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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亚姆·维斯扎德（Mariam Veiszadeh）在苏联与阿富汗战争中逃离了家乡喀布尔，七岁时作为难民来到澳大利亚，当时的她还是一个“害羞内向的孩子”。
和她的家人一起，维斯扎德女士辗转了包括前南斯拉夫、捷克共和国、德国和印度的多个国家，最后来到了澳大利亚。
“我记得自己得在一个语言不通的新国家安顿下来，必须重新交朋友，”她说。
“逃离迫害和战争的经历为我如今所作的事情埋下了种子。”
维斯扎德女士说，她是在高中时期开始“具有政治意识和社会正义倾向”的，当时伊拉克战争和“911”袭击事件导致仇穆思想（Islamophobia）情绪高涨。
“我看到我的社区，澳大利亚穆斯林社区，被妖魔化了，”她说。
“有人对我说：‘你是阿富汗来的对吧？你们国家要被炸了。’
“我记得当时我无法理解这样的事情，只是突然间意识到了我自己的身份和我自己身份的政治化。”
“我想，这些可能是激发我的倡导工作和对社会正义渴望的一些关键时刻。
“我的生活经历是我很多[工作]的中心。”
在来到澳大利亚30多年后，维斯扎德女士已成为澳大利亚最杰出的社会正义倡导者之一。
她是澳大利亚媒体多元化组织（Media Diversity Australia）的首席执行官、澳大利亚仇穆记录组织（Islamophobia Register Australia）的创始人、屡获殊荣的媒体评论员和公共演说者，在多条战线上领导着文化多样性和包容性的斗争。
昨晚，维斯扎德女士被评为2023年度亚裔澳大利亚人领导力大奖的。
评审团主席杰森·约翰逊（Jason Johnson）表示，维斯扎德女士因“在其职业生涯中表现出的无畏倡导和领导力”而获得表彰。
“玛丽亚姆的影响力非常大，”会计和商业咨询公司Johnson Partners的创始人约翰逊先生表示。
“她发表的TED演讲浏览量超过一百万，她还发表过许多主旨演讲，撰写过评论文章，被皇家委员会邀请作为证人，在许多电视、广播和数字媒体论坛上发言，并为促进文化多样性的研究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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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斯扎德女士说，她小时候参加的高中辩论赛让她获得了自信，并决定从事法律职业。
“我认为法律是可以影响和倡导社会正义问题的职业......我曾想我可以从事人权法方面的工作，”她说。
“但我也非常务实地想，作为这个国家的移民，怎样才能找到工作？所以我[在大学]学习了经济学和法律。”
维斯扎德女士说，由于仇穆思想和种族主义的持续存在，通往法律界的道路并不平坦。
“我当时戴着头巾，明显是穆斯林，”她说。
“我记得自己受到了区别对待，我得申请非常多各式各样的工作，然后才能接到一个职位的回电。”
维斯扎德女士说，她最终在西太平洋银行（Westpac）找到了一份银行和金融律师的工作，但“对人权倡导的向往”从未减退。
“我非常积极地参与社区活动......很多人，尤其是女性，都在面临着歧视或受到言语或肢体虐待，”她说。
“但当时，人们对仇穆情绪知之甚少，甚至不了解这个词。”
2014年，维斯扎德女士在休产假期间创办了仇穆记录组织。
“我觉得需要有人记录下这些事例，并用这些作为推动变革的倡导工具。”
该组织以Facebook主页作为起点，呼吁人们分享自己的经历，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系统性地记录澳大利亚仇穆事件的组织，并开始编写报告，为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信息。
当事件被报告后，该组织会提供支持，如联系心理学家和律师。
维斯扎德女士还开始接受采访，为报纸撰写评论文章，并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自己的看法。
维斯扎德女士说，由于她之后又回到了律师的日常工作中，所有这些工作都是在她“没有空闲时间”的情况下自愿进行的。
“我在做这一切的时候，还没有信心与同事谈论我的身份，”维斯扎德女士说。
“因为当时正值‘911’后的反恐战争时期......澳大利亚穆斯林被严重政治化。
“我觉得比起我这个人本身，人们先看到的是我的头巾。我感觉如履薄冰。
“我觉得自己疑神疑鬼，害怕我的工作不会理解我，当我的社区受到围攻时，我不得不假装自己没有背负这种文化负担。”
维斯扎德女士说，在“无法融合”的“两个版本”的自我中游走是一项挑战。
“我会在午休时间接受[关于倡导工作]的媒体采访，[接着]跟做市场营销的人讲话，给他们提供法律建议。
“我感觉自己过着两种不同的生活。”
但当维斯扎德女士的老板在一次电台采访中听到她的声音时，这两个世界终于“连在了一起”。
“我记得他当时说，‘我非常尊重你所做的一切。你不要觉得自己不能讲。’
“然后他提名我为西太平洋银行有影响力女性。我获奖了。”
维斯扎德女士表示，自己那一刻感到“如释重负”。
“突然间，我能够接受自己的身份了，因为我的工作和老板都在为我的身份喝彩。
“[我想]这就是我，不应该因此感到尴尬，我应该拥抱它。”
但维斯扎德女士说，她反对仇穆情绪的公开倡导带来了“困苦”和一段“非常黑暗的日子”。
她曾在网上遭到新纳粹分子的霸凌，由于死亡威胁，警察必须晚上到她家巡逻，一个可疑包裹也被送到了她家，诸如此类的事情发生过许多。
“当我在TED演讲时，我是唯一一个要他们给我雇保安的人。这就是我所面临的风险程度。
“这真的影响了我。我感到身体不适，精神健康上也有很多问题。这对人的影响很大。”
“但我想这也坚定了我继续与仇恨抗争的决心。
“所以我试图提高人们对它的认识。我想与之正面对抗。
如今，维斯扎德女士仍是仇穆记录组织的主席，她说，随着袭击事件再次上升，该组织的重要性凸显了出来。
“由于加沙-以色列战争，[澳大利亚]的仇穆事件增加了10倍。”
“但我们也意识到，反犹主义也有所增加。”
“在澳大利亚，社会凝聚力在许多方面都受到了无可挽回的破坏，我想我已经准备好站出来引导对话了。”
该奖项评审团的另一位评委、Asialink首席执行官玛蒂娜·莱茨（Martine Letts）说，维斯扎德女士参与了一些大型活动，帮助解决穆斯林社区面临的种族主义问题。
“玛丽亚姆在专业卓越性、对社区的有效贡献以及构建多元文化和谐方面都非常成功，”她说。
2021 年，维斯扎德女士作为澳大利亚媒体多样性组织（Media Diversity Australia）的首席执行官开启了一个崭新的篇章，这家非盈利组织由记者和媒体专业人士领导。
维斯扎德女士说，该组织的目标是让媒体行业“自我检视”，推动建立一个“在视听层面反映澳大利亚”的媒体环境。
这就意味着要让这个并不总是希望自我检视的行业“以之为镜”。
维斯扎德女士说，澳大利亚媒体多样性组织采取了一种“基于证据的路径”，他们支持研究开展，跟踪整个媒体领域的文化多样性。
“我的策略是让每个人都参与进来，因为你没法一揽子推动变革。
“我们不想只讨论媒体，我们要与媒体开展对话。
“我们希望他们成为解决方案中的一部分。”
维斯扎德女士说，在回顾自己的历程时，她经常会想到“开路人”这个词。
“大声说出来、站出来或要求一些东西非常重要。因为这不仅有助于改变你自己的人生，还能帮其他在你之后的人铺平道路，”她说。
“凡是总有第一次。第一个被任命为议员的亚裔澳大利亚人，第一个成为高等法院法官的女性。
“这些人所做的就是开辟一条道路，他们铺平了一条没有先例的道路，然后其他人沿着他们的足迹往前走就容易了。”
但维斯扎德女士说，每个人“都有自己成为倡导者的方式”。
“有些人会像我一样冒着巨大风险，让自己置身其中，有些人则会以自己的方式默默地做这件事。
“我经常想到自己的孩子。我会想，哪怕其他事情放一边不谈，或许我已经让孩子们的人生道路容易了一些。”
表彰澳大利亚亚裔人士的奖项
从科学、医学到媒体、艺术和文化等11个类别的亚裔澳大利亚人被提名为2023年亚裔澳大利亚人领导力奖（Asian-Australian Leadership Awards）的获奖者。
莱茨女士表示，该奖项旨在表彰那些取得“非凡成就 ”并帮助“打破竹子天花板”的亚裔澳大利亚人。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是2023年亚裔澳大利亚人领袖奖的媒体合作伙伴，该奖项的颁奖典礼于昨晚在墨尔本举行。
相关英文文章
试想一下当总理的滋味。
所有那些微笑和握手，不得不在正确的时间说着所有正确的话，将多年来的言行失检甚至公然挑衅搪塞过去。
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得到报道，但阿尔巴尼斯总理最近一次出国访问的狂热行程出现了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外交转折，却恰如其分地概括了我们在本地区所面临的困境和危险。
在华盛顿举行盛大仪式隆重庆祝澳美两国的战略联盟，他在和美国总统拜登会见后不仅受到国宴款待，阿尔巴尼斯先生后来又火速赶往北京，与习近平主席举行私人会晤。
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关系目前并不融洽，在过去的五年多时间里，澳中两国之间的关系一直处于冰冻期，从新冠起源到侵犯人权和政治干预的指控，两国关系的紧张最终引爆了一场恶性贸易战。
这是时任总理特恩布尔2016年访华以来双方的首次会晤，被双方誉为一次成功的会晤。双方承诺保持对话开通，并探讨如何恢复始于半个世纪前的贸易关系。
然而，阿尔巴尼斯先生从北京出发，直接前往库克群岛的拉罗汤加岛参加太平洋岛屿论坛，虽然没有人公开表示，但论坛的主要目的是制定一项战略，限制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
尽管加沙、以色列和乌克兰每晚发生的恐怖事件说明了战争是徒劳的，但火箭弹和步枪并不是发达国家武器库中的首选武器。
战争耗费生命和金钱，尽管它们通常会让某些人变得非常富有。但金钱本身就是一种极为有效的武器。为什么要侵略一个国家，如果简简单单就能买下它呢？
这并不总是通过赤裸裸的腐败来实现，尽管腐败也可能非常有效。全面统治通常是通过贸易和投资实现的。
经济学教科书中有大量的数学公式，解释不受限制的贸易是如何造福所有人的。这个理论并没有错，但从希腊和罗马时代到欧洲占领非洲、亚洲、美洲以及其他各地的历史来看，操纵性的贸易和投资政策迅速沦为剥削。
二战结束后，随着殖民时代的结束，贸易壁垒逐渐降低，这一进程随着全球化的到来而加速。
这一趋势现已发生真正的逆转。
甚至在新冠疫情颠覆全球贸易模式之前，中国就已花费数年时间逐步重振了一项古老的战略，即通过为大规模基础设施项目提供廉价贷款，将其他国家套入自己的轨道。
这项迄今已有十年的计划被称为“一带一路”倡议，是习近平先生的心头好。
该计划总支出达1.25万亿美元（约合1.96万亿澳元），是经济、基础设施和地缘政治权力野心的不稳定组合，不仅引起了华盛顿的警觉，最近堪培拉也制定了反击战略，以挫败北京的太平洋野心。
就规模而言，中国政府的战略堪称壮观。然而，在政治上，结果喜忧参半；在经济上，则不啻于一场灾难。
大量减记使受援国背负巨额债务，腐败指控也困扰着该项目，迫使中国政府不得不出手。
近年来，中国政府被迫向无力偿还项目债务的国家发放救助贷款。从很多方面来看，这些官方救助都是对中国自己银行的反向拯救。
从本世纪初到2021年底，中国在128次救助行动中被迫向22个国家提供了2400亿美元的贷款，其中大部分贷款自2019年起提前发放。
黑山耗资10亿美元修建的臭名昭著的死路和斯里兰卡陷入困境的汉班托塔港都是一连串垮塌事件中的突出灾难。
在中国国内债务危机波及房地产行业，导致房地产开发商和中国购买者面临财务危机之际，这一切来得时机再糟糕不过了。
随着国内对经济状况的愤怒与日俱增，救助外国人的想法已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中国政府不但没有注销变质的外国贷款，反而选择提供救助贷款，虽然往往以惩罚性利率提供。
这也迫使中国重新评估其最新外国投资战略。越来越多的重点不再是港口、铁路和桥梁，而是成本更低、不那么宏伟的项目，比如可再生能源。
第一个苗头是2018年提出的瓦努阿图码头扩建计划，该计划立即引发了对中国海军港口就在昆士兰海岸附近的担忧。两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所罗门群岛签署了有史以来第一份南太平洋安全协议，批准中国海军舰艇进行例行访问。
阿尔巴尼斯政府愤怒地派出了一轮外交使团，争取到了斐济和其他太平洋国家的支持，之后堪培拉予以反击，为南太平洋国家设立了一个与之竞争的基础设施基金“澳大利亚太平洋基础设施融资基金”。
一周前，当阿尔巴尼斯总理在美中政府持续对峙之际飞抵拉罗汤加岛时，这是一个在幕后进行的热门话题。
这一基金的重点是为涉及本地产品和负责任借贷的“优质基础设施”融资，凸显出与中国政府在方法上的截然不同。
该基金所涉及的金额与中国政府大肆撒钱的手笔相比相形见绌，但也许这正是关键所在。
既要实现与中国政府贸易关系的“正常化”，又要争取太平洋邻国的支持以挫败中国的区域野心，要在这两方面的利益竞争中取得平衡，阿尔巴尼斯总理需要施展一些政治体操。
有报道称，日本领导人对习近平先生在与阿尔巴尼斯的讨论中表示希望加入由12个成员组成的区域贸易协定《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感到愤怒。
日本政府发言人警告说，该论坛不能容忍放纵“经济胁迫和不公平贸易行为”的国家，而阿尔巴尼斯总理对此有切身感受。
我们该如何应对当前的住房危机？
历史上的政策制定者是怎样考虑住房、公民身份以及经济权益的？
“我们视高标准的住房为每位公民的需求，也是公民的权利。不论是出租还是出售，任何租户或购房者都不应受到过高利润的剥削。”
这是联邦住房委员会（Commonwealth Housing Commission）于1944年所撰写。
联邦住房委员会受当时战时工党政府的委任，着手解决澳大利亚在二战之后棘手的住房短缺问题，要为所有人提供适当的住房。
委员会预计，到1955年底，需要建设至少70万套住房，并建议实施一个大规模的建房计划。
委员会指出，该建房计划可能另需35,000到45,000名技工，并且应通过移民政策吸引更多的建筑劳动力来到澳大利亚。
委员会批评了私人房东在历史上如何对待租户，并强调住房应被视为权利而非为少数房主带来高利润的投资渠道。
委员会建议政府资助建设大量供低收入家庭购买或租赁住房，确保周租金不超过家庭收入的六分之一。
委员会强调，必须确保澳大利亚人有能力负担得起合适的住房，而非成为追求利润的剥削对象。
这是否听起来似曾相识？
实际上，上周新南威尔士州住房部长罗斯·杰克逊（Rose Jackson）提出，要解决当前住房危机，就需将住房视为基本人权。
请在此阅读这份1944年的报告。
这份1944年的报告是当时住房改革愿景的历史剪影。
虽然许多建议未被采纳，但该报告为1945年签订的首份《联邦和州住房协议》（Commonwealth and State Housing Agreement，CSHA）奠定了背景基础。根据该协议，联邦政府将为公共住房提供资金，州政府负责建设和运营，为无力购房者提供稳定的居住条件。
根据协议，联邦政府计划首年建造2至3万套低收入住房，并在后续每年增至7万套，直至解决战后的住房短缺问题，替换掉全澳所有不达标的住房。
据估计，这将花费10年左右的时间。
第一份《联邦和州住房协议》签订之后，随着澳大利亚人的住房需求以及联邦与州之间关系的演变，分别于1956年、1961年、1966年、1973年、1978年、1981年、1984年及以后续签了更新的住房协议。
但是1956年的第二份协议在孟席斯联盟党政府大幅修改下，更倾向于促进私人购房而非公共租赁住房。
这份鼓励州政府出售原本根据1945年《联邦和州住房协议》建造的租赁房屋，并将一部分联邦资金从公共住房和租房援助计划转移到帮助中等收入者购房上。
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各地的自建房屋迅速增长，这得益于主要城市中大量从战前开始就存在的未开发空地和未使用地块。
这些因素的结合，使得1947年的家庭住房拥有率从53.4%增长到1966年的71.4%。
政府的直接干预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普遍拥有住房的“澳洲梦”。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住房委员会首份报告的激励精神逐渐被遗忘。
在70年代至90年代，随着更多公共住房被出售，等待公共住房的名单变得越来越长，低收入家庭越来越多地被迫转向私人租赁市场，独自面对艰难的生存挑战，同时无家可归的人数也不断上升。
帕特里克·特洛伊（Patrick Troy）教授指出，到了90年代中期，澳大利亚政府重新营造了20世纪40年代促成全国公共住房计划出台的社会条件。
然而，到了今天，一些政策制定者开始重新考虑过去的策略，以应对当前的住房问题。
“住房应被视为基本人权，而非金融资产，”杰克逊女士强调。
在同一次活动中，前新南威尔士州规划部长罗布·斯托克斯（Rob Stokes）提出，“同样，税收体系应优先保证每个人能拥有一处住所，而不是支持少数人拥有多处房产。”
看到不同政党的代表对这一问题有如此相似的看法，确实很有趣。
这是否意味着政治风向真的发生了变化？
在我们探讨这个问题时，79年前的住房委员会报告还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考虑因素。
报告作者明确指出，房价过快上涨对社会的负面影响，认为这对年轻一代造成了过重负担。
报告作者强调，在澳大利亚现代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高利率和首付门槛使得许多低收入者难以购房，迫使他们在私人租赁市场中艰以抽身，而寻求高回报的投机性房东则加剧了这一问题。
报告作者还提到，私营部门未能为低收入群体提供充足的住房，建议政府应承担起这一责任。
总的来说，报告作者警告称，将住房视为金融资产而非基本权利，将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
作者最后总结道：“联邦住房委员会认为，根据每个人的社会和经济生活，以适当、稳固、卫生和有效的方式为联邦人民提供住房是一种国家需求，因此，应该停止将其作为带来高利润的投资领域。”
在堪培拉，游说人士的数量已远超政界人士的数量。
澳大利亚国会中议员的数量为227名，而为专业公司工作的游说人员却高达705人。这还不包括数千名在各种公司、工会和行业协会内部从事游说工作的人员。
这些游说人员都配发一个橙色的通行证，可在国会大厦内自由走动，他们的行为不受法律约束，仅需遵循一套行为准则。
这种监管标准受遭到了廉政专家和独立政界人士的质疑。
“目前的游说人员行为准则的力度、效力和统一性就像一张‘湿纸巾’”Kooyong选区独立议员莫妮克·瑞安 (Monique Ryan) 说。
“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新西兰的游说法规都比我们更严格。”
瑞安博士将于今日（周一）提出一项私人议员法案，旨在通过以下方式彻底改革该监管体系：
“在国会大厦内，特别容易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影响，”瑞恩博士对电视时事节目《7.30》栏目说。
“作为选民，我们应该了解政府在与谁对话，以及为什么要与他们对话。”
国家审计署（National Audit Office）2020年的一份报告将联邦治理系统的监管方式描述为“走过场”。
“差距很大，”墨尔本法学院教授谭裕昌（Joo-Cheong Tham）说。
“按照国际标准，澳大利亚的联邦游说监管显然很薄弱。”
在美国，违反游说法可能被处以罚款，甚至监禁。在堪培拉，违反了游说行为规范，顶多是被除名而已。
过去五年里，没有人因违规而被除名。
在联邦层面，游说人员面临的监管与审查远不如新州和昆州的审查，这两个州的部长需公开日记，披露与游说人员的会谈情况。
从事十年游说工作的前游说人员肖恩·约翰逊 (Sean Johnson) 表示，至关重要的是，那些在政府内部担任政府关系顾问的人也必须遵守该准则。
“仅对游说行业的一小部分人进行监管，无疑会留下巨大漏洞，”约翰逊先生说。
“这个漏洞很明显。”
约翰逊目前运营着一个专门追踪政界人士财务利益和赠礼收受情况的网站，他表示合法的游说应基于合理的理由，而非个人关系或个人献金。
“我认为用捐款和礼物等方式影响公职人员的做法不会被公众接受，”他说。
绿党以及包括杰奎·兰比（Jacqui Lambie）和大卫·波科克（David Pocock）等在内的参议员也推动对游说者人员进行更严格的监管。
今年，公共廉政中心（Centre for Public Integrity）的一份报告将监督游说的联邦议会系统描述为“澳大利亚监管最薄弱的游说制度之一”。
但澳大利亚专业政府关系协会（Australian Professional Government Relations Association）当时却反对这一制度改革。
该协会主席安德鲁·考克斯 (Andrew Cox) 表示：“[我们]相信，在现行体制内加强合规力度比制定新法律更为有效。”
司法部长马克·德雷福斯（Mark Dreyfus）的发言人表示，已有多名游说人士因未能更新详细信息而被从名册上除名。
该发言人强调：“根据现行规定，政府官员只能与注册的游说人员会面，并应向司法部门报告任何违规行为。”
“政府目前没有修改该准则的计划，但对改革建议持开放态度。”
瑞安博士表示，她将在她的首个任期剩余的时间内重点推动游说法案。
“人们关心廉政，想要更加透明，”她说。
“游说监管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政府应认真对待这一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不会自动消失。”
每周一至周四晚7.30，敬请在ABC iview和 ABC主频道收看《7.30》节目
每日新鲜资讯，为您一网打尽！周一至周五ABC中文《头条》展阅愉快！今天是11月13日，星期一。
今天的新闻提要：
澳大利亚各地周末举行了呼吁加沙停火、释放以色列人质的活动，十几万人走上街头。
在各个首府城市举行的示威活动吸引了众多知名人士前来演讲。
数万人聚集在墨尔本维州州立图书馆的台阶上，参加支持巴勒斯坦的集会，然后游行至维州议会。
维州警方称，有4.5万人参加了集会。
维州绿党领袖萨曼莎·拉特纳姆（Samantha Ratnam）说，加沙的平民“最终付出了残酷的战争代价”，并将以色列的进攻称为“集体惩罚”。
她说：“这场人道主义灾难让人无法理解。”
参加游行的有成人和儿童，他们身披巴勒斯坦国旗，手持标语，上面写着“解放巴勒斯坦”和“阿尔巴尼斯在哪里？”的口号。
上周五凌晨，Burgertory连锁餐馆的首席执行官、巴勒斯坦裔的哈什·塔亚（Hash Tayeh）位于南考菲尔德区（Caulfield South）的一家快餐店遭到纵火袭击。
这起火灾引发了当晚在南考菲尔德区发生亲巴勒斯坦和亲以色列团体之间的冲突。冲突中发生了种族谩骂和斗殴，一名男子被石头击中。
警方周五表示，他们并不认为餐厅被纵火与塔亚先生此前参加支持巴勒斯坦的集会有关，也不认为火灾是出于种族偏见。
自10月7日以色列对哈马斯的恐怖袭击采取报复行动以来，悉尼每周都会举行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议活动。
本周的示威抗议活动以伊斯兰祈祷开始，并听取了几位发言人呼吁澳大利亚政府支持加沙停火的发言。
当人群行进到中央商业区并返回海德公园（Hyde Park）时，大批警察在现场待命。
新州州长克里斯·米恩斯（Chris Minns）表示，每周的抗议活动都需要大量警力维持秩序，这让纳税人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米恩斯先生说，每次大型示威抗议的警方安保费用就超过100万澳元。他说，除了保证集会安全外，警方还对活动中的仇恨言论和种族诽谤进行监控。
与此同时，支持以色列的阵营也在全国各地举行集会，呼吁哈马斯释放以色列人质。
大约1000人在悉尼为以色列人质举行守夜活动，并支持以色列在哈马斯释放所有人质之前不要停火。
参加集会的人士一边唱歌，一边手持标语牌，挥舞着以色列国旗以及代表同样遭到绑架的公民的其他几个国家的国旗。
澳大利亚犹太人执行委员会（Executive Council of Australian Jewry）主席吉利安·西格尔（Jillian Segal）对人群说，战争应该继续下去，直到哈马斯被摧毁为止。
西格尔女士还谴责了当地社区的反犹太主义，并表示所有犹太人都希望中东和平。
她说：“我们不能与那些否认我们生存权利的人和平相处。”
周六晚（11月11日），一支由约20名亲巴勒斯坦抗议者组成的车队驶过悉尼东郊犹太社区库吉海滩（Coogee Beach），悉尼巴勒斯坦行动组织（Palestinian Action Group Sydney）发言人法哈德·阿里（Fahad Ali）称此举是对犹太社区的“蓄意挑衅”。
在昆州，“以色列原住民之友”（Indigenous Friends of Israel）的共同发起人蒙根巴纳·诺曼·米勒（Munganbana Norman Miller）和他的妻子芭芭拉（Barbara）从凯恩斯来到布里斯班，参加亲以色列集会。
米勒先生呼吁澳大利亚总理支持澳大利亚更为广泛的以色列社区。
与此同时，数千名支持巴勒斯坦的人士也聚集在布里斯班乔治国王广场（King George），呼吁结束加沙冲突。
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Penny Wong）周日在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的《内情人》（Insiders）节目采访时表示 ，她“和世界上许多人一样，对加沙的人道主义灾难和生命损失深表关切”。
她重申，澳大利亚政府呼吁“人道主义暂停”，并采取“下一步措施实现停火”，她同时表示“但这不能是单方面的。哈马斯仍在劫持人质。哈马斯仍在攻击以色列”。
她强调，“我们在肯定以色列有自卫权的同时，也在说以色列必须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
黄英贤还表示，这场以色列和加沙的冲突表明，“如果没有实现两国解决方案的政治进程，就不会有公正持久的和平，而两国解决方案、公正持久的和平、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生活在国际公认的边界内，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获得安全的唯一途径”。
据报道，一种名为semaglutide（品牌名称为Ozempic）的糖尿病药物目前面临全球断货短缺的问题。
这种每周注射一次的药物可以帮助降低成人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但这种药物也能帮助没有糖尿病的人士减肥，因此导致Ozempic在全球范围内的需求激增，社交媒体上对这种药物的讨论也十分广泛。
去年，17.5万名澳大利亚患者通过“药品福利计划”（PBS）获得了Ozempic，而今年到目前为止，这一数字已跃升至26.8万多人。
澳大利亚医疗用品管理局（Therapeutic Goods Administration, TGA）的一位发言人说，丹麦诺和诺德制药公司（Novo Nordisk）表示，2023年该公司在澳大利亚的Ozempic供应量高于上一年。
他们说，他们正在继续提高产能，但要达到满足全球供应水平还需要时间。
TGA发言人说，澳大利亚药品管理局9月份提出的要求处方医生不要给新患者开Ozempic的建议仍然有效，但不受法律约束。
澳大利亚药房公会（Pharmacy Guild of Australia）西澳州分会会长安德鲁·饶（Andrew Ngeow）说，非糖尿病人士对Ozempic的兴趣大大超出预期，这使二型糖尿病患者陷入困境。
他说：“开处方的医生仍然不遵守指南，我认为这对最需要此药的人造成了危险。”
澳大利亚最大的榴莲农场开始了今年的收获季，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当地的白凤头鹦鹉（cockatoo）也迷上了这种被誉为“水果之王”的闻着臭、吃得香的水果。
有着35年榴莲种植经验的种植者谢汉松（音，Han Shiong Siah） 说，凤头鹦鹉开始盯上了一个特殊品种的榴莲，虽然榴莲的外表坚硬、多刺，不过鹦鹉用它们的“钢嘴”找到了一种方法，可以咬开果实，吃到里面奶油般的黄色果肉。
谢汉松先生说，今年收获的第一批榴莲批发价超过每公斤30澳元，这意味着凤头鹦鹉“正在采摘城里最昂贵的水果”。
他说，尽管遭受鸟类攻击的压力以及极端气候的影响，但他预计今年的收成还算合理，最多能达到15吨。
谢汉松先生表示，明年他将使用一系列驱鸟技术，以阻止凤头鹦鹉偷吃榴莲。
西澳州最大的蓝莓农场生产的特大蓝莓（Jumbo blueberry）特别受欢迎，农场决定将在未来五年内把生产规模扩大四倍。
珀斯北部的西部蓝莓（Western Berry）公司是一个家族企业，拥有65公顷的蓝莓种植地，并计划在未来五年内每年再增加40或50公顷。
他们培育的蓝莓果实从原来的每颗一或二克增加到10克以上。这意味着一盒125克包装的蓝莓里只有10粒左右。
目前蓝莓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为一颗18.6克。
为了降低成本，该农场不再使用人工采摘，而是采购美国的机械，将采收成本从每公斤约六澳元降低到了不到一澳元。
该农场今年早些时候开始向东南亚出口蓝莓，目前每周运送20个集装架的蓝莓。
香港和新加坡的消费者尤其喜欢这种特大蓝莓，该农场也希望向越南推广这种大号蓝莓。目前，澳大利亚蓝莓只有2%出口。
ABC中文《头条》仍在更新中，敬请关注。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教育文凭（VCE, 俗称维州高考）考试中发错了第二语言高级科目考试的试卷，引发学考生和家长呼吁监管部门就这一争议性事件提供更高的透明度和更为充分的解决办法。
周一，几所高中的VCE第二语言高级科目考试发放的试卷实际上是难度较低的第二语言科目的试卷，造成考试的公平性遭到质疑。
事件的争议在于第二语言科目的试题难度被外界公认为远远低于高级组，其原定的考试时间在下周三，比高级组晚十天左右。
经几位了解考试情况的业内人士证实，至少一道第二语言的作文题和几个听力题遭到泄露，在Reddit论坛和中文社交媒体上传播。
这两个组别的试题难度不同是由于课程和考试的设计依据学生的语言环境和能力。第二语言类和第二语言高级类的考生在中文教育背景和生活经历方面存在差异。
第二语言组要求考生使用中文作为主要教学语言在12个月以内，或在中国大陆和港澳台等地总居住时间不超过36个月。
第二语言高级组的考生在以中文为主要教学语言的学校学习不超过七年，且最高年级不超过相当于维州七年级的水平。
据悉，超过700名考生参加了周一的中文第二语言高级科目的考试。下周举行的中文第二语言科目的考生数量至少有500名。
两种考试的难易程度相差很大。除此之外，VCE还另外设有中文第一语言和中文语言与文化等两个科目的考试。
VCE是决定维州高中生进入大学的最重要考试，由维多利亚州课程与评估局（VCAA, 俗称维州考试局）负责监管。VCE考试从监考老师的招聘、培训到涉及试卷方面的工作都是VCAA全程负责和操作，校方不能参与。
在一份回复ABC置评请求的声明中，VCAA向ABC证实了周一的考试的确存在发错试卷的情况。
“周一有两所学校与VCAA联系，报告他们无意中进行了错误的中文考试。六名学生受到影响。VCAA正直接与这两所学校合作，以确保没有学生处于不利地位，”VCAA在回复ABC的质询请求时声明。
多位VCE中文教师告诉ABC，他们质疑VCAA的声明内容，并且表示有至少三所学校发错试卷，涉及的考生数量恐怕会超过六人。VCAA未就ABC对此提出的问题置评。
一些熟悉高考流程的VCE中文老师告诉ABC，这个官方声明会让读者误会失误是校方操作错误。其中，维州教师Jenny*认为，VCAA的声明是在其应负的责任上面含糊其辞。
“从VCAA的声明中无法得知究竟是哪个环节出现问题才导致这个错误，”她告诉ABC，这一决定考生未来的考试发生发错试卷事件令她感到非常意外。
“VCE笔试的考场虽然是在学校里，但是考试是由VCAA的工作人员监考，试卷不直接经手学校的教职员工，”Jenny说。
她根据经验指出，VCE语言考试听力录音的密封包装以及笔试试卷册的首页都会明确标注出考试的科目名称，甚至听力录音的第一句话也会用英语介绍考试科目的组别。
“核对考卷的正确性是监考人员最基本的任务。而且这两个组别的笔试根本不在同一天进行。这次考试也有不止一个学校发错试卷，可见这并不是个别监考人员的失误，而是VCAA对监考人员培训不到位，”Jenny说。
此外，还有两个独立的消息来源向ABC透露，有考生曾在考试中向监考官提出了试卷错误，但监考官认为试卷没有问题，要求考生继续考试。
在今年的VCE考试中，一些其它科目，包括专业数学和化学试卷也出现了错误。
事件在维州的华人社区中不断发酵，许多学生和家长向VCE中文老师表示气愤和不满。
刚刚参加今年VCE中文第二语言高级组考试的学生Lucy Chen表示，第二语言高级组的听力比较难，会包括很多成语，而第二语言的卷子对第二语言高级组的学生来说就简单许多。
本周参加了VCE中文第二语言高级组考试的Jessie Zhao告诉ABC：“我感到非常不利，因为今年的考卷实际上相当难，我认识的许多人甚至没有做完。那些做了一份明显更容易的考卷的人，分数若没有经过适度调整，显然也会扰乱我们的排名。”
“我希望VCAA公正地处理这个问题，并公开道歉。”
Emily*的孩子在本周的考试中拿到了正确的试卷，她听到孩子在考试结束后和同学沟通情况提及此事时感觉“非常震惊”。
“觉得不可思议，怎么可能在这么重要的考试组织中出现这样的错误？”Emily说。
“接下来从更多其他高考同学老师那里听到这个事情，孩子们心情都非常低落，同时也很迷茫，不知道自己付出的努力能否得到公平的成绩！”
东南区私校PLC的学生家长Tina Xu的孩子也参加了本周的考试，她认为事件对孩子来说极不公平。
“我们的孩子觉得非常气愤，”Tina说。“考得好考得差，我们都认，这是自己的水平问题。现在是考试出现了不公平的情况，我们就觉得接受不了。”
Tina透露，该校有20多个学生参加了高级科目的考试，家长们希望能商量联合，商议学校是否会为她们发声。
“对孩子来说，他们都是无辜的受害者，无论是拿对卷子的孩子还是拿错卷子的孩子，他们都是受害者。”
由于VCE考试的评分采用的是排位体系，而第二语言高级组和第二语言的试卷难度差别又很大，因此如果按照考生的卷面成绩排位，那么考了简单卷子的考生势必更有优势，也会导致其他考生的排位下移。
Jenny表示，即使只有六位考生考错了卷子，也会直接影响所有中文第二语言高级组考生的排名，事件实际上不可避免地对所有考生的成绩造成了影响。
目前VCAA还没有给出任何具体的解决方案。
下周三的部分考题已在这起考卷事故发生后泄漏到一些英文和中文社交媒体上，其中包括一篇作文题目和两篇听力文章的主题。
事件造成下周三举行的VCE中文第二语言科目考试的公平性面临巨大挑战，尤其是对于500多名考生中从未看过泄漏考题的人来说。
Jenny老师说：“考题泄露后，如果不更换试卷，下个星期的[中文]第二语言考试公平性也大打折扣。”她和多位资深VCE中文教师的想法一致。
但是，老师们无法确定VCAA能否在一周内做出一份高质量的考卷。截至发稿前，VCAA仍未透露是否会更换下周的考题。此时距离考试还有四天的时间。
多位知情者向ABC证实，VCAA于本周联系了多名考生家庭，签署保密协议。
中文第二语言高级科目考生Jessie Zhao告诉ABC，在考完的几小时后，她的朋友被学校叫去签署保密协议。
“[协议]写着，直到11月16日，他们不能透露有关这次考试的任何细节，他们还必须向VCAA提供之前与之谈论过考试的所有人的名字，”Jessie说，她曾看到朋友在Instagram上发给她的这份保密协议，但她没有保存下来。
ABC无法独立证实这份保密协议的起草者为校方或VCAA。
多位VCE教师对VCAA的处理方式感到“愤怒”和“失望”。
“VCAA必须公示这次乌龙事件的调查结果，并且在[中文]第二语言笔试考试前给出明确的解决方案。这是对全体第二语言和第二语言高级组考生、学校、家庭最起码的尊重，也是挽回社会对VCAA信任的唯一方式，”Jenny说。
对于保密协议一事，VCAA未予置评，也未回答ABC提出的是否会对这次乌龙事件进行调查。
*采访对象为了保护隐私在报道中隐去姓氏。
一群曾帮助促成澳大利亚皇家委员会和法律变革的知名吹哨人向联邦政府写了一封公开信，指责政府监管系统存在漏洞，导致举报人面临高昂的法律费用以及其他更糟状况。
这封信是在前阿富汗战争罪行吹哨人大卫·麦克布赖德（David McBride）在堪培拉开始接受刑事审判前一周写的。
麦克布赖德先生曾是一名军队律师，他向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泄露机密信息，揭露了澳大利亚特种部队在阿富汗犯下战争罪行的指控。
吹哨人团体在这封公开信中写道：“你们的行为和疏忽不仅没有纠正这种不公正，反而加剧了举报人的困境。”
麦克布赖德先生在审判前几天发表讲话时说，他感到情况对他不利。
“我是一名战士，”他说。“但我担心我的家人。这将会很艰难，对她们来说是一种挑战。”
麦克布赖德先生面临五项指控，包括违反《犯罪法》披露信息和非法提供《国防法》管辖范围内的机密信息。
“如果罪名成立，最高刑期为100年，法官有义务以此为起点继续审理，”他说。“这很严重。”
在公开之前，麦克布赖德先生曾提出正式的内部举报投诉，但他的担忧被置之不理，于是他转而求助于媒体。
这些指控后来得到了布勒里顿调查组的支持，该调查组发现了澳大利亚特种部队军人在服役期间犯下战争罪行的证据。
“我问心无愧，”他说。“我认为我做了正确的事，但这些指控非常严重。”
这封公开信由联邦银行吹哨人杰夫·莫里斯（Jeff Morris）和彼得·福克斯（Peter Fox）等人撰写，前者曾帮助皇家委员会对联邦银行这一势力强大的金融服务部门进行调查，后者曾帮助皇家委员会对机构性儿童性虐待进行调查。
这封公开信说，阿尔巴尼斯政府在保护吹哨人方面的记录令人沮丧，自上台以来，“除了进一步承诺和提供空洞的陈词滥调外，几乎什么也没有做”。
它说，政府未能撤销对麦克布赖德先生的指控，这让人们有理由对说出真相保持警惕。
“我们要对任何潜在的吹哨人说，在阿尔巴尼斯政府开始保护吹哨人而不是起诉他们之前，不要做他们的吹哨人。”
这份公开信中说，自2022年5月上台以来，现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有意义的保护措施，反而让吹哨人面临数百万澳元的法律费用。
“以下签名者中有三人已经或正在支付七位数的法律费用，以捍卫真相和他们因为是吹哨人而成为受害者的事实；两人因此失去了房子，第三人将来也可能失去房子，”这封公开信写道。
它将对麦克布赖德先生和澳大利亚税务局吹哨人理查德·博伊尔（Richard Boyle）的起诉描述为 “可耻”。
“麦克布赖德和博伊尔在公开[吹哨]之前都努力从内部采取行动。两人都揭露了政府内部的严重失误，如果不是他们的行动，这些失误根本不会得到解决。两人都被证明了清白。”
《司法法案》第71B条允许司法部长停止不符合公众利益的起诉。
这一权力曾被用来阻止对伯纳德·科莱里（Bernard Collaery）的起诉。科莱里曾因涉嫌在敏感的石油和天然气条约谈判期间泄露澳大利亚在东帝汶的间谍活动细节而面临指控。
人权法律中心的资深律师基兰·彭德（Kieran Pender）一直在组织集会、小组讨论和会议，以帮助加强对吹哨人的保护，并游说政府撤销对麦克布赖德先生和博伊尔先生的指控。她说，吹哨人应该被保护而不是受惩罚。
“一名澳大利亚吹哨人因为揭发了骇人听闻的不法行为，现在距离接受审判只有一周时间了。第一位因阿富汗战争罪行受审的人居然是吹哨人，而不是被指控的战犯，这是极不公正的，”他说。
“政府现在阻止这一歪曲还为时不晚，政府必须现在就采取行动。”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公众支持加强对吹哨人的保护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包括各种运动、小组讨论、公开信、网上请愿以及多位跨党派议员和绿党参议员大卫·休布里奇（David Shoebridge）在议会的演讲。
澳大利亚研究所（Australia Institute）与人权法中心（Human Rights Law Centre）联合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四分之三的受访者认为吹哨人让澳大利亚变得更美好，超过八成受访者支持加强法律保护（84%），包括建立吹哨人保护机构（79%）。
其他吹哨人也纷纷站出来。联邦银行吹哨人杰夫·莫里斯说，吹哨人需要得到保护。
“我们支持麦克布赖德和博伊尔。他们都是诚实的人，做了正确的事，并因此受到起诉，”他说。
“我和大卫谈过，我认为他表现得很勇敢，但他有两个女儿，这肯定会造成影响。”
麦克布赖德先生和他的家人于上周五前往堪培拉，本周一开庭审理。
周日，由吹哨人、前政治家和公众组成的车队也将前往堪培拉，在麦克布赖德先生步入法庭时举行集会支持他。
莫里斯先生说：“我周日会开着我的旧路虎揽胜和特洛伊[特洛伊·斯托尔茨，他揭发了新南威尔士俱乐部的丑闻，泄露了一份显示高达 95% 的俱乐部未能遵守反洗钱和反恐融资规则的报告]一起去。”
“我们计划在格利伯公园（Glebe Park）举行伍德斯托克集会，现场将有音乐和演讲。”
周一，各大报纸将刊登整版广告，包括《时代报》的整版报道，法院外也将举行集会，前参议员雷克斯·帕特里克（Rex Patrick）、绿党参议员大卫·休布里奇、基兰-彭德（Kieran Pender）和一群吹哨人将出席集会。
但只有政府或联邦检察长才能阻止审判。
雷克斯·帕特里克最近发起了一个公共宣传基金，以帮助公众了解对麦克布赖德先生和博伊尔先生的起诉。
他说：“如果司机部长不行使议会赋予他在这种情况下使用的权力，大卫·麦克布赖德就有可能入狱。”
“不采取行动的结果将是一名勇敢的吹哨人身陷囹圄，成千上万的潜在吹哨人从社会上消失。公众利益何在？”
麦克布赖德很泰然自若：“如果我要去坐牢，我会昂首挺胸地去坐牢。”
外界普遍认为，这一判决将引起极大的媒体关注，并会对未来的吹哨人产生寒蝉效应。
每日新鲜资讯，为您一网打尽！周一至周五ABC中文《头条》展阅愉快！今天是11月10日，星期五。
Optus首席执行官凯利·拜尔·罗斯马林（Kelly Bayer Rosmarin）表示，为了感谢用户在周三的断网事件中的“耐心和忠诚”，将向符合条件的用户赠送额外的200GB的数据，她还说，Optus认为200GB数据的价值“远大于”退还客户的费用。
周三的大面积故障持续时间超过12个小时，1000多万澳大利亚人以及40多万家生意企业受到影响。
Optus将从11月13日星期一开始提供这些赠送的数据，用户可以年底前激活使用。
Optus还说，符合条件的预付费用户将能够在年底前的周末不受限制地任意使用数据流量。
Optus将在周一公布有关该补偿措施的“更多细节”。
Optus发言人表示，受到“独特影响”的企业应联系Optus商务中心。
悉尼的小生意主黛比·哈图马勒-乌伊（Debbie Hatumale-Uy）她说，Optus赠送200GB数据的补偿措施“令人沮丧”，是在无视40万家小生意企业所遭受的损失。
她说：“我觉得他们没有在倾听我们的声音......这200GB只是一个创可贴。Optus做得太少，来得太迟了。”
在Optus恢复服务一天后，生意企业遭受的影响仍在持续。
哈图马勒-乌伊（Debbie Hatumale-Uy）估计，她的收入在周三下降了60%以上。一些生意企业说，他们失去了一半以上的客户。
Optus作为澳大利亚第二大电信公司用户数量庞大，出现任何技术问题都有可能造成巨大的影响。
去年9月，Optus就曾遭到黑客攻击，980万用户的数据恐被泄露，事件震惊全国。如今刚刚过去一年多一点，又发生了大面积断网，1000多万用户受影响，这是历史上影响规模最大的断网事件之一，政府已经对此启动调查。
10月份的一份报告显示，对Optus的投诉增加了30%。
许多客户表示他们想放弃使用Optus，也有要求赔偿，还有人可能想提起诉讼。
很多人对Optus赠送200GB的数据不屑一顾，认为他们的损失要比这大得多。然而，从法律上讲，Optus可能什么都不欠你。
根据澳大利亚消费者法，企业必须赔偿“因未履行消费者保证而造成的损失或损害”。
但是，正如墨尔本大学法学教授珍妮·帕特森（Jeannie Paterson）所解释的，有一些注意事项。
一是许多电信公司的合同可能会承诺提供服务，但并不承诺服务不会中断。因此，从技术上讲，暂时中断服务可能并不违反合同。
另一个问题是，如果提出法律索赔，用户需要证明Optus没有以“合理的谨慎”提供服务。
帕特森教授说，在我们知道断网的原因之前，可能很难证明这一点。
“服务提供商实际上并不对意外事故负责。”
目前Optus方面称，断网是由于“技术网络问题”，但没有提供更多细节。
可以。以下是您需要做的：
对于那些想抛弃Optus改用其他电信运营商的人，这取决于您与Optus签订的计划。
如果您是预付费或按月付费的移动用户，这非常简单：您可以要求将号码转到另一家电信服务提供商，或重新开始使用新的SIM卡和号码。
但如果您使用的是长期互联网计划或正在支付手机费用，情况可能会复杂一些，需要了解具体的条款，权衡考虑取消计划带来的影响。
用户在向Optus索赔时，可以估算这次断网造成的损失，可以要求提前终止计划。
但一般来说，大多数计划都有条款规定，如果你想提前终止，可能需要支付剩余的合同期费用。
根据以上专家的说法，如果要索赔成功，断网的原因是关键。
发表在《对话》（Conversation）上的一篇分析文章显示，移动信号塔工作正常，底层光纤网络似乎也没有损坏。
专家认为，这意味着基本可以排除传输或接入网络出现问题的可能性，罪魁祸首很可能是核心网络出现了问题，背后很可能是软件或系统更新造成的。
此类更新或变更通常发生在营业时间之外，对用户影响极小。它们通常会导致短时间的“计划停机”，而用户不会注意到。
一些报道所推测，Optus的断网可能是计划内的系统更新或停机出了意外。
电信专家警告说，由于逐步削减成本和严重缺乏监管，澳大利亚的移动运营商很容易再次发生重大故障。
行业专家马克·格雷戈里（Mark Gregory）表示，这次灾难性的断网很可能是由于“单点故障”和缺乏备份系统造成的，而备份系统本可以避免长时间的中断。
备受外界瞩目的“习拜会”是否会在下周的美国旧金山APEC峰会期间举行？对此中美双方都没有明确的官方消息。然而各种渠道的消息都表明会晤举行的可能性极大。
日本共同社引述美国高级官员报道称“习拜会”将于11月15日在旧金山举行。
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称，习近平出席APEC峰会期间，将与多个美国企业高层举行晚宴，预计数百人出席。该报道指出，习近平访美优先事务之一，是要安抚外国投资者。
还有近来的一系列迹象也显示，“习拜会”举行的可能性很大。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当地时间周四（11月9日）开始与到访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中央财办主任何立峰举行为期两天的会晤，希望管控中美紧张关系对经济造成的影响，并就从国家安全到气候变化等议题保持畅通的沟通渠道。
耶伦在开场白中说，她希望就美中经济关系、中国政府的补贴做法以及气候变化和债务减免等全球挑战等问题进行“开放、实质性的讨论”。
耶伦还指出，美国无意与中国脱钩。她对何立峰说：“我们两国经济的完全分离将给两国乃至世界带来灾难性的经济后果。”
她补充说，她将讨论并解释美国出于国家安全考虑继续实施限制的原因。
何立峰表示，他将传达中方“对经济的主要关切”，包括改善投资和商业环境，“还要采取有效措施，使两国经贸关系重回正轨”。
澳大利亚税务局（ATO）的一份最新报告显示，2021-22财年有800多家在澳经营的大公司没有纳税。
澳大利亚税务局发布的第九次企业税收透明度报告涵盖了2713家企业实体，虽然由于矿业公司利润暴涨和油价上涨，征收的税款有所增加，但仍有831家公司（占31%）未缴纳一分钱税款。
这些企业未缴税的原因包括公司亏损或要求税收抵消，从而将税款减至零 。在ASX 500强企业中约有20%至30%的公司出现净亏损。
值得注意的是，自澳大利亚税务局首次发布这一报告以来，不缴税的企业实体比例已从2013-14财年的36%降至2021-22财年的31%。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澳大利亚捐献精子时被告知我的身份将被保密，永远保密。
但事实并非如此。我所居住的维多利亚州在2017年追溯性地推翻了捐献者匿名法，这意味着孩子们可以指认并有可能尝试联系他们的生父（即使是那些被承诺匿名的捐精者）。
在距离我首次成为精子捐献者近40年后的今天，匿名或许已经不可能了。
我捐献的精子所生的七个亲生孩子在年满18岁后就可以知道我是谁，如果他们愿意的话，还可以联系我。
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四个孩子与我取得了联系。
对他们和我来说，这都是一次有趣的经历——与一个拥有你一半DNA却素未谋面的人见面。
我的一些捐精后代希望也已经与我和他们的一些兄弟姐妹建立了长期联系。有些人则希望保持一定距离，只想了解病史和祖先的信息。重要的是，这些选择应该由他们自己来做。
对我来说，知道除了两个婚生子女外，我还有另外七个亲生子女，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多年前，当我报名成为精子捐献者时，我完全不知道这些潜在的复杂性。
在当今世界，通过商业家谱追踪产品建立的DNA数据库越来越流行，孩子们可以绕过“官方”渠道，轻松找到他们的捐献者父亲。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官方授权的建立这些联系的渠道会发生什么变化，以及这些商业化DNA数据库会带来怎样的益处和挑战。
捐献受孕是指使用捐献的精子或卵子，令那些无法生育的人能够生育，包括不育的夫妇、同性伴侣和选择生育的单身母亲。使用捐赠的精子（或卵子，或胚胎）受孕通常用于辅助生殖技术（ART），如试管婴儿，这在全球都是一门大生意。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澳大利亚与印度和英国一道，走在了辅助生殖技术发展的前列。有关辅助生殖技术的法律法规则落后于医学和科学的发展。
1984年，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在世界上率先立法规范辅助生殖技术。
而32年后，维多利亚州再次引领世界，追溯性地取消了所有精子和卵子捐献者的匿名身份，无论他们是何时捐献的。
这项立法的主要推动力来自于捐献受孕后代们的游说，他们希望能够知道自己亲生父母双方的身份。
作为一名捐精者，经过一番考虑并与家人协商后，我觉得可以向我的亲生子女公开我的身份。
但是，许多曾经的精子捐献者对改变他们当时签署的规则并不满意。
澳大利亚其他州，包括昆士兰州、西澳州和南澳州，现在都在效仿维州的做法，让所有捐精受孕后代都能知道自己亲生父母的身份。
与这些法律同时出台的还有捐献者联系登记册，以及孩子和捐献者寻找并联系其血缘亲人的机制。
各州的立法、诊所服务和非正式联系机制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网络，但维州通过维州生殖治疗管理局的捐献者联系登记册，在运营这些服务方面拥有最丰富的经验。
在过去二十年里，出现了一种可替代这些“官方”渠道的方法：DNA 数据库搜索服务，如 AncestryDNA、23andMe、GEDmatch 和 MyHeritage。
只需简单的DNA拭子和点击几下建立账户，这些服务就能为捐献受孕后代、捐献者和其他人提供寻找血缘亲属并与之建立联系的能力。
自2006年Ancestry.com在澳大利亚推出以来，这些服务的受欢迎程度呈指数级增长。据估计，全球已有超过3000万人注册了这些网站。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那么很快就会形成包含一亿多人基因构成数据的DNA数据库。
这些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基因检测服务的兴起，对全球辅助生殖技术行业的规则和预期提出了挑战，这个行业曾一度强调并奉行精子和捐献者的匿名性。
不过，这样做也有好处。
一些捐精受孕后代，尤其是那些在试图匿名捐精时代受孕的后代，可能会不信任寻找血缘亲人的官方渠道。DNA数据库为他们提供了代理权，以及找到自己亲生家人的实际途径。
对于那些通过非正式的捐献安排而非诊所受孕的后代来说，DNA数据库可以让他们找到那些没有在国家官方登记册上记录详细资料的捐献者。
但是，这些商业DNA数据库也带来了法律和伦理方面的挑战。
现在，年龄小于法定年龄（在许多司法管辖区为18岁，在某些司法管辖区为16岁）的捐献受孕后代有可能绕过官方渠道，追踪并联系到和他们有血缘关系的捐献者。
DNA数据库用户还可以了解到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的存在——他们还没有准备或同意被确认身份。(尽管如此，一些研究发现，捐献受孕的年轻后代在寻找相同捐献者产生的同胞/兄弟姐妹方面的经历以正面为主）。
这些服务也可能无意中暴露某人与其社会父母没有血缘联系——如果孩子没有被告知他们是捐献受孕后代，这可能会产生严重后果。
虽然官方的捐献者联系服务通常提供免费的专家咨询和其他支持服务，但自助DNA数据库在处理“DNA意外”方面提供的支持通常很有限。
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基因检测服务不会消失，研究人员认为，应该让所有相关方更清楚地了解其影响和潜在的社会心理后果。
正如欧洲人类生殖与胚胎学会生殖捐献工作组所主张的那样，捐献者应被明确告知这些数据库的影响。
捐献者还应该意识到，他们的基因身份可能会在任何时候通过DNA检测暴露出来，即使他们的母国法律允许他们匿名。
同样，在法律仍然规定匿名的司法管辖区，捐献者也应了解这一法律将来可能会发生变化。
像我这样的澳大利亚捐献者不可能预料到这种追溯性的立法变化。
这一经历也让其他司法管辖区的捐献者意识到，同样的事情也可能发生在他们身上。
归根结底，虽然伦理学家可能会争论到底谁的权利更重要——是捐献者希望保留匿名性，还是捐献受孕后代希望知道自己的身世——但事实是，接受捐献方和捐献者都已经在庞大的网络社区中分享他们的基因信息以及识别基因联系的方法。
在澳大利亚，无论是DNA数据库还是“官方”联系登记处，捐献受孕后代现在都可以选择如何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
立法者需要预料到，捐献者与其后代之间的这种联系将继续发生，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将绕过受到监管的安排。政策制定者最好能认识到这一点，并做出相应的反应。
瓶子里的精灵已经出来了，再也回不去了。捐献者匿名的时代一去不复返。
Ian Smith是乐卓博大学（LaTrobe University）法学院的在读博士生。他正在研究维多利亚州的捐献受孕法律改革。Ian曾于 1986/7 年在维州捐献精子。本文最早发布在360info网站上。
中国媒体对本周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总理访华之旅的报道总体积极，专家认为这反映出北京对两国关系采取的方式正在发生转变。
昨天，阿尔巴尼斯说结束了为期四天的访华之旅，期间，他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强，还在上海出席了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他是七年来首位访华的澳大利亚总理。
在一系列报道和社论中，包括由中国共产党管理的《环球时报》和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在内的官媒将此次访问描述为双边关系的“新篇章”和“突破”。
会晤期间，李强告诉阿尔巴尼斯先生，澳中两国都在密切关注此次访问。
李先生表示，此次访问的视频，包括阿尔巴尼斯先生身着澳大利亚足球队黄色运动衫在黄浦江边跑步的视频，在中国社交媒体上流传。
“大家都说有个澳大利亚来的帅哥，”他说。
“大家对双边关系的进一步改善都感到欢欣鼓舞。”
这些报道和中国媒体对上届联盟党政府的持续批评形成了鲜明对比，尤其是在华为5G禁令和对新冠病毒进行溯源调查的呼吁方面。
悉尼大学（University of Sydney）政府与国际关系系高级讲师陈明璐告诉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这些报道的措辞并不让人意外。
“澳洲很不一样，但中国的媒体，尤其《环球时报》这样的媒体，它不是独立媒体……它是代表着国家发声，”陈博士表示。
在阿尔巴尼斯访问期间，大部分报道出现在他和习近平的面对面会谈后。
中国最大的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和中新社在网站上发表了关于此次会晤的文章。
由中国收视率最高的日播新闻——央视《新闻联播》也通报了这次会晤。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吴木銮表示，媒体遵循的编辑路线是由如今中国“一人政治”的权力结构决定的。
“中国媒体基本上以习近平为主，习近平只要接见了领导人，他们就会积极报道，”他说。
“它蛮强烈的信号是希望跟澳洲合作，但是同时批评美国。
“所以其实是分化西方盟友。”
据官方通讯社的报道，习近平先生对阿尔巴尼斯说，针对“把亚太地区搞乱的企图”，中国和澳大利亚应该要“警惕”和“反对”。
吴木銮博士说，媒体释放的信号符合中国国内政治的需求。
“中国现在媒体报道中多数是宣传，所以是要为国内的利益宣传，”他说。
“中国国内的经济情况很糟糕。
“外面有点突破至少让人有一个观感，就是很多重要的国家都来跟中国改善关系。”
除了阿尔巴尼斯，希腊总理基里亚科斯·米佐塔基斯、哈萨克斯坦总理阿里汉·斯迈洛夫、塞尔维亚总理安娜·布尔纳比奇和古巴总理曼努埃尔·马雷罗也都在本月访问了中国。
尽管报道总体积极的，但在此次访问前，澳大利亚仍被描绘成美国的追随者。
“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澳大利亚一直不愿独立自主，不愿与本地区国家合作，” 《中国日报》上个月的一篇社论说。
“澳大利亚和中国都从近几十年的地区和平中受益匪浅。”
“如果我们停止对话，接受简单化的地缘政治描述，把我们复杂的世界描绘成一个棋盘，那么所有这一切都将面临风险。”
中国媒体还继续强调了中国对澳大利亚经济的重要性。
CGTN发布在社交媒体上的帖子强调了阿尔巴尼斯先生欢迎中国游客重返澳大利亚及澳大利亚食品和农产品重返中国市场时的说法。
吴博士认为，中国的媒体报道和宣传中的外交关系常常是“单向的”。
“[中国]媒体宣传的是中国能给澳大利亚带来多少好处，而不是说澳大利亚给中国带来多大好处，”他说。
“不会看到专门讲互惠互利这一块。”
虽然阿尔巴尼斯访华之旅出现在中国的新闻报道中，但中国方面的报道却没有像在澳大利亚这么广泛。
然而，澳大利亚研究所国际与安全事务项目主任艾伦·贝姆（Allan Behm）认为，报道较少可能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中国媒体仍然非常关注中国国内事务，”他说。
“在惠特拉姆政府取得和中国建交这一重大成就后，尽管澳大利亚在1970年代曾是中国的重要伙伴，但后来的中国成为了世界主流强国，而澳大利亚已不再那么引人注目，也不再那么重要了。”
“常态并不具有新闻价值，这是两国关系进展顺利的良好迹象。”
陈明璐博士认为，大多数中国民众“对澳大利亚想得比较少”。
“澳洲总理访华……可能大部分人都不太知道，”她说。
据报，阿尔巴尼斯与习近平谈到了澳大利亚作家杨恒均在中国受到拘禁以及中国在人权方面的问题，但会谈中的这些方面完全没有出现在中国的新闻报道中。
吴木銮博士认为，这延续了中国媒体一贯的做法。
“中国一贯的做法就是不提人权，”他说。
“很多年前就这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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