教师。
当一位记者最终找到她时，这名女记者对贾舒达本如此简陋的生活感到震惊。
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记者说：“她扎着发髻，你可能一点都不会注意到她，因为她就像村里的其他妇女一样。
“她家的房子是铁皮屋顶和泥墙做的，夏天会很热，而且没有浴室。”
当有关莫迪包办婚姻的新闻报道出现时，他将焦点转移到了别处。
但在2014年竞选总理期间，他被迫依法公开自己的婚姻状态，这是他近50年来首次公开自己的婚姻。
在竞选提名的配偶部分，他不得不写上妻子的名字：贾舒达本·莫迪。
记者说：“因此，这对我们和她来说都是一种胜利，她的名字必须写在那一栏中。”
这件事变成了全国性的丑闻。纳伦德拉·莫迪的弟弟桑巴伊（Sombhai）（十年后莫迪总理错过了他儿子的订婚典礼）为他辩护。
他说这只是形式上的婚姻，这对夫妇从未圆房，贾舒达本·莫迪也证实了这一点。
“纳伦德拉的一生是牺牲的一生，我们必须接受这一点。整个国家都知道他的牺牲，全国人民都知道这一点，”他说。
"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看待四五十年前一个贫困家庭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事。”
尽管反对党对莫迪的秘密婚姻和分居的妻子反对声浪强烈，但莫迪还是以压倒性优势赢得了2014年的大选。
不久之后，贾舒达本·莫迪告诉路透社记者，她每天都被武装保镖包围，她还得为他们做饭。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公开说过话。
现年72岁的贾舒达本·莫迪已从教师岗位上退休。
她成长的古吉拉特村庄由几条小街组成，中间围绕着一座棕色的石头建造的印度教寺庙。
通常，在印度的小村庄里，当地人都愿意给人指路，但在这里，他们并不情愿。
有些人说她已经搬到附近的镇上去了。有几个人拒绝提供关于她下落的任何信息，但有一位妇女终于承认见过她： “她是个好人，在当地医院帮忙。”
贾舒达本现在和她的兄弟住在一起。在最终找到他的电话号码后，我们给他打了一个电话。
他接了电话，但想知道我们在采访他姐妹时会问些什么。她似乎在后面偷听我们的谈话，但告诉他她不想见任何记者，也不想与任何记者交谈。
在莫迪确认了她的身份后，贾舒达本试着开始在公共活动中发言。她甚至对记者说，如果莫迪总理打电话联系，她愿意和他一起开始新生活。
当宣布她将在一个莫迪粉丝俱乐部举办的活动上发言后，这个会议被取消了。
当她试图申请护照时，却因为无法出示结婚证而被拒绝。
这位匿名记者说：“莫迪选择将他生活的这一部分从公众消费和公众视野中剥离，除了在那份选举宣誓书中，他从未承认过她。”
“我觉得这是个被遗弃的女人，她需要属于自己的公正。”
在公共生活中，莫迪没有家庭关系，一心为国，他把自己当作神在人间的代表。
“神让我成为代表印度全体人民的工具。这是一份巨大的责任，”他在今年一月份阿约提亚镇印度教寺庙开幕前，在社交网站X（前身为推特）上说道。
这种说法让人想起他人生中相对不透明的部分，即他十几岁时离开包办婚姻后的那几年。
莫迪说他去了喜马拉雅山，过着僧侣般的弃世生活。他没有任何物质财富，只吃陌生人给他的食物。
“我的生活中没有安逸。我有一个小包，我的一生都在那个包里，”他对传记作者安迪·马里诺（Andy Marino）说。
他说，他学习了印度最具代表性的印度教精神领袖之一斯瓦米·维韦卡南达（Swami Vivekananda）的教义，并前往他的一众修行院想成为一名僧侣。
据说，在两次被拒绝后，在第三家修行院，一位僧侣告诉莫迪，他的命运在别处。就这样，莫迪走上了从政之路。
维韦卡南达修行院的现任僧侣斯瓦米·尚塔特马南达（Swami Shantatmananda）说：“当时在场的伟大僧侣告诉他，他可以接触到更多的群众，因此他的影响力是巨大的。”
“他给这个国家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变化，一场革命的觉醒。”
但并非所有人都相信他。
格里菲斯大学（Griffith University）教授伊恩·霍尔（Ian Hall）是澳大利亚著名的印度问题专家之一。“没有太多的当代证据表明我们确切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他说。
“我估计寺院也没有保留这种互动的记录，所以我们只能看到同情他的传记作者后来讲述的故事。”
斯瓦米·维韦卡南达在19世纪将印度教和瑜伽传入西方。
他在印度乃至全世界都拥有巨大的影响力，部分原因是他的教导，即任何宗教信仰的人都可以通过印度教哲学找到神。
从少年时代起，这位斯瓦米、他的影响和他的教诲就一直影响着纳伦德拉·莫迪的公众形象。2012年，他在推特上连续一年每天引用这位僧侣的话。
霍尔教授说，莫迪与斯瓦米·维韦卡南达的亲缘关系有助于吸引温和派印度选民，而这些选民可能会担心莫迪与极右翼RSS的关系。
“他正在建立一个替代性的......更柔和、更友好、更广泛的人物形象[用斯瓦米·维韦卡南达]作为他的导师和思想灵感。”
“莫迪在这里塑造的形象可以让那些担心他会成为真正强硬派的人放心。”
莫迪叙事的部分天才之处在于，他有能力在许多人眼中成为不同形象。
霍尔教授说：“我曾经认为莫迪是一个非常强硬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后来又认为他是一个更现代化的人。
“现实情况是，莫迪能够同时以所有这些不同形象出现或在不同受众面前出现。”
莫迪被誉为形象管理大师。
尽管他受到从针对宗教少数群体到民主倒退等各种指责，但他还是成功地摆脱了名誉污点。
他还广泛宣传自己在发展印度和将印度推向世界舞台方面取得的成功。
在数字时代到来之前，莫迪会亲自将新闻稿传真给记者，以确保他的言行能够得到快速传播和正面报道。
现在，莫迪在社交媒体上运作得游刃有余，他掌控着自己的报道，他是世界上拥有最多社交媒体粉丝的领导人。
但他的批评者说，莫迪领导下推出的措施严重损害了新闻自由。
去年，莫迪政府禁止了英国广播公司BBC的一部纪录片，这部纪录片批评了莫迪总理在2002年印度爆发的致命宗教骚乱中所扮演的角色。节目播出一周后，税务部门便搜查了BBC在印度的分部。
无国界记者组织警告说，印度的“新闻自由正处于危机之中”，该组织在最近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印度平均每年有三四名记者因工作原因被杀害。
莫迪办公室没有回应ABC无数次的采访请求。
印度记者马尼莎·潘德说：“[我们]有一位拒绝与媒体接触的总理。”
“在主要黄金时段的主播和主要黄金时段新闻中，你看到的是近乎朝鲜水平的服从。”
莫迪总理一直否认他在威胁民主。
“我不是不民主。我曾在德里与250人会面，每人自由讨论三个小时，”他在2019年告诉《印度快报》（Indian Express）。
“我认为，政府的思维以及媒体人的思维都应该是透明的......新闻能否被发布并不是民主制度中唯一的事情。”
莫迪的整个人生都围绕着成为印度领导人而展开，许多人，比如霍尔教授，都说他会不惜一切代价守住这个位置。
“他是终极的权力政客，他只想继续掌权。”
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莫迪将年满73岁。
如果他像大家预测的那样获胜，这很可能是他最后一个任期，因为印度人民党选举候选人的年龄限制为75岁。
莫迪的其他故事仍未确定。但规则是可以改变的。
他儿时的朋友西玛尔达斯说：“只要他还活着，就不会离开总理职位。”
“他就是这样一个强势的人。”
点击ABC Listen收听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七集播客系列节目《寻找莫迪》（Looking for Modi）。
每日新鲜资讯，为您一网打尽！周一至周五ABC中文《头条》展阅愉快！今天是2024年3月18日，星期一。
初步结果显示，俄罗斯现任总统普京在周日（3月18日）举行的俄罗斯大选中以压倒性优势获胜。
根据民意调查机构公众舆论基金会（FOM）的出口民调，普京赢得了87.8%的选票，这是俄罗斯步入后苏联时代以来得票率最高的总统候选人。
普京再次巩固了他对权力的控制，然而这次选举被美国等西方国家嗤之以鼻，称之既不自由也不公平。
现年71岁的普京是前克格勃中校，1999年首次上台执政。这次选举意味着普京将轻松获得又一个六年任期，他也将超越斯大林，成为俄罗斯200多年来任期最长的领导人。
俄罗斯议会在四年前修改了宪法，给予普京个人豁免权，延长了他的任期限制，如果没有这一修改，普京将无法参加今年的选举。
普京的继续执政对于西方来说也意味着在未来的许多年里，无论是在战争还是和平时期，西方领导人都将不得不继续面对一个胆大妄为的俄罗斯。
初步统计结果还显示，共产党候选人尼古拉·哈里托诺夫（Nikolai Kharitonov）以略低于4%的支持率位居第二，新人民党的弗拉季斯拉夫·达万科夫（Vladislav Davankov）位居第三，极端民族主义者、自由民主党的列昂尼德·斯卢茨基（Leonid Slutsky）位居第四。
这次选举距普京下令入侵乌克兰、引发二战以来在欧洲死亡人数最多的战争仅两年多。
而这次为期三天的选举也受到这场战争的阴云笼罩，选举期间乌克兰多次袭击俄罗斯境内的炼油厂，炮击俄罗斯地区，并试图突破俄罗斯边境。
普京最著名的反对者阿列克谢·纳瓦尔尼（Alexei Navalny）上个月突然死于北极的监狱，他的死让反对派失去了最强大的领导人，其他主要反对派人士或在国外，或在监狱，或已死亡。
鉴于普京对俄罗斯的控制以及事实上并没有任何候选人能对普京构成真正的威胁，他的连任没有悬念，但普京也希望借这次投票表明，他得到了俄罗斯人压倒性的支持。
选举官员说，全国投票率为74.22%，超过了2018年67.5%的水平。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说：“鉴于普京先生监禁政治反对派并阻止其他人与他竞选，选举显然既不自由也不公平。”
纳瓦尔尼的支持者呼吁俄罗斯人参加“正午时分反对普京”的抗议活动，以表达对这位被他们称为腐败专制的领导人的不满。
在数万名警察和安全官员的严密安保下，俄罗斯1.14亿选民中有多少人参加了这一示威活动还没有独立的统计数字。
路透社记者看到，中午时分在莫斯科、圣彼得堡和叶卡捷琳堡的投票站，选民尤其是年轻选民的人流有所增加，有几百人甚至上千人在排队。
一些人说他们是在抗议，不过并没有什么明显的标志将他们与普通选民区分开来。
前两天，一些俄罗斯人放火焚烧投票亭，或将绿色染料倒入投票箱，引发了零星的抗议事件。反对者张贴了写有侮辱普京标语的废票照片。
据塔斯社报道，一名男子向俄罗斯驻摩尔多瓦大使馆的庭院投掷了两枚汽油弹；周五，一名妇女向圣彼得堡的一个投票站投掷了自制燃烧弹。
俄罗斯人权组织OVD称，周日在全国20个城市有80人因选举被拘留。
中午时分，位于亚洲和欧洲各地的俄罗斯驻外使领馆的投票站聚集了数百人。纳瓦尔尼的遗孀尤利娅出现在俄罗斯驻柏林大使馆，人们欢呼雀跃，高喊“尤利娅，尤利娅”。
现场排队投票的人很多，她排了六个小时才进入俄罗斯大使馆。据报尤利娅在选票上写下了已故丈夫的名字。
她形容普京是一个“流氓”，并告诉记者“总有一天我们会赢”。
西方将普京视为独裁者和凶手。美国总统拜登上个月称他为“疯狂的混蛋”。海牙国际刑事法院以绑架乌克兰儿童的战争罪指控他，克里姆林宫对此指控予以否认。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日表示，普京希望永远统治乌克兰，“这种模仿选举的做法没有合法性，也不可能有合法性。这个人应该在海牙接受审判”。
德国外交部称普京依靠“审查、镇压和暴力”来维持权力。
至于中国的态度，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月底曾报道，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孙卫东与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鲁坚科举行磋商时表示，在俄罗斯总统选举即将举行之际中方表示坚定支持。
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Penny Wong）与她的长期伴侣苏菲·阿卢阿什（Sophie Allouache）周六在阿德莱德喜结连理。
黄英贤在脸书（Facebook）上发表简短声明表示，“很高兴我们的许多家人和朋友能够与我们分享这个特殊的日子”。
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了解，婚礼在阿德莱德山（Adelaide Hills）一个名为“在手之鸟”（Bird in Hand）的酒庄举行。
总理阿尔巴尼斯和他的未婚妻朱迪·海顿（Jodie Haydon）以及一些工党同事出席了婚礼。
黄英贤与阿卢阿什的女儿12岁的亚历山德拉（Alexandra）和8岁的汉娜（Hannah）担当了花童的角色。
黄英贤发布这一消息后，有数千条消息对她表示祝贺，其中包括澳大利亚内政部长克莱尔·奥尼尔（Clare O'Neil）和技能与培训部长布伦丹·奥康纳（Brendan O'Connor）。
黄英贤与阿卢阿什相识于2007年，但一直没有公开宣布她们已经订婚。
南澳州州长彼得·马利瑙斯卡斯（Peter Malinauskas）没有出席这一婚礼，但向这对新人表示祝贺。
联邦反对党参议院领袖西蒙·伯明翰（Simon Birmingham）也表达了祝福。
“愿她们对彼此的承诺让他们享受充满爱和幸福的一生，并在逆境中获得额外的力量。”
黄英贤于2004年公开其同性恋身份，是澳大利亚第一位公开出柜的女性议员。2017年，澳大利亚历史性全民公投赞成同性婚姻合法化，当时黄英贤激动得掩面而泣，那个画面曾登上世界各大媒体。
无论你是刚进入职场、职业生涯已过半，还是即将退休的人士，了解你的养老公积金（superannuation）的情况则很重要。
人们可以在任何年龄退休。
然而，有资格领取养老退休金（pension）则有官方年龄要求。
这个年龄原来是65岁，目前逐渐上调到了67岁。
以下是澳大利亚政府官网上的规定：
出生日期
领取养老退休金的年龄
1952年7月1日 -1953年12月31日出生者
65岁零6个月
1954年1月1日 - 1955年6月30日出生者
66岁
1955年7月1日- 1956年12月31日出生者
66岁零6个月
1957年1月1日后出生者
67岁
根据澳大利亚养老公积金协会（Association of Super Funds Australia）的数据，在67岁实现舒适退休生活所需的平均养老公积金金额为：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数字是基于假设的：
澳大利亚养老公积金协会定义的“舒适”退休生活是指退休人员能够：
为了实现舒适的退休生活，以下是特定年龄所需的估计养老公积金额度：
年龄
养老公积金额度
23
$5,500
25
$18,500
30
$59,000
35
$101,500
40
156,000
45
$213,000
50
$281,000
55
$361,000
60
$453,000
65
$549,000
67
$584,000
*通过 ASFA养老公积金计算器算出来的估算值
如果你想知道与同龄人相比你的公积金储蓄情况如何，根据澳大利亚税务局2021财年的统计数据，以下是不同年龄段男性和女性的平均退休金额度。
男性养老公积金额度
女性养老公积金额度
18-24
$8,148
$7,328
25-29
$25,981
$23,429
30-34
$56,344
$46,289
35-39
$95,937
$75,785
40-44
$139,431
$107,538
45-49
$190,716
$142,037
50-54
$246,955
$182,167
55-59
$316,457
$236,530
60-64
$402,838
$318,203
65-69
$453,075
$403,038
人们可以登录myGov账户，然后点击链接服务下的澳大利亚税务局 (ATO)，查看您的退休金额度、合并账户以及不活跃账号上的退休金。
要管理ATO在线账户中的退休金，您可以按照以下步骤操作：
澳大利亚人似乎骨子里就有着一种庞然大物情节。澳大利亚各地都有着各类巨型的“大东西”，例如大香蕉、大龙虾和大菠萝。
近来，在昆州又出现一个“大玩意”：世界上最大的美式烧烤烤肉炉，其烤出的肉被国际“烧烤大师”所赞誉。
美式烧烤是一种起源于美国南部的烹饪风格，它与同样名声在外的澳大利亚风格的烧烤不同，美式烧烤在烟熏炉中用木头或木炭间接加热慢煮肉类，例如猪肉、牛肉和鸡肉。
这些肉通常先用香料和酱汁腌制，这样烤出的肉类会带着浓郁的烟熏味。
在布里斯班以西60公里处的普雷兰德（Plainland）的一家金属制造商刚刚完成了这个号称世界最大的美式烤炉，价值三万澳元。
建造者布伦丹·穆林（Brendan Muhling）亲切地将这个美式烤炉命名为“弗兰克坦克”（Frank the tank）。
“弗兰克坦克”长7.5米，从地面到烟囱顶部高约5.5m，用旧加油站油箱的末端和一大块轧制钢板制做而成。烤炉的直径达1.8米，高个子也可以在里面直立。
“弗兰克坦克”的总重量为6.5吨，必须要使用起重机才能移动。
据定制这个美式烤箱的餐厅老板卢克·萨古斯（ Luke Saggus）介绍，这个庞然大物一次可以烹饪150块牛胸肉，相当于一吨的肉。如果是12小时的烹饪，单个火箱就需要消耗约140公斤木材。
“弗兰克坦克”的美式烤肉炉视频在社媒上已经有超过150万次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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