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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一艘中国海军舰艇在日本专属经济区使用声纳对澳大利亚海军潜水员造成轻伤后，中国一名高级外交官要求澳大利亚在中国附近水域行动时要“非常谨慎”。
两周前，中国海军“宁波”号驱逐舰接近实施潜水作业的澳大利亚海军潜水员，并开启主动声呐，导致一名以上潜水员受轻伤。
中国共产党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建超周二声称，11月14日的事件发生在“中日之间存在某种争端”的水域。
在与外交部长黄英贤（Penny Wong）会面前夕，阿尔巴尼斯总理未透露是否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期间向习近平提及此事。
刘建超上周在访澳时出席了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ACRI）的一场活动，他在现场问道：“澳大利亚的军舰为什么要前往那个地区？”他还补充说，“中国必须做它需要做的事情。但中国的做法非常专业。它没有做任何伤害水兵、海军人员或船只的事情。”
澳大利亚海军司令马克·哈蒙德（Mark Hammond）表示，由于缺乏官方关系，他无法与中国海军司令通话抗议。
此前，阿尔巴尼斯总理拒绝透露是否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向习近平提出了11月14日的事件，但表示澳方的关切已“通过所有适当的渠道，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传达给了习近平。
据澳大利亚国防部网站发布的公告，11月14日，澳大利亚海军“图文巴”号（HMAS Toowoomba）护卫舰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内的国际水域活动，执行联合国制裁任务。为清除缠绕在推进器上的渔网，潜水员实施了潜水作业。
虽然“图文巴”号一再发出国际认可的信号，告知该舰在进行潜水作业，但在附近活动的中国海军“宁波”号驱逐舰（舷号139）还是依然向“图文巴”号靠拢，越来越近。
不久，“图文巴”号侦测到“宁波”号舰载主动声呐发出的脉冲声波，澳大利亚潜水员受到安全威胁，被迫返回。
国防部公告指出，潜水员出水后进行的医疗评估表明，他们可能因受到中国驱逐舰声纳脉冲的影响而受了轻伤。澳大利亚希望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都能以专业且安全的方式开展军事行动。
这次事件是澳大利亚军人首次因中国军队的动作而受伤。去年，澳大利亚空军的一架P-8A“海神”反潜巡逻机在本国北部海域上空遭到中国海军舰艇激光照射，2019年时澳大利亚海军直升机也在南海上空受到中国激光照射。
“这是危险的，既不安全，也不专业，”阿尔巴尼斯总理说。他还表示，这无疑是一次构成损害的事件，澳大利亚已经向中国明确表明了这一点。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我想告诉你的是，中国军队一向纪律严明，一贯根据国际法和国际惯例进行专业操作，希望有关方面停止在中国家门口滋事。”
同雷达波一样，舰艇装备的主动声呐发出的声波会对海洋生物造成影响，严重时甚至会导致生物体严重伤亡。
潜水员在水下作业时遇到舰艇开启主动声呐，究竟会受到多大的伤害呢？
实际上，人耳接收的声音越大，受到的伤害就越大。在陆地上，我们习惯用分贝来表示声音大小。
研究表明，当声音达到140-150分贝（爆竹的巨响或枪声）时，耳朵就会感到剧痛并受损。
火炮发射时瞬间产生的噪音可以达到180分贝以上，可能导致射手失聪。
在水下，我们使用微帕斯卡作为表示声音强弱的单位。
科廷大学海洋科学和技术中心（Centre for Marine Science & Technology, Curtin University）负责人克里斯蒂娜·埃尔贝（Christine Erbe）撰文指出， 声呐对潜水员造成的伤害是一个很难研究的课题，因为不能有意将人类暴露在有害水平的声音中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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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根据现有研究，她提到潜水员在水下听到约150dB re 1 Pa（相对于1微帕斯卡的参考压力的分贝，水下声音的标准参考）的声音时，就会产生严重不适，此时潜水员距离军用声呐的距离约10公里。
需要注意的是，不能将水下听到的声音与我们在空气中接收到的声音进行比较，因为两者之间有显著的物理差异。
埃尔贝写的文章认为，人类对水下噪音的耐受极限大约为180dB re 1 Pa，距离军用声纳约500米。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可能会产生眩晕、迷失方向、暂时的记忆和注意力影响，或者暂时的听力丧失。
还有研究指出，潜水员暴露于声压超过154 dB re 1 Pa，频率在0.6至2.5 kHz频率范围内的声波中时，心率或呼吸频率会发生变化，潜水员对低频声音的不适感取决于声压级及声波的中心频率。
她表示，目前不知道澳大利亚潜水员遭遇到什么水平的声波，但他们的伤势据称比较轻微。
而在声波强度更高、距离更近或暴露在声波中的时间更长，可能就会产生更严重的生理或健康影响。有报道指出，军用主动声纳是为探测远距离的潜艇而制造，在近距离内若使用大功率探测会造成人类严重伤害或死亡。
声呐是一种在水中使用的电子设备，依靠声波对水下目标进行探测、分类、定位和跟踪，也可以进行水下通信与导航。
在民用方面，声呐可用于鱼群探测、海洋石油勘探、船舶导航、水下作业、水文测量和海底地质地貌勘测等用途。军事上，声呐是用于水下监视的主要设备，也用于鱼雷制导和水雷引信。
声呐按工作方式分为被动声呐与主动声呐。
被动声纳是一种监听设备，可以确定海洋噪声源的存在、特征和方位。海洋生物用来交流的各种声音，舰艇或潜艇的噪音都可以依靠被动声呐侦测。
由于这是一种静静倾听的声音接收器，所以不会干扰或伤害海洋生物与水中的潜水员。因此，我们可以说被动声呐其实是一种“水下顺风耳”。
商用和民用声纳通常用于海底地形探测（回声测深仪）、绘制海底地图和搜寻沉没物体（侧扫声纳）以及确定鱼的位置（探鱼仪）。几乎所有的船只都装有至少其中一种声纳，甚至一些小型船舶也配备了探鱼仪和回声探测仪。
主动声纳则是发出声波，之后接收声波接触物体后反射的回波进行计算，以此了解被探测的水下物体的相对位置、形状等讯息。
通常，主动声呐用来探测冰山、潜艇、暗礁、沉船、海深、鱼群、水雷等物体。今天，主动声呐是从事水下探测与水下导航的重要设备。
此次“宁波”号声呐伤人事件中，使用的很可能是配备第三代中国主战舰艇的国产SJD-9型舰壳声纳。这是一种数字式主/被动主动搜索中频声呐，在主动搜索模式下的直接探测有效距离为12公里，主要用于中近距离内的水下目标。
与美国海军装备了“宙斯盾”相控阵雷达的一些舰艇相比，这种声呐在发射功率、探测距离及其他一些方面仍有差距。
中国海军的第三代主战舰艇均装备国产SJD-9型舰壳声纳，它是一部数字式主/被动主动搜索攻击声呐，其换能器基阵为高1.5米、直径2.5米的圆筒形阵。
不过，由于第三代主战舰艇吨位有限，限制了声呐换能器尺寸进一步扩大，因此，相对于美国海军“宙斯盾”舰上使用SQS-53声呐来说，SJD-9型舰壳声纳在发射功率、探测距离、波束指向精度、基阵单元数量等方面都存在差距，对低速、静音潜艇探测能力不足。
在澳大利亚，皇家海军与气候变化，能源，环境与水资源部协商，采用了军用声纳使用的噪音减缓措施，避免让海洋哺乳动物受到有可能产生的影响。
噪音减缓措施涉及到一个方面就是使用军用声纳的活动必须经过完全彻底的国防环境评估程序。评估程序的一项内容就是，在有外军参与的联合演习中若使用主动声纳需与澳大利亚国防部协商。
美国海军也对使用主动声呐做了规定，海军在使用主动声呐前需考虑对海洋环境的影响、并参照《国家环境政策法案》（NEPA）、第12114号行政令、《海洋哺乳动物保护法》（MMPA）以及《濒临灭绝物种保护法》等法律评估使用后造成的影响。有关人员需评估军用主动声呐使用对渔业、鱼类栖息地、休闲潜水的潜在影响，以了解可能导致的环境和社会经济影响。
澳大利亚联邦高等法院裁决无限期拘留移民违法后，政府仍在处理这一变化所带来的后果。与此同时，国会通过了一部预防性拘留法。
约有150名非公民（其中一些人是罪犯）因未能通过签证品格测试而被拘留，但现在已被释放回社区。
联邦高等法院的判决主要涉及一名罗兴亚男子（被称为NZYQ）的案件，他因性侵犯儿童罪服刑后被移民拘留，又无法被驱逐出境。
由于政府急于在圣诞节前通过法律，今年最后一周的立法辩论十分激烈。那么，新法律对那些被释放的非公民意味着什么呢？
这项法律将适用于任何根据高等法院判决从无限期移民羁留中获释的人，只要他们曾被判定犯有严重暴力或性犯罪，可判处刑期达到七年以上监禁。
根据新的社区安全拘留令，被拘留者最多可被关押三年，拘留令每年将进行审核。
如果获释的被拘留者可能会给社区带来风险，移民部长将向法院提出申请，主张这个人非常危险，可能会再次犯下严重的暴力或性犯罪。
政府已经有了一套现成的法律，旨在将它认为过于危险的人关在社区里，主要针对恐怖分子，目的是在服刑期满后继续关押他们。
针对从移民羁留所释放的人，现有的反恐系统将为新模式提供法律框架。
如果被释放的非公民没有前科，该计划将不适用于他们。
与联邦司法部长向法院申请对恐怖分子实施预防性拘留的方式大致相同，移民部长将向州或地区最高法院提出申请。
然后，法院将决定是否重新拘留此人。
法官的主要考虑因素是，他们是否“极有可能”相信，如果允许此人留在社区，他还会犯下其他严重罪行。
如果法院认为不需要拘留令，可以选择对生活在社区中的人附加额外的条件——即社区安全监督令。
这些条件可能包括不得从事某些类型的工作、不得持有各种执照、不得与某些人联系或不得参加某些康复计划。
目前对获释的被拘留者已经设置了一些签证条件，如脚踝手镯监控和宵禁。
这些法律同样适用于恐怖分子，即所谓的延长监管令。
如果部长认为没有必要下达拘留令，他们就可以为被拘留者申请监管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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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周，硅谷一间重要的科技公司就人工智能的未来展开了一场混乱的争斗。
一方是那些掌握着世界上最先进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人，他们身后是数十亿美元投资者的支持。
另一方则是少数企业家，他们担心，如果任由人工智能产业在没有任何监管性手动刹车的情况下飞速发展，那么这些系统可能会给人类带来灭顶之灾。
科技界眼睁睁地看着ChatGPT背后的公司OpenAI的董事会突然解雇了其首席执行官，但六天后又把他迎了回来，并换血了一半的董事会成员。
这一连串事件的核心似乎是由于首席执行官山姆·奥特曼（Sam Altman）领导的盈利部门与公司非盈利董事会之间的理念分裂。
奥特曼于斯坦福大学辍学，如今已然亿万富翁，19岁就创办了自己的第一家科技公司。他负责监督OpenAI的扩张，包括ChatGPT的一举成功。
但据公司内部人士透露，注重安全的董事会担心这位首席执行官正在走一条危险的道路。
这一戏剧性的事件暴露出硅谷商业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不可避免的摩擦，也引发了人们对人工智能竞赛中公司治理和道德监管的质疑。
在其创意机器人ChatGPT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字之前，OpenAI最初是一家非营利性研究中心，旨在“建立安全的通用人工智能（AGI）来造福人类”。
它的投资者包括奥特曼、马斯克和若干名风险投资人，他们最初以一个“没有财务义务”的项目名义认捐了10亿美元，允许该项目只专注于探索这项新技术，并与世界分享他们的研究成果。
在许多人看来，这是该竞争激烈的行业向前迈出的令人振奋的合作一步。
到2019年，OpenAI需要资金来购买昂贵的计算能力，以运行和测试其人工智能模型，然后再进行测试。
于是，该研究机构在营利和非营利混合模式下成立了一个商业分支，奥特曼成为其首席执行官。
当时，OpenAI的公告称，“据我们所知，没有任何现有的法律结构能达到适当的平衡”，因此创始人创建了一家“有营利上限的”公司，由非营利董事会管理。
公告白纸黑字写明，股东只能赚取一定数额的利润，超出部分将重新投入到OpenAI公司中。
公司联合创始人之一伊利亚·苏茨克沃（Ilya Sutskever）在2019年告诉美国媒体公司VOX说：“我们试图创建一种结构，让我们能够筹集到更多资金，同时让我们尽可能正式遵守OpenAI最初使命的精神和文字。”
在这里，伊利亚·苏茨克沃成为了一个值得记住的名字。
从2019年开始，奥特曼成为了生成式工智能的代言人。OpenAI的使命在公司文件、采访、演讲台上被反复提及，奥特曼本人也在世界各地旅行，警告人们生成式人工智能终有一天会拥有强大的力量。
他既敲响了警钟，也提升了OpenAI的商业价值。
普林斯顿大学人工智能伦理讲师史蒂文·凯尔茨（Steven Kelts）本周告诉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说：“我认为，他们所做的是利用了一项非常伟大的技术，并从一开始就围绕它制造了许多戏剧性的点。”
随着GPT-3（即 ChatGPT）的发布和广泛流行，OpenAI的价值暴涨，估计最高时达到近900亿美元，而员工们都想卖掉自己的股份。
但是，这个非常有价值的组织最终是由这样一个董事会控制的，那就是他们聚集在一起是为了坚持最初的使命：制造对世界有益的技术，而不是赚钱。
在这一董事会中，就有一位澳大利亚科学家，据说她是之后上演的“接班人”事件的核心人物。
也许，由利他主义者、亿万富翁和利他主义的百万富翁们共同编织而成的组织结构总是难逃解体的命运。尽管很少有人能预料到这种情况会在一周内就发生了。
11月17日下午，OpenAI董事会令人震惊地宣布解雇首席执行官奥特曼。
据报道，奥特曼是通过Google Meet在线视频通话得知这一消息的，而此时距离声明公开只有几个小时。
联合创始人格雷格·布罗克曼（Greg Brockman）也被董事会除名，但仍被允许留任总裁一职。但他很快也宣布离职，并说他和奥特曼完全被蒙在鼓里。
这一决定的主要决策者是首席科学家、联合创始人伊利亚·苏茨克沃和三位非雇员董事会成员：亚当·迪安吉罗（Adam D'Angelo）、海伦·托纳（Helen Toner）和塔莎·麦考利（Tasha McCauley）。
托纳是澳大利亚人，曾就读于墨尔本大学，之后从事安全使用新兴技术的研究。正是这份事业把她带到了OpenAI，并且据报令她与OpenAI的明星创始人产生了矛盾。
奥特曼和布罗克曼离开没多久，三名高级研究员也纷纷效仿，很快公司就面临着更大的问题。
接下来的周末，越来越多的员工威胁要辞职，而主要投资者则向OpenAI董事会施压，要求其改变决定。奥特曼甚至在周日还带着访客通行证回到了办公室。
微软首席执行官纳德拉据报参与了让奥特曼回归的讨论，微软为OpenAI提供了13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
上周早些时候，纳德拉告诉美国科技记者兼评论员卡拉·斯韦什尔（Kara Swisher）说，尽管微软是OpenAI的主要投资人，但最初撤换奥特曼的决定并没有征求他的意见。
在她的播客节目中，斯韦什尔问纳德拉： “他们没有征求你的意见，对吗？”
“是的，我的意思是，你知道，我们主要是与山姆和管理团队以及营利实体合作，我们与管理这个实体的非营利董事会过去没有任何关系。没错，”他说。
到周日（11月19日），让奥特曼回归的协议仍未达成，OpenAI任命Twitch创始人艾默特·谢尔（ Emmett Shear ）为新的临时首席执行官。
谢尔在宣布就任的推文中承诺，将聘请独立调查员调查导致奥特曼下台的过程。
第二天，纳德拉宣布奥特曼和布罗克曼将加入微软新成立的高级研究团队。
OpenAI陷入了危机，数百名员工威胁要辞职，并加入他们的前领导。纳德拉明确表示，微软会为他们留出位置。
他对斯韦什尔说：“我们要确保，无论山姆做什么，他都一定会和我们一起做。
“我们不希望团队分裂。任务也会受到影响。”
还记得苏茨克沃吗？
他是唯一一名投票罢黜奥特曼并发推文对这一决定表示遗憾的董事会成员。一份要求董事会董事下台的请愿书开始流传。
两天之内，他们的要求得到了满足。
周三凌晨，OpenAI宣布奥特曼正式重新担任首席执行官，董事会大部分成员下台。
麦考利和托纳出局，取而代之的是两名新成员：布莱特·泰勒（Bret Taylor）和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
苏茨克沃也退出了董事会，但保留了首席科学家的职位。他表示对联合创始人的回归感到难以言表的喜悦，而此前被罢免的两人同样也对“重新开始编码”感到兴奋。
接受新职位不到72小时后，谢尔就宣布他对奥特曼的回归感到非常高兴。
虽然Open AI公司没有人公开透露上周混乱动向背后的许多细节，但其中不乏蛛丝马迹。
几位观察家指出，由奥特曼领导的营利业务与董事会将公共安全放在首位的利他主义使命之间存在理念上的不匹配，而这种分裂已持续多年。
上周四，路透社发布了一份关于一封秘密信件和一个名为Q*的OpenAI项目的报道，揭示了这一分裂最引人关注的例子。
据路透社报道，在奥特曼被罢黜之前，几位公司研究员写信给董事会，警告说有一个强大的发现可能会威胁到人类。
该发现据信是一个名为Q*项目或Q星的东西。
报道称，OpenAI的一些人认为，Q*可能是这家初创公司在寻找通用人工智能方面的一个突破。
OpenAI将通用人工智能定义为在最具经济价值的任务中超越人类的自主系统。
两位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这封对Q项目表示担忧的信是导致奥特曼被解雇的一个因素，而董事会对奥特曼已有很多不满。
此外，董事会还对在充分了解技术进步的后果之前将其商业化表示担忧。
凯尔茨博士对ABC说：“这是一场关于人工智能安全未来的两派之争。
“我的分析更倾向于这是一场‘快’与‘慢’之争。奥特曼是主张‘快’的一方。
“他们实际上都关注风险，但[主张]‘快’的团队认为，你越快把这些产品推出去，人们就会越早对它们进行攻击能力评估。
“因此，他们认为自己推出的产品是安全的，但他们希望人们尝试破解它们。
“而[主张]‘慢’的团队更像是说，‘不，让我们在OpenAI内部进行安全性研究，这样我们推出的产品就不会有可能具有会被破坏的防护栏。’”
这种分歧似乎也反映在许多关于正在发生的混乱局势的报道中匿名公司内部人士的评论中。
据《纽约时报》报道，在奥特曼被解职的周五下午，一位参加公司会议的人士回忆说，苏茨克沃认为这一罢免是“为了保护OpenAI让人工智能造福人类的使命所必需的”。
《金融时报》还报道了内部对奥特曼向投资者募集1000亿美元成立一家新的芯片公司的担忧。
董事会在宣布更换领导层的声明中称，奥特曼“没有始终如一地坦诚”，许多人认为这意味着他没有完全说实话。
在被赶下台的前一天，奥特曼还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宣讲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变革能力。
“就在过去的几周里，当我们......将无知的面纱揭开，将发现的前沿向前推进时，我有幸置身其中，”他对观众说，当时同为讨论小组嘉宾的还有来自谷歌和Meta的高管。
在同一场讨论中，他还接着说，现在还没有必要实施严厉的监管。
“要向人们解释目前的模式没有问题，这是一个很难传达的信息，”他说。
“我们这里不需要严厉的监管。也许未来几代人都不需要。”
“但到了某个时候，当这种模式可以做到相当于整个公司，然后是整个国家，然后是整个世界时，也许我们会需要一些全球性的集体监管和集体决策。”
这番话的语气似乎与奥特曼之前就监管问题发表的公开声明以及OpenAI董事会一些成员的声明相左。
据斯韦什尔报道，矛盾的关键在于奥特曼和托纳之间，托纳在董事会中的职位主要聚焦安全和“深入思考人工智能的长期风险”。
托纳最近与人合作撰写了一篇关于人工智能政策的论文，其中讨论了私营部门的信号传递问题，一些人将此解读为暗示ChatGPT的发布引发了OpenAI竞争对手之间的“竞相逐低”。
《金融时报》上周发表的一篇文章收录了上个月对托纳的采访，内容涉及人工智能高管决定自身命运的道德难题。
“我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人工智能公司的高管]都在认真对待风险，并希望做正确的事情。与此同时，他们显然是构建这些系统的人。他们有可能从中获利，”她说。
“因此，我认为确保有外部监督这一点很重要，不仅有公司董事会的监督，还有监管机构和广大公众的监督。
“即使他们的初衷是正确的，我们也不应将其作为确保他们会做正确事情的主要方式。”
随着奥特曼和他的朋友们重新掌舵，关于硅谷的话题转向了这一时刻是否标志着硅谷转离了其曾经珍视的慈善理念。
许多人认为，董事会成员之间的分裂归根结底是那些站在被称为有效利他主义的社会运动两边的人。
这是一个包罗广泛的运动，但其核心主张是，利用社区和行业的集体努力寻求创新的解决方案，是解决全球问题的最佳途径。
该运动中的一个重要派别认为，如果不加以控制，人工智能将对人类的生存构成威胁。
在投票罢免奥特曼的董事会成员中，至少有两人似乎赞同这一观点。
自从学生时代发现有效利他主义运动以来，托纳已经为多家有效利他主义组织工作过，而麦考利目前则是一家名为“有效风险投资”（Effective Ventures）的有效利他主义慈善机构的董事会成员。
虽然苏茨克沃并不被视为该问题上虔诚的信徒，但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他和奥特曼“在安全问题上发生了冲突，而这些问题与有效利他主义的担忧如出一辙”。
谢尔，这位近72小时的临时首席执行官，在一部哈利·波特粉丝撰写的在有效利他主义社区中广受欢迎的小说中被写为一个角色，这部小说设定为另一个替代现实，小巫师波特在其中努力进行理性思考。
奥特曼过去一直对有效利他主义持批评态度，将其描述为由善意的个人组成的“漏洞百出的运动”。
在一场被称为“失败的政变”之后，OpenAI的大厅里可能已经没有留下什么有效利他主义者了。
OpenAI在给《华尔街日报》记者的一份关于哲学辩论的声明中表示，有效利他主义并不是其业务的核心价值观之一。
这被描绘成这场运动棺材上敲入的最后一颗钉子，在过去几个月里，由于另一位占据科技头条的山姆——加密货币大王山姆·班克曼·弗里德（Sam Bankman-Fried）不光彩的反常行为，该运动的声誉已经遭受了重大损失。
根据《时代》周刊今年三月发表的一篇独家报道，该运动的领导人曾多次被警告，他们的代表人物之一正在实施不道德且疏忽的行为，而这一切早在他被判犯下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批金融诈骗罪之前就已经发生了。
知情人士告诉《时代》周刊，这些领导人无视有关班克曼·弗里德的警告，接受了数千万美元用于有效利他主义事业。
上周之后，有效利他主义的另一位最著名支持者、Skype联合创始人贾安·塔林（Jaan Tallinn）公开质疑有效利他主义是否是科技公司的可行理念。
他告诉美国新闻网站Semafor说：“OpenAI的治理危机凸显了以自愿利他主义为动机的治理计划的脆弱性。”
抛开个人理念不谈，过去一周来发生的事件让人们更加关注如何监管人工智能，尤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
长期以来，奥特曼一直主张既要发挥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威力，又要对其进行监督，以确保开发这些技术的公司——包括他自己的公司——不会滥用这些技术。
与此同时，根据《时代》周刊今年六月发表的一份调查报告，OpenAI一直在私下游说官员淡化欧盟《人工智能法案》中的重要内容。
奥特曼今年早些时候出席了最近的国会听证会以及在听证会间隙举行的闭门晚宴，这引起了一些人士的批评。他们指出，一位科技公司高管一方面公开主张对自己的行业进行监管，另一方面却与最终决定这些法律的政策制定者私下会面，这未免有些讽刺。
这个关于透明度的问题强调了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关于负责任、安全和可信赖的人工智能开发的最佳实践指南中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
数据伦理和负责任人工智能领域的全球专家奥雷利·雅克特（Aurelie Jacquet）告诉ABC说：“透明度实际上是确保问责制的关键要求，不仅对人工智能如此，对任何产品都是如此。
“我个人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实际上是在放大现有的风险。它是一种工具，你将其纳入现有流程，因此，它放大了[该领域内已经存在的风险]。”
雅克特女士是ISO人工智能委员会澳大利亚代表团的团长，她表示，虽然OpenAI和微软等公司在确保未来该行业的透明度和问责制方面要发挥作用，但一周来发生的事件最终并没有改变这些标准的制定方式。
雅克特女士说：“从人工智能的角度来看，这确实没有改变关于如何负责任地进行人工智能这一对话。”
国际标准化组织将于明年发布其人工智能管理标准，与任何最佳实践指南一样，将由各国政府和公司决定如何实施这些标准。
在凯尔茨博士看来，OpenAI能够存活下来而不是被微软吞并是件好事，不过他认为公众应该对他们最近的一些努力感到不安。
他指出，OpenAI开发的名为MyGPT的个人机器人存在严重的数据隐私问题，而微软连接数百万个应用程序接口（API）并教人工智能如何使用这些应用程序接口的计划也存在诸多风险。
但一周来的情况表明，在硅谷这样的地方，金钱的力量是多么强大。
“你无法阻止利润的力量，”他说。
每日新鲜资讯，为您一网打尽！周一至周五ABC中文《头条》展阅愉快！今天是12月8日，星期五。
今天的新闻提要：
澳大利亚与巴布亚新几内亚（PNG）签署了一项全面安全协议，两国承诺在面对任何安全威胁时加强信息共享并举行联合磋商。
周四（12月7日），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詹姆斯·马拉佩（James Marape）在堪培拉签署了该协议。
尽管其正式名称为《更紧密安全关系框架》（Framework for Closer Security Relations），但该安全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并具有“类似条约的地位”。
该文本规定，如果任何一方认为自己正面临直接或地区性的安全威胁，那么双方将进行磋商并协调应对措施。
该协议文本还写道：“如果出现威胁到任何一方主权、和平或稳定或太平洋地区的与安全相关的事态发展，双方应根据任何一方的请求进行磋商，并考虑是否应针对该威胁采取任何措施。”
该协议并不妨碍巴布亚新几内亚与其他国家签署安全协议，但澳大利亚争取到一项条款，即澳大利亚军人将享有与“根据当前或未来协议履行类似职能的其他国家的军人”同等的地位。
协议还称，如果有第三方提供安全援助，澳大利亚和巴新两国必须就“第三方的参与和贡献”进行“协调”。
澳大利亚还承诺在四年内提供两亿澳元的资金，用于支持巴新的安全优先事项，包括帮助巴新建立司法和惩教机构。
澳大利亚还将协助巴新在首都莫尔兹比港（Port Moresby）建立“警察招募和调查培训中心”，以帮助巴新发展警察部队并实现现代化。该中心还将用于培训其他太平洋岛国的警察部队。
巴布亚新几内亚希望将其警察部队，即皇家巴布亚新几内亚警察部队（Royal Papua New Guinea Constabulary）的人数从六千人增加到一万人左右，并将招募数十名前澳大利亚警察或现任澳大利亚警察，他们将在当地部队的指挥下宣誓就职。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说，该协议是“全面的、具有历史意义的”。
巴新总理马拉佩也感谢澳大利亚提供的额外支持，并表示这将对巴新的国家安全产生深远影响。
澳大利亚近期在加强与太平洋岛国的安全合作方面频频出招。
就在上个月，阿尔巴尼斯在刚刚结束访华行程后参加太平洋岛国论坛（Pacific Islands Forum），宣布与地势低洼的岛国图瓦卢签署协议，允许因气候变化而流离失所的图瓦卢人移居澳大利亚，作为回报，澳大利亚将对图瓦卢与其他国家的安全安排拥有有效的否决权。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继续推动扩大与太平洋岛国的警务关系。中国邀请了来自该地区的高级警官参加周五（12月8日）在中国举行的会议。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获悉，来自几个太平洋岛国的警察代表或外交官员可能会出席，但目前尚不清楚有多少人将亲自或以线上参与的方式出席。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高级警官已前往中国与会，但警察局长戴维·曼宁（David Manning）并未一同前往。
澳大利亚官员在密切关注此次会议，外交贸易部（DFAT）本周早些时候在堪培拉向盟国的外交官通报了这一情况。
去年，中国与所罗门群岛达成了安全和警务协议，试图将自己作为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合作伙伴，但澳大利亚政府对中国的意图深表怀疑。
去年11月，中国还举行了首次与太平洋地区的警察部长和警官的年度对话，但实际上只有所罗门群岛派出了部长级代表，一些太平洋岛国只派出了初级警官参加。
几个太平洋和区域国家的国防部长在法属新喀里多尼亚（New Caledonia）举行南太平洋国防部长会议，同意着手建立一支联合军队，以迅速应对人道主义灾难或安全危机。
与会的所有国家——澳大利亚、斐济、法国、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汤加和智利——的军队将参与。
澳大利亚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Richard Marles）说，与会的所有国家都是一个“大家庭”，“当我们中的任何一个国家需要帮助时，无论是在发生自然灾害的时刻，还是在内乱或不安全的时刻，我们都会本能地提供援助和帮助”。
与会各国的国防部长预计将在明年共同制定更详细的计划。
澳大利亚联邦影子外长西蒙·伯明翰（Simon Birmingham）将率领一个跨党派代表团访问以色列，并会晤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官员。
ABC证实，维州工党后座议员乔希·伯恩斯（Josh Burns）和米歇尔·阿南达-拉贾（Michelle Ananda-Rajah）也将与伯明翰议员同行。
该代表团将与以色列政府官员、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和人道主义组织的代表会面。
伯明翰曾批评总理阿尔巴尼斯未前往以色列访问，并抨击了执政党前座议员没有加入这个代表团。
自10月7日哈马斯偷袭以色列以来，包括拜登和马克龙在内的多个西方国家领导人访问了以色列。澳大利亚反对党领袖彼得·达顿（Peter Dutton）也曾敦促阿尔巴尼斯访以。
伯明翰在一份声明中说：“作为影子外长，我很高兴有机会到访以色列，表明我们对以色列生存权及其固有自卫权的持久支持，这包括消除哈马斯的恐怖威胁。”
该代表团并不是10月7日袭击事件后澳大利亚政客的首次以色列之行，前总理斯科特·莫里森（Scott Morrison）曾与英国前首相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一同到访过以色列。
另外，联邦助理外长蒂姆·瓦茨（Tim Watts）在周四（12月7日）下午宣布，他将在本周访问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以色列、卡塔尔和埃及。
瓦茨议员在一份声明中说，他将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和联合国驻巴勒斯坦被占领土高级代表的会晤，讨论人道主义援助的问题。他还表示将继续倡导两国解决方案和停火。
出于对反犹主义抬头的担忧，以色列本周提高了对澳大利亚以及欧洲和南美洲一系列国家的旅行警告级别。
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国民前往澳大利亚履行的安全警告级别提高到四级中的第二级，敦促旅行者“加强防范措施”。
以色列对前往英国、德国、法国和阿根廷履行发布了相同的二级警告，但对美国和新西兰的警告级别保持不变。
以色列政府表示，旅行者应避免在国外公开展示自己的以色列人身份。
谷歌推出了“双子座”（Gemini）生成式人工智能（AI）模型，这意味着这个美国科技巨头也在AI领域迈出了新的一步。
“双子座”人工智能模型可以经过训练，使其行为方式与人类相似，这很可能会加剧人们对该技术潜在前景和危险的讨论。
自OpenAI的ChatGPT大约一年前推出以来，谷歌一直在加紧研发人工智能软件，以与微软投资的OpenAI推出的软件一争高下。
谷歌及其母公司Alphabet在其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Bard中加入了“双子座”模型的一部分。
Alphabet公司表示，它有三个版本的“双子座”，每个版本拥有不同的处理能力。最强大的版本可以在数据中心运行，最简单的版本据说可以在移动设备上高效运行。
据Alphabet公司称，在某些手机上，“双子座”将能够快速总结设备上的录音，并在短信服务上提供自动回复。
虽然谷歌高管在发布会上向记者们保证，该技术目前只有英语，但最终将推出其他语言，这一点不成问题。
“双子座”最终还将被应用于谷歌的主流搜索引擎，但过渡的时间尚不明确。
谷歌一直在宣传这项技术的解决问题能力，认为它尤其擅长数学和物理，这让人工智能乐观主义者更加希望它能带来科学突破，改善人类的生活。
但人工智能辩论的另一方则担心，这项技术最终会让人类智能黯然失色，导致数百万人失业，甚至可能出现更具破坏性的行为，比如放大错误信息或引发核武战争。
近年来，发光的绿色蘑菇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游客在夜间走入南澳大利亚州的一片偏僻森林，但如今，这种被称为“幽灵蘑菇”的稀有真菌似乎正在逐渐消失。
幽灵蘑菇产于澳大利亚，它们可以通过与萤火虫类似的化学反应，在黑暗中会发出柔和的绿色光芒。
位于南澳州东南部Glencoe小镇的幽灵蘑菇巷（Ghost Mushroom Lane）在每年5月和6月蘑菇长出来的时候都会成为热门景点。
幽灵蘑菇巷是2016年由摄影师奥克特·勒鲁（Ockert Le Roux）在松树林中寻找这种蘑菇时发现的，距离甘比尔山（Mount Gambier）约16公里，于2017年正式开放，游客可以自助游览。
然而，南澳州林业局（ForestrySA） 首席执行官蒂姆·瑞安（Tim Ryan）说，在过去的几年，这里的幽灵蘑菇比预期的要少。而蘑菇数量减少的原因据信是由于自然环境的变化。
他说，“我们不确定今年是否还会长出蘑菇。”
他表示当局正在研究不同的方案，包括分散种植幽灵蘑菇，确保这个受欢迎的景点不会消失。
在昆州北部，一座建于1885年的灯塔在退休40年后将被重新点燃，它将成为澳大利亚唯一一座仍使用煤油的灯塔。
松岛灯塔（Pine Islet Lighthouse）位于昆州麦凯（Mackay）东南海岸珀西群岛的松岛上。
1985年，松岛灯塔迎来百岁生日，并且光荣退休，在过去百年的岁月里，它一直是珊瑚海（Coral Sea）繁忙航道的指路灯。在退休后，这个灯塔就从未被重新点燃过。
如今松岛灯塔即将迎来140岁生日，松岛灯塔保护协会（Pine Islet Lighthouse Preservation Society）的志愿者们决定修复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灯塔。
澳大利亚灯塔协会主席伊恩·克利福德（Ian Clifford）说，使用煤油的灯塔非常罕见。
“这确实需要一些特殊的技能......它的启动、设置和关闭都有非常具体的方法，”他说。
志愿者们正在筹集资金，希望在2025年7月，也就是灯塔投入使用140周年之际，将松岛灯塔再度点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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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元旦假期将至，这是一年中各机场最繁忙的时刻，但是澳大利亚航空业可能将举行罢工，这个假期旅客出行可能会受到影响。
澳大利亚维珍航空（Virgin Australia ）的约2000名机舱乘务员已经投票决定，如果维珍公司不同意加薪，并改善工作条件，他们将采取罢工行动，“作为绝对的最后手段”。
参加投票的乘务员为澳大利亚空乘协会（Flight Attendant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和运输工人工会（Transport Workers UnionU）的成员，约占客服人员总数的98%。
他们投票决定，在圣诞元旦假期期间分别举行15分钟、30分钟和24小时的罢工行动。
运输工人工会负责人尼克·麦金托什（Nick McIntosh）说，自维珍航空于2020年11月进入破产自愿托管程序以来，机舱乘务员的工资已被冻结多年。
麦金托什先生说，该公司最近恢复盈利达到1.29亿澳元，工会表示员工希望加薪。
澳大利亚空乘协会联邦秘书泰瑞·奥图尔（Teri O'Toole ）说，工会成员要求今年加薪10%，之后每年加薪3.5%。
奥图尔女士说这些要求只是为了应对生活成本的上涨。
维珍澳大利亚发言人表示，工会提出的要求“明显过高”。
除此之外，麦金托什先生说，澳大利亚航空业还一直面临人手短缺的问题，他说现在空乘人员要连轴转12至14小时，也没有休息吃饭的时间，还缺少安检员、行李处理员以及关键的、面对旅客的领域的工作人员。
新冠疫情期间，维珍航空裁员约3000人，澳航裁员约6000人。
工会表示由于人手严重短缺，今年年末假期期间有航班会被取消只是时间问题。
美国《时代》杂志（Time）将美国流行音乐天后泰勒·斯威夫特（Taylor Swift，又称“霉霉”）评选为2023“年度人物”（Person of the Year）。斯威夫特当选，表明《时代》杂志一反其评选有影响力的政治领袖作为年度人物的传统。
《时代》杂志评选年度人物的标准是“在过去的12个月中，无论好坏，最能影响新闻头条”的个人。
今年的入选者还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俄罗斯总统普京、查尔斯三世国王和电影《芭比娃娃》。
该杂志称斯威夫特当选是因为这位全球超级巨星是“分裂的世界”中的“光源”。
《时代》杂志主编萨姆·雅各布斯（Sam Jacobs）写道：“在一个四分五裂的世界里，有太多的体制在走向衰败，泰勒·斯威夫特找到了一种超越国界的方式，成为光明的源泉。”
“当今世界上没有人能够如此打动如此多的人。”
斯威夫特曾12次荣获格莱美奖。今年早些时候，400万澳大利亚人抢购她2024Eras澳大利亚巡回演唱会门票。
《时代》杂志自1927年开始评选年度人物以来，已评选了14位美国总统、5位俄罗斯或苏联领导人和3位教皇。
去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因其抵抗俄罗斯毁灭性入侵的勇气而被评选为年度人物。
2021年，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因其电动汽车公司特斯拉（Tesla）在这一年成为全球最有价值的汽车制造商而获得该刊物的认可。
《时代》杂志写道，今年俄罗斯总统普京之所以入围，是因为瓦格纳集团叛乱后“他的影响力得到了加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国王查尔斯三世、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Jerome Powell）、OpenAI首席执行官山姆·奥特曼（Sam Altman）、好莱坞罢工者和2023年最卖座电影的《芭比娃娃》也入围了候选名单。
山姆·奥特曼被《时代》杂志评为年度最佳首席执行官，梅西则被评为年度最佳运动员。
意大利政府证实已经正式通知中国，将退出“一带一路”倡议。
米兰《晚邮报》（Corriere della Sera）报道称，一封附有正式通知的信件已于近日送达北京。
目前中国方面还没有就此发表评论。
意大利与中国的签订的五年协议将于2024年3月到期。除非意大利至少提前三个月通知将退出，否则该协议将自动延期。
意大利政府一位消息人士说：“即使我们不再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我们也完全有意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
他补充说：“其他七国集团国家与中国的关系比我们更密切，尽管它们从未参与[‘一带一路’倡议]。”
为了保持两国的战略关系，意大利外长安东尼奥·塔亚尼（Antonio Tajani）于9月访问了北京，总统塞尔吉奥·马塔雷拉（Sergio Mattarella）也将于明年访问中国。
意大利总理乔治亚·梅洛尼（Giorgia Meloni）本人也表示希望访问北京，但日期尚未确定。
意大利于2019年成为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加入“一带一路”的七国集团成员国。此举当时遭到了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严厉批评。
在签署“一带一路”协议时，时任意大利总理朱塞佩·孔特（Giuseppe Conte）希望借此提振意大利表现不佳的经济。
但四年过去了，该协议几乎没有给意大利带来什么好处。习近平曾承诺将在意大利投资200亿欧元，但目前只实现了其中的一小部分。
双边贸易方面，意大利去年对华出口额为164亿欧元，而2019年为130亿欧元。相比之下，同期中国对意大利的出口从317亿欧元增至575亿欧元。
这意味着在过去四年多，意大利对华贸易逆差从200亿欧元激增至480亿欧元。
相比之下，中国与欧盟成员国法国和德国的贸易额要大得多，尽管这两个欧元区的最大经济体并不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成员。
不仅经济上没有什么益处，批评者还担心加入“一带一路”将使中国获得对敏感技术和基础设施的控制权。事实上，意大利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否决中国的收购案或限制中国公司对意大利企业的影响力。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过去数月来一直表示，希望退出这项协议。而意大利将于2024年担任七国集团主席国。
2019年时任反对党领袖的梅洛尼从一开始就反对加入“一带一路”。她内阁的外交部长塔亚尼今年夏天表示，意大利并未从该协议中“获得巨大成果”。
分析人士说，意大利没有什么动力续签该协议，而中国则可以说意大利是在美国的压力下退出，以保全面子。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推动中国在全球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重要举措之一。根据中国政府的信息，自2013年推出该倡议的10年来，中国已经与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近日中国还和约旦签署“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至此，中国已经与全部22个阿拉伯国家和阿盟都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现居澳大利亚的前美国海军陆战队飞行员丹尼尔·杜根（Daniel Duggan）被法院判决其位于新州南部海岸的房产将被没收。
杜根是澳大利亚公民，被美国指控训练中国解放军飞行员，并要求把他引渡回美国，他目前被关押在悉尼西部一所戒备森严的监狱中，并提起诉讼试图阻止被引渡回美国。
杜根还被美国政府指控他共谋、贩卖军火和洗钱等罪名，但他否认这些指控。
杜根的妻子萨弗林·杜根（Saffrine Duggan）正试图出售他们在新州Kiama附近萨德尔巴克山（Saddleback Mountain）的价值数百万澳元的庄园，以支付他的诉讼费用。
但10月份，一名美国法官下令限制和没收他的这一房产，称是“犯罪所得或源于犯罪所得”。
当月晚些时候，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AFP）成功地向新州最高法院（NSW Supreme Court）提出申请法庭限制令，以阻止该庄园的出售。
11月，杜根先生要求法院撤销该命令，辩称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的申请是基于不准确的事实。
在周三（12月6日）做出的判决中，法官驳回了杜根的诉讼请求。
杜根女士对这一判决结果“感到非常失望和伤心”。
她说：“这将使我们很难为我深爱的丈夫伸张正义，他已被单独监禁近14个月，且未受到[澳大利亚]本国的指控。”
“我们不仅要迎来第二个没有丹的圣诞节，这一决定还让我们几乎不可能为他争取自由。”
每年圣诞节都是龙虾的产销旺季，今年的西澳州龙虾捕获数量增加，需求也在不断上升。
西澳州的渔民们通过一个名为“渔船直销”（Back of Boat）的项目每天都能向消费者出售多达近千只龙虾。他们还计划在12月23日进行特价销售。
渔民布鲁斯·科克曼（Bruce Cockman）说，他每天能收到40到50份订单，而且随着越来越多人知道，订单数量还在不断增加。
渔民通常以每只25到30澳元的价格出售新鲜捕获的龙虾。
科克曼先生说，今年龙虾脱壳提前到来，导致12月初就有大量龙虾被捕获。
他说，与去年相比，平静的海面和较高的水温为龙虾的脱壳迁徙创造了绝佳的条件。
科克曼先生说，西澳州的龙虾产业是澳大利亚最有价值的单一渔业捕捞产业。在新冠疫情之前，其年产值约为五亿澳元。
2020年末，该行业的主要客户中国（进口澳大利亚98%的龙虾）停止进口澳大利亚的新鲜龙虾，导致价格暴跌。
渔民说，虽然“渔船直销”备受消费者的欢迎，但这并不能弥补失去中国市场所带来的损失。
今年11月，联邦贸易部长唐·法雷尔（Don Farrell）到上海参加进博会，此后他表示，预计澳大利亚龙虾将在圣诞节前重返中国市场。
澳大利亚龙虾产业仍在等待和期盼这一天的到来。
53岁的澳大利亚男子安东尼奥·“托尼”·罗通多（Antonio 'Tony' Rotondo）因涉嫌“深度伪造”（deepfake）澳大利亚知名女性的色情图片而遭起诉，他在法庭上承认，此前法院命令他不得发布此类图片，可是他仍未收手。
“深度伪造”是指在图像或视频中，某人的脸部或身体被修改，使其看起来像是在做或说一些实际上并没有说过或做过的事情。
罗通多周三（12月6日）通过视频方式在监狱出庭，并在布里斯班联邦法院（Federal Court）为自己辩护。
他承认自己违反了三项法庭命令，他因藐视法庭被罚款2.5万澳元。
澳大利亚网络安全专员（E-Safety commissioner）此前曾对罗通多提起诉讼，指控他在未经多名女性同意的情况下伪造了她们的色情图片，并发布到他自己的网站上。
联邦法院法官曾在10月份下达法庭命令，要求他从自己的网站上删除所有“深度伪造”图片，法庭还要求他不得公布这些命令，因为这些命令中包含了一些涉及索赔女性的身份信息。
本周三，法庭在聆讯中得知，罗通多在通过电子邮件收到命令的一天后，他将这些文件以及另一位澳大利亚居民的“色情”深度伪造的图片转发给了网络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并抄送给其他49个电邮地址。
网络安全专员的法庭辩护大律师马克·麦基奇尼（Marc McKechnie）告诉法庭，罗通多并没有从他的网站上删除这些图片，但在法庭聆讯后，他向调查人员提供了密码，调查人员现已删除了这些图片。
与此同时，法庭在聆讯中还了解到，昆州警方指控他制作了布里斯班一所名校教师和学生的深度伪造图像。
他被指控犯有五项淫秽出版物和裸露罪、一项针对16岁以下儿童的淫秽出版物和裸露罪。
如果罗通多因昆州警方的指控被定罪，他可能是澳大利亚有史以来第一位因传播“深度伪造”图像而被判刑的人。
2023年10月，新州对科休斯科国家公园（Kosciuszko National Park）内的野马数量进行调查，估计该国家公园内仍有超过1.7万匹野马（大约在12,934至22,536匹之间）。
这虽然低于2022年的数字，但仍远远高于目标范围，即新州政府必须在2027年6月前将野马数量减少到3000匹。
为此，新州政府在两个月前批准使用空中射杀的方法，来控制野马数量。
新州环境部长彭妮·夏普（Penny Sharpe）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如果不使用空中射杀，就“不可能”及时减少野马数量。
空中射杀会与包括领养、地面射杀和麻醉在内的一系列其他控制措施同时使用。
新州政府还透露，11月有关部门展开了初步的空中射杀计划，在两天时间内射杀了270匹马。行动中使用了两架直升机，每架飞机上都有一名独立兽医进行监督。
入侵物种理事会（Invasive Species Council ）倡导主任杰克·高夫（Jack Gough）说，之所以要花这么大力气控制野马数量是要阻止它们破坏敏感的高山生态系统和栖息地环境。
“我们无法承受野马对河流和野生动物的无情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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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大众汽车公司周二表示，该公司委托对其在中国新疆的合资企业进行的审计中，没有发现强迫劳动的迹象，但审计公司的声明同时表示，在中国收集数据所面临的困难是众所周知的。
此次审计由德国人权尽职调查公司洛宁（Loening Human Rights & Responsible Business GmbH）负责，审计内容包括现场访谈、检查员工合同以及该生产基地197名员工的工资支付情况。
洛宁公司的总经理马库斯·洛宁（Markus Loening）在一份声明中说，此次审计仅限于大众与上汽集团合资的乌鲁木齐工厂的员工。
今年早些时候，投资者要求大众与上汽集团沟通要求其配合，对新疆工厂的劳动条件进行独立审计。
中国政府否认在新疆存在强迫劳动的侵权行为。
由于被指在新疆强迫劳动，大众汽车于2022年11月被全球指数提供商MSCI在其社会问题类别中标记为“警惕”，促使一些投资者将大众股从其投资组合中剔除。
花旗银行的分析师表示，大众汽车此次的审计结果有可能扭转导致其股价表现不佳的很大一部分原因。
大众汽车表示，洛宁公司与深圳一家律所的两名中国律师共同进行了审计，但没有透露他们的姓名。
中国政府曾多次试图遏制西方审计公司在中国的工作。
今年早些时候，一家美国审计师事务所在北京遭到突袭，有报道称中国指示国有企业停止使用普华永道、安永、毕马威和德勤这“四大”西方审计公司。
大众汽车表示，审计工作是按照SA8000标准进行的，该标准是基于国际人权原则的管理体系标准，对包括童工、强迫劳动、健康和安全在内的八个方面进行评估。该标准由社会责任国际（SAI）推出，获得全世界的认可。
大众汽车补充说，尽管如此，新疆的这一生产基地尚未获得正式的SA8000认证。而在制定该标准的SAI网站上，洛宁公司并未被列为可以提供SA8000认证的认可机构。
新冠疫情发生后，大众缩减了该工厂的业务，员工人数从高峰时的650人减少到197人，其中维吾尔族员工仅占不到四分之一。
有报道称，大众汽车答应维持新疆工厂的运营，以此作为北京同意大众在中国其他地方继续生产的条件，但大众汽车否认了这一说法。
马库斯·洛宁说：“那里的员工的工资高于平均水平，但他们几乎无事可做。”
他说，该工厂以前组装桑塔纳车型，现在只负责“技术调试和向该地区交货”。
大众汽车中国区负责人拉尔夫·布兰德施泰特（Ralf Brandstaetter）说，他在今年2月参观该工厂时没有看到有强迫劳动的迹象。
然而，他的言论招致了一些倡议人士和一位大众汽车主要投资者的批评，后者表示，要查明这个地方的劳工条件是不可能的。
澳大利亚统计局（ABS）数据显示，澳大利亚第三季度经济仅增长了0.2%，过去一年增长了2.1%。
三季度的增长率低于预期。根据全球金融市场数据提供商路孚特（Refinitiv）的调查，经济学家普遍预计三季度经济将增长约0.4%，年增长为1.8%。
按人均计算，澳大利亚第三季度的人均经济产出下滑了0.5%，在过去一年中下降了0.3%。
家庭首当其冲受到经济放缓的影响，因为抵押贷款利率上升导致消费者支出在本季度持平，储蓄率降至近16年的低点。
澳大利亚统计局国民账户主管凯瑟琳·基南（Katherine Keenan）指出：“2022-23财年中低收入税收抵消的取消意味着许多家庭本季度的所得税支出增加，这也是家庭储蓄率下降的原因之一。”
“住房贷款利息的增加和通货膨胀对家庭造成的压力也可能是家庭储蓄率下降的因素。”
基南女士指出，政府第三季度支出增长1.1%，主要是由给予家庭的社会福利推动的，包括能源账单减免基金退税，以及儿童保育、老年护理和医药产品的额外支出。
国际著名信贷评级机构穆迪（Moody's）周二将中国A1级债务评级的展望从“稳定”（stable）下调至“负面”（negative），中国财政部表示对此决定感到失望。
穆迪在公告中称，中国政府需要为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提供更多金融支持，另外控制房地产危机也需要高昂的成本，这些都将拖累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虽然穆迪把展望下调至负面，但是评级仍然维持在A1级，指出中国经济仍有较高的冲击吸收能力，但估计中国经济增长将在2024年和2025年放缓至4.0%，2026年至2030年平均为3.8%。
不过从历史上看，约有三分之一的被评级对象在评级展望降为负面后的18个月内被降级。
穆迪在2017年将中国的债务评级从Aa3下调至A1，并同时将评级展望由负面调整为稳定。当时中国的债务水平正在上升。
这次下调是穆迪自2017年以来首次对中国的评级展望做出调整。
中国财政部称这一决定令人失望，称经济将反弹，房地产危机和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是可控的。
财政部的回应表示，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在全球经济复苏势头不稳、动能减弱的背景下，中国宏观经济持续恢复向好，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并称穆迪的担忧是不必要的。
在穆迪宣布对中国经济展望降为负面的消息之前，由于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担忧，蓝筹股下跌近2%，跌至近五年低点。
一位知情人士说，中国的主要国有银行闻讯纷纷抛售美元，支持人民币汇率。
中国主权债务违约保险成本升至11月中旬以来的最高点，而在美国上市的中国重量级企业阿里巴巴和京东的股价分别下跌了1%和2%。
分析人士称，中国的A1评级在“投资级”领域已经足够高，展望下降不太可能引发全球基金的强制抛售。
另一主要全球评级机构标准普尔（S&）和惠誉（Fitch）对中国的评级均为A+，相当于穆迪的A1，评级前景稳定。
大多数分析师认为，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有望达到政府设定的5%左右的目标，但这个目标是基于2022年新冠后期的疲软经济为基础的，而且现在中国的经济活动极不均衡。
住房危机加深、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全球增长放缓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抑制了经济增长势头，中国经济一直苦于反弹乏力。
分析师普遍认为，在经历了过去几十年的高速扩张后，中国的经济增长正在放缓。许多人认为，中国政府需要转变经济模式，从过度依赖债务推动的投资转向更多地依靠消费需求拉动。
上周，中国央行行长潘功胜承诺保持宽松的货币政策以支持经济，但同时也敦促进行结构性改革，以减少经济增长对基础设施和房地产的依赖。
10月，中国公布了一项计划，将在年底前发行一万亿元人民币（约合1398.4亿美元）主权债券，以刺激经济活动，并将2023年预算赤字占GDP的比例目标从原来的3%提高到3.8%。
在经历了多年的过度投资、土地出让收益骤降以及抗击新冠的成本飙升之后，评级公司一直在对债务缠身的中国城市的负债风险发出警告。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最新数据，2022年，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达到92万亿人民币（约合12.6万亿美元），占中国经济总量的76%，高于2019年的62.2%。
高盛（Goldman Sachs）的数据显示，中国的资本外流也在加剧，9月份达到750亿美元，是2016年以来最大的月度外流。
目前，标普、穆迪和惠誉是全球三大主要的信用评级机构。穆迪投资服务有限公司（Moody’s Investors Services）是美国评级业务的先驱，在当今世界评级机构中久负盛名。
在全球金融市场中，信用评级机构的评级对投资决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因此各经济体以及投资者都十分关注。
穆迪的评级级别由最高的Aaa级到最低的C级，一共有二十一个级别。评级从高至低细分为投资等级和投机等级。中国的信用等级为A级当中的A1级，即中上级。
投资级别
评定
Aaa级
优等
Aa级
（Aa1，Aa2，Aa3）
高级
A级
（A1，A2，A3）
中上级
Baa级
（Baa1，Baa2，Baa3）
中级
本周，全国近一半地区拉响了今年入夏以来的首次热浪警报。
气象局发布了从周三开始为期三天的热浪预警，从西澳西北部的珍珠之城布鲁姆（Broome）开始，向东南横扫中部红土中心地区，再到昆州西部和新州，都将出现严重的热浪天气。
未来几天，热浪将逐渐向东南方向移动，本周末将集中在新州和南澳内陆地区。
据气象局高级气象学家迪安·纳拉莫尔（Dean Narramore）表示，本周二，南澳内陆的塔库拉（Tarcoola）、罗克斯比唐斯（Roxby Downs）和伍默拉（Woomera）的气温超过了45摄氏度。
“大面积的高温天气并不罕见，如果你实际查看一下数据，并没有多少[气温]纪录被打破，”纳拉莫尔先生说，“但是，当进入夏季时，第一次40多度的高温总是会给你带来冲击。”
纳拉莫尔先生说，气温最极端的地区将是南澳内陆、奥古斯塔港（Port Augusta）以北，以及新州西部和中部、墨累河（Murray River）以北和山脉以西。
“这些地区的气温可能会比平均气温高出12到14度，气温最高会上升到40多度，”他说
悉尼西郊也可能面临高温天气，预计周六彭里斯（Penrith）的气温将达到42℃。
但纳拉莫尔先生表示，由于悉尼和布里斯班的海风以及维州凉爽的南风，首府城市将不会受到最恶劣天气的影响。
天气预报显示，热浪过后将迎来凉爽的天气和周末的降雨，南澳和维州还将有阵雨和雷阵雨。
在新冠期间，世界各地学生在阅读和数学方面表现都差强人意，但澳大利亚的青少年却成功地逆流而上。
根据最新的国际教育排名，自2018年以来，澳大利亚的数学、科学和阅读成绩不但没有下滑，反而保持稳定。
这意味着，澳大利亚15岁学生的阅读和科学成绩目前排名世界第九，数学成绩排名世界第十。
但情况并不全是乐观的，数据显示，近一半的学生在这些科目上仍未达到国家标准，而来自富裕家庭的学生的成绩要优于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
由于其他国家排名下降，澳大利亚的全球排名在2022年有所上升，但如果对比21世纪初的情况，我们的整体表现实际上有所下降。
根据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的结果，2022年，澳大利亚学生在科学、阅读和数学方面的表现达到或超过了经合组织（OECD）的平均水平。
但澳大利亚教育研究委员会（Australian Council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ACER）高级研究员丽莎·德博托利（Lisa De Bortoli）表示，虽然澳大利亚的成绩在排名上看起来不错，但这主要由于其他国家的表现不佳。
“仅有一半多的澳大利亚学生达到了国家能力标准——数学51%，科学58%，阅读57%。因此，有相当多的学生未能证明他们在这些领域掌握了超过最基本内容以外的技能。”
虽然澳大利亚整体上在所有三个科目上的表现都高于经合组织的平均水平，但一些州却落在了后面。
在数学方面，塔斯马尼亚州和北领地低于经合组织的平均水平。
澳大利亚首都领地在所有科目中均名列前茅，而在全国范围内，城市学校的学生成绩均优于郊区和偏远地区的学生。
澳大利亚的总体表现良好，但对PISA数据的深入研究表明，社会经济地位对学生的表现产生了影响。
背景越富裕的学生，在PISA考试中取得好成绩的可能性就越大。
自21世纪初以来，学生的阅读、科学和数学成绩全面下降，但社会经济背景较差的学生成绩下降速度更快。
澳大利亚并不是唯一一个出现这种情况的国家，大多数经合组织国家的情况都差不多。
独立学校在所有三个方面的表现都优于其他机构，其次是天主教学校，然后是公立学校。
ACER指出，公立学校招收的弱势学生比例要高得多，而私立学校招收的特权学生则更多。
国际学生评估项目还发现，原住民背景的学生成绩低于同龄人。
经合组织将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视为各国制定教育政策的重要依据，而最新结果的公布正值联邦政府准备对学校系统进行重大改革之际。
最近，一份关于教育工作者认证和学习的审查报告呼吁对教师的教学方式进行重大改革，联邦政府计划在新的一年做出回应。
“强劲开端”报告（The Strong Beginnings）呼吁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实践经验和有关儿童如何学习的核心内容，以及其他变革。
教育部长们将在未来几周内公布另一份关于学校经费的重要审查报告。
各州、地区和联邦政府之间的谈判即将全面展开，新的学校拨款协议将于2025年开始。
澳大利亚的第一辆月球车将被命名为“Roo-ver”，这个名字在为月球车公开征名的竞赛中获得了最多的选票。
在澳大利亚航天局举办的命名竞赛中，共收到8000多份提议，近两万名澳大利亚人从入围的四个名称中投票选出了他们最喜欢的一个。
Roo-ver获得了36%的选票，击败了其他三个入围名称： Coolamon——是一个原住民语言的名字，指一种在采集中使用的多功能工具；Kakirra——原住民语言中，月亮的意思；以及Mateship。
其他未入围的名字包括Matilda、Bluey、Skippy、Wombat、Walkabout以及Rover McRoverface。
还有一些人提议以人名或与澳大利亚相关的电影电视剧命名，包括“月面”伯特·牛顿（Bert Moonface Newton）、史蒂夫·欧文（Steve Irwin）、山姆·科尔（Sam Kerr）、红狗（Red Dog）、疯狂麦克斯（Mad Max）和闪烁比尔（Blinky Bill）。
航天局称，由内部和外部专家组成的评审团根据参赛作品的相关性、创造性和合理性，以及是否简短、易于识别和鼓舞人心等方面进行了评判。
Roo-ver预计重约20公斤，大小与托运行李箱差不多，它将作为美国宇航局（NASA）“月球到火星”计划的一部分前往月球。
这辆由澳大利亚制造的半自动漫游车预计将在月球南极地区着陆，然后用大约14个地球日（约等于半个月球日）的时间收集月球土壤，即所谓的“碎屑岩”。
大部分时间月球车将由地球遥控操作，但也需要自己完成一些任务。
采集到的样本将由美国宇航局进行分析。
今天ABC中文的《头条》就是这些，祝您有愉快的一天！
每日新鲜资讯，为您一网打尽！周一至周五ABC中文《头条》展阅愉快！今天是12月5日，星期二。
澳大利亚央行董事会在今天举行的会议上决定将现金利率目标维持在4.35%不变。
11月，央行为了应对高于预期的季度通胀数据，将现金利率提高至4.35%。本月，月度通胀数据低于预期，央行因此决定维持利率不变。
由于1月央行董事会没有相关会议安排，至少在2月前，贷款人都不会面临利率再次提高的情况。
自2022年5月以来，利率已经上升了4.25个百分点，这使得还有25年偿还期的50万澳元贷款的月还款额度升高了1200多澳元。
澳大利亚房贷比较网站RateCity表示，如果背负50万澳元的贷款人此前没有拿过更低的利率，那么在过去20个月里因利率上调而多支付的利息则接近2.5万澳元。
据中国媒体报道，一些城市居民近日发现疫情后已经无人使用的健康码呈绿色，并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了自己的困惑，担心疫情管控措施卷土重来。
《河南日报》旗下的“顶端新闻”称，从12月1日开始，四川天府健康通、广东地区粤康码都显示“绿码”，其记者联系广州卫健委和市长热线时被告知对生活和出行无影响，“疫情已经过去了”。
目前，中国正值呼吸道疾病高发时期，很多医院人满为患，儿童感染情况格外严重。
一位不知是否应对“健康码绿码”报道感到担心的微博网友评论称：“当年上班时每天一醒来第一个查的就是自己是不是绿码，而若是变成黄码就开始心理焦虑了，更别说红码了，如今好不容易过去了。”
但也有网友表示，健康码“重现”是误读。“健康码一直在的，下线的是行程码，”一位网友微博发帖中写道。
行程码和健康码都是中国在新冠流行时期投入使用的疫情管控二维码监控体系。
行程码多是根据个人移动数据和扫码情况，对一个人行动轨迹进行的记录。健康码则大多记录了居民的疫苗接种、核酸检测情况。
在中国，每个省市都有自己独立的行程码、健康码体系，因此记录方式和使用情况也不尽相同。
今年初新冠疫情封控结束后，中国各省市都宣布不再使用行程码，但对于健康码，直到今年二月很多地区都仍在使用，虽然不再使用，但是否下线很多地区并没有做出明确解释。
以广东地区使用的粤康码为例，2月粤康码宣布下线部分包括“抗原自测、老幼助查、健康申报、电子证照、防疫工作台”等功能，仍有其他功能没有通知下线。
与此同时，不少广东居民已经删除了“粤康码”手机应用程序，但在微信小程序中，仍能看到粤康码这一功能。
美国在台协会（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处长孙晓雅（Sandra Oudkirk）周一在国立台湾大学发表年终政策演说表示，台湾2024年的总统大选必须不受“外界干扰”，并补充说无论谁获胜，美国对台湾的政策都将保持不变。
台湾总统蔡英文和其他官员曾经警告说，中国可能会试图在1月13日的总统和立法委员选举中左右选民，使其倾向于寻求与北京建立更密切关系的候选人，而这次选举可能会决定台湾与其邻国的关系。
美国是台湾最重要的国际支持者和武器供应国，尽管它与台湾并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
孙晓雅说，美国对台湾的选举程序和民主制度深具信心。
她说：“我们认为，应该由台湾选民来决定他们的下一任领导人，不受外来干涉。”
“正如我以前多次说过的那样，美国在台湾选举中不偏袒任何一方，我们没有想要偏向的候选人，我们也很清楚我们没有投票权，”孙晓雅说，“我们支持台湾充满活力的民主制度，并期待与台湾选民在2024年选出的任何领导人合作。”
民意调查显示，现任副总统、执政党民进党的参选人赖清德是台湾下一任总统的热门人选。中国不希望赖清德当选，认为他是一个分裂主义者，并多次拒绝了他的会谈提议。
赖清德的主要对手是来自台湾最大反对党国民党的侯友宜，该党传统上主张与中国保持密切关系，但坚决否认亲北京，并表示也将维持与美国的密切关系。
中国在过去四年中加大了对台湾的军事压力，包括在过去一年半中在台湾岛附近举行了两轮大型军事演习。
一艘停泊在西澳南岸附近的中国散装货轮船长称“不小心”误将2000至3000升货舱舱底水排放入埃斯佩兰斯（Esperance）附近的海域。
民生海科（天津）航运租赁有限公司长178米的TS Golf号和该船52岁的船长张书宏因2020年11月发生的这一事件被澳大利亚联邦政府起诉。
公司和船长都承认曾向海里排放废水。
民生公司可能面临最高22.2万澳元的罚款，张先生可能被处以最高4.4万澳元的罚款。
卡尔古利（Kalgoorlie）地方法院的记录显示，该船的大副打开了左舷阀门，他有在船舶航行时排放舱底水的习惯。
法庭陈述还显示，排水发生在距离埃斯佩兰斯海岸线15海里的地方，是当地一名直升机操作员发现该船只在排放物绿色液体。
该案的检察官认为这种令人担忧的行为通常难以被发现，因此判决需要有震慑性。
而辩护律师则认为这是难以避免的人为错误，船长并没有类似前科。
地方法官珍妮·吉布斯（Janie Gibbs）将在明年1月19日的量刑听证会上做出判决。
法国外长凯瑟琳·科隆纳（Catherine Colonna）和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周一在堪培拉会晤后公布了新的合作协议。
根据协议，澳法两国同意建立新的伙伴关系，让两国军队更容易进入对方在该地区的防务设施，并就关键气候倡议“扩大合作与协调”。
科隆纳女士说，两国都希望2021年发生的潜艇合同取消事件“翻篇”，并将重点放在合作稳定地区局势和建立气候变化防御上。
“我们的任务是重启、重建......2021年9月之前的那种关系。除此之外，还要围绕具体项目真正建立新的[关系]，”她说。
“我们是太平洋国家，我们决心加强与该地区伙伴的合作，包括我们在该地区的头号伙伴澳大利亚。”
2021年，澳大利亚宣布放弃与法国海军集团（Naval Group）签订的价值数十亿澳元的潜艇建造合同，由此引发了两国之间的不和与不信任。
法国在其太平洋领地上保持着大量的军事存在，在法属波利尼西亚（French Polynesia) 和新喀里多尼亚（New Caledonia）的多个军事基地驻扎着近3000人。
今年早些时候，法国总统埃马克龙宣布，他将扩大法国在新喀里多尼亚的军事存在，并在努美阿（Noumea）创建一所新的学院来培训地区军队。
科隆纳女士说，澳大利亚和法国之间的防务合作“相当重要”，两国都希望参与更复杂的联合演习和情报共享。
她说：“我们将通过互惠准入......和增加联合活动来加强这种合作和互操作性。”
黄英贤表示，澳大利亚希望加强与法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合作，并称这份协议是“两国关系重启的重要部分”。
世界上最大的冰山在南极水域停留了三十多年后，终于挣脱了束缚。
科学家上周透露，这座名为A23a的南极冰山正在移动。
这座冰山曾是前苏联一个研究站的所在地，面积近4000平方公里，大约是纽约市面积的三倍。
A23a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冰山之一。1986年，它从南极洲西部的菲尔希纳·隆恩冰架（Filchner-Ronne Ice Shelf）上脱离出来，但是其底部被卡在威德尔海（Weddell Sea）的海底，自此基本上一直处于搁浅状态。
但最近的卫星图像显示，在强风和洋流的推动下，这座重达近一万亿吨的冰山正漂过南极半岛的北端。
英国南极调查局冰川学家奥利弗·马什（Oliver Marsh）说，如此大型的冰山移动是很少见的，因此科学家们将密切关注它的移动轨迹。
随着它移动的速度加快，很可能会被卷入南极环极洋流。
按照这一洋流的流向，A23a将沿着一条被称为“冰山小巷”（iceberg alley）的路径漂向南大洋（Southern Ocean），在这条小巷里，其他同类的冰山也会一同在黑暗的海水中移动。
至于这块冰山为什么能“挣脱束缚”，具体原因还不得而知。
马什博士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可能稍微变薄了一点，获得了一点额外的浮力，使它能够升离海底，被洋流推动。”
南极科考船“戴维·阿滕伯勒爵士”号（RRS Sir David Attenborough）上的科学家在威德尔海执行科学考察任务时与A23a擦肩而过。
研究小组记录下了他们的“幸运”遭遇，录像显示，这座巨大的冰山高出水面约400米，面积巨大。
科学家认为，A23a有可能在南乔治亚岛（South Georgia Island）再次搁浅。由于数以百万计的海豹、企鹅和海鸟在这座岛上繁殖，并在周围水域觅食，巨大的A23a冰山可能会切断它们的通道。
广受欢迎的儿童动画节目“布鲁伊（Bluey）”将在布里斯班拥有自己的沉浸体验景点——“布鲁伊世界”（Bluey's World）。
该动画节目以布里斯班为背景，讲述了一只蓝澳洲牧牛犬和它家人的冒险故事。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的这一节目在全球60个国家播放，并获得艾美奖。
安德鲁·凯（Andrew Kay）是该剧的戏剧制作人，他将这个Bluey沉浸式体验场馆项目形容为一个“巨大的工程”。
“布鲁伊世界”的规模是澳大利亚其他任何沉浸式体验场馆大小的两倍。
“它试图创造一个世界，让孩子和家庭能够真正体验整个Bluey的世界，包括房子、后院、小溪，还有整个游乐场，”凯说。
昆州旅游部长斯特林·欣奇利夫（Stirling Hinchliffe）说，这里将提供声景互动游戏功能和导游体验，游客将仿佛置身于布鲁伊剧集之中。他相信该体验馆将促进昆州的旅游经济。
“据昆士兰旅游和会展局估计，‘布鲁伊世界’将为旅游经济带来超过1800万澳元的收入，并为昆州提供250个良好的就业机会，”欣奇利夫先生表示。
让游客能够身临其境的真人大小“布鲁伊世界”将建在布里斯班河北岸的汉密尔顿（Hamilton），展馆场地4000平方米，计划将于2024年8月向公众开放。
以上就是今天的ABC中文《头条》，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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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被关押三年多刚于10月返回墨尔本的澳大利亚记者成蕾提醒有意前往中国的澳大利亚人注意可能触犯中国国家安全法律的风险，但她表示不排除回到中国的可能性。
成蕾在周一晚参加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的《问与答》（Q+A）节目，在节目播出期间的社交媒体实时互动中，8100人就是否愿意前往中国进行了投票，55%的人表示不愿意。
成蕾警告澳大利亚人，如果要去中国，一定要对中国不断扩大的国家安全法律保持警惕。
“如果我说他们应该[去]中国，他们会相信吗？”成蕾调侃道。
随后她正色道：“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但我认为，现在的中国和我2000年去的时候以及随后十年的中国是不同的。”
“我认为你必须弄清楚应该注意什么。
“现在，我对任何声称保护......国家安全的东西都非常警惕。
“这[国家安全]真是一个非常笼统的说法，我不希望对此一无所知的人去那里。如果要去，[就要]充分了解这个风险。”
当被问及是否会重返中国时，成蕾表示，她被禁止在未来10年申请中国签证，但她仍不排除可能再去的可能性，尽管她的一句话就可能会引起中国官员的愤怒。
她说：“永远不要说永远，但现在我去不了......如果人们想提高他们的普通话，可以去台湾。”
成蕾曾在中国官媒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担任电视记者。她于2020年8月被关押，被指控“向海外提供[中国]国家机密”，但是她否认了这一指控。
今年10月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访华前夕，成蕾获释并返回澳大利亚。
她在返回后接受ABC《7.30》节目采访时说，她被监禁期间遭受“一种复杂的酷刑形式”。
自阿尔巴尼斯于11月初成为七年来首位访华的澳大利亚领导人以来，澳大利亚与中国的贸易和外交紧张关系被认为正在解冻。
尽管如此，地缘政治气氛依然紧张，澳大利亚在美中两个超级大国不和的大背景之下在外交上走着钢丝。
成蕾说，处理这种关系十分讲究技巧，同时也要了解中国，了解习近平主席所面临的压力。就在两周前，美国总统拜登在与习近平举行峰会后再次称习近平为“独裁者”。
“我支持[澳大利亚]采取有技巧的国策，因为我是在中国长大的......而且在监禁期间阅读了大量中国历史，所以我能理解中国这么做的出发点，”成蕾说。
“它会很粗暴，因为它要管理14亿人。
“它觉得自己受到了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攻击。
“它想回到过去，夺回可能在一千多年前的唐朝之后失去的领先地位。要做到这一点，它需要感觉到自己的强大，因此它需要做好防御。
“它[还]需要感受到和善，所以如果你表现得好，如果你磕头，你就会得到甜头。”
当被问及她是否认为阿尔巴尼斯总理应该就最近的声纳伤人事件与习近平主席进行更直接的交流时，成蕾说，中国很讲究面子，因此这样的讨论需要“小心处理”。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将采取措施打击电子烟，第一阶段的行动于明年1月1日开始，禁止一次性电子烟进口。
当天，医生和护士开具治疗性电子烟处方的新规程也将生效。
联邦政府在2021年就做出规定，在没有医生处方的情况下购买或进口尼古丁电子烟或电子烟都是非法的，但尽管如此，电子烟的使用率还是不断飙升。
最近一项针对4000多名青少年的研究发现，四分之一的人吸过电子烟。维州抗癌协会（Cancer Victoria）的研究表明，大约七分之一14至17岁之间的青少年，以及五分之一18至24岁之间的人目前正在吸电子烟。
联邦卫生部长马克·巴特勒（Mark Butler）将吸电子烟称作“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并于今年早些时候宣布将对电子烟的进口和销售实施更为严格的监控。
巴特勒表示，电子烟正“在我们的社区中造成新一代人对尼古丁的依赖”。
“电子烟曾被作为一种治疗产品销售给世界各地的政府和社区，以帮助长期吸烟者戒烟。它不是作为一种消遣产品出售的，尤其不是给我们的孩子们的，但是现在它已经变成了这样的产品，”他说。
巴特勒还表示，澳大利亚各级政府都在共同努力，“阻止年轻人吸电子烟的现象以令人不安的速度增长”。
作为打击电子烟的行动的一部分，从明年3月起，澳大利亚还将禁止进口可填充再使用的非治疗性电子烟。
另外还将禁止私自从海外进口治疗型电子烟，治疗型电子烟进口商和制造商将必须报告其产品的合规情况。
大多数电子烟都含有大量尼古丁，而尼古丁长期以来一直与许多长期健康问题有关。
除此之外，电子烟中的液体还含有200多种化学物质，包括指甲油清除剂和除草剂中常见的化学物质。
澳大利亚政府称，吸食电子烟的短期影响包括增加肺部感染、哮喘、心脏病和免疫系统衰弱的风险。
但更令人担忧的是其潜在的长期影响。
长期吸食电子烟很可能会对健康造成危害，但由于电子烟仍是新生事物，因此还没有长期研究的数据。
在人们吸了大约40年的香烟后，科学家们才证明香烟会对健康造成危害。
当您吸电子烟时，一些化学物质会通过口腔细胞被吸收到血液中。
当电子烟的蒸汽到达肺部时，更多的化学物质也会被吸收。
在从口中吐出烟雾的过程中，更多的化学物质被吸收，剩下的被呼出，形成可见的雾气。
一般来说，由于香烟中添加了大量化学物质，人们普遍认为吸电子烟比吸烟草香烟危害更小。
不过，在电子烟的烟液和蒸汽中也发现了一些有害化学物质，尽管其含量低于烟草烟雾，但这并不意味着电子烟是安全的。
世界卫生组织（WHO）的一位官员说，中国近期出现的呼吸道疾病激增水平并不像新冠疫情之前那么高，他重申在最近的病例中没有发现新的或不寻常的病原体。
世卫组织流行病和大流行病准备与预防部代理主任玛丽亚·范克尔霍夫（Maria Van Kerkhove）说，中国近期病例增加似乎是由于感染病原体的儿童人数增加所致。
她认为，中国此前实行了两年的严格“清零”政策，很多病原体的传播受到遏制，随着“清零”政策的结束，儿童感染这些病原体的几率大增。
范克尔霍夫说：“我们询问了与新冠疫情前对比的情况。而他们现在的波峰并没有2018-2019年时的那么高。”
“这并不是出现新型病原体的迹象，是意料之中的，大多数国家一两年前就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她补充道。
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言人米峰周日（11月26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近期急性呼吸道疾病的激增与多种呼吸道病原体叠加同时流行有关，其中最主要的是流感。
他说：“监测显示，近期，呼吸道感染性疾病以流感为主。此外，还有鼻病毒、肺炎支原体、呼吸道合胞病毒、腺病毒等引起。”
中国卫生官员敦促地方当局增加发热门诊的数量，目前在儿童病例激增的北京和辽宁等北方地区，急诊室人满为患，等候时间延长。
北京佑安医院传染科主任医师李同增告诉中国官媒小报《环球时报》，病毒仍在工作场所的青壮年之间和学校的儿童之间传播，新发呼吸道疾病病例可能在未来几周达到高峰。
李同增还警告说，在农历新年假期期间可能会出现第二波传染高峰，因为老年人在家庭聚会期间可能会更容易受到感染。
上周，世界卫生组织要求中国提供更多关于近期儿童呼吸道疾病和肺炎病例增多的信息，中国卫生部门也迅速提供了相关数据，并表示没有发现异常或新型病原体，也没有发现异常临床表现。
近来一篇发表在《自然》（Nature）杂志上的文章引述流行病学专家的话说，中国近期呼吸道疾病患病人数激增很正常。
香港大学流行病学家高本恩（Benjamin Cowling）说：“这是典型的急性呼吸道感染‘冬季激增’。”
他说：“今年的发病时间略微提前了一些，这可能是因为三年的新冠疫情措施导致人们对呼吸道感染的易感性增加。”
澳大利亚悉尼新南威尔士大学（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呼吸内科医生克里斯汀·詹金斯（Christine Jenkins）说，与新冠疫情爆发前相比，中国的医疗保健系统现在能够更好地应对。
不过詹金斯医生补充说，即使感染是由已知的病原体引起的，也必须密切跟踪，不能掉以轻心，避免疾病的严重爆发。
多名澳大利亚流行病学家在《对话》网站上发文，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中国的呼吸道疾病有所增加。但是今年全球呼吸道疾病发病率同比有所下降，这说明中国的呼吸道疾病发病率确实高于预期。
卡塔尔宣布，以色列和哈马斯达成延长停火两天的协议。最初的停战协议已于当地时间周一晚（11月27日）结束。
白宫证实了这一消息，并表示根据协议，哈马斯将在接下来两天再释放20名妇女和儿童人质。
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发言人约翰·柯比（John Kirby）说，希望停火协议能进一步延长。
哈马斯表示，它已同意卡塔尔和埃及的斡旋，将停战延长两天，条件与之前达成的协议相同。以色列方面还没有就此立即发表评论。
埃及国家情报局局长迪亚·拉什万（Diaa Rashwan）表示，延长停火协议的内容包括哈马斯再释放20名以色列人质，作为交换，以色列将释放60名巴勒斯坦囚犯。
在刚刚结束的四天停火中，哈马斯每天一批共释放了四批人质。以色列方面也分四批释放被关押的巴勒斯坦人。
周一被释放的第四批人质有11人，他们被移交给加沙的红十字会。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在社交媒体平台X上说，这第四批被释放的人质包括三名法国公民、两名德国人和六名阿根廷人。
阿拉伯国家和欧盟在西班牙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一致认为，两国解决方案是解决冲突的办法。
欧盟外交事务负责人何塞普·博雷尔（Josep Borrell）表示，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应统治加沙。
博雷尔说，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必须举行选举并改善其运作，这是解决目前由哈马斯控制的加沙的未来领导权问题的唯一“可行方案”，避免出现“权力真空”。
约旦外交大臣艾曼·萨法迪（Ayman Safadi）说，应该由巴勒斯坦人民决定谁来统治他们，任何关于冲突后加沙行政管理的讨论都应该把约旦河西岸和加沙作为一个实体来讨论。
马航MH370航班的40多名中国乘客亲属提起索赔诉讼，北京市朝阳区中级人民法院开始对案件举行听证。
这些乘客的亲属表示，要求马来西亚航空公司、波音公司、飞机引擎制造商劳斯莱斯和保险集团安联等公司进行赔偿。
法院周一（11月27日）没有公布该案的任何细节，但官媒称，40多名亲属要求每名失踪乘客获赔1000万至8000万元人民币（约合216万澳元至1730万澳元）。
马航、劳斯莱斯、安联和波音公司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周一的例行发布会上说：“中国政府高度重视MH370的后续行动。我们希望有关各方保持密切沟通，妥善处理。”
2014年3月8日，马航MH370航班从吉隆坡飞往北京的途中消失，这架载有227名乘客和12名机组人员的航班上有150多名中国乘客，还有六名澳大利亚人。
马来西亚调查人员不排除飞机被故意偏离航线的可能性，据信这架波音777飞机坠入印度南部的南大洋，但经过数月的搜寻，没有发现飞机坠落的任何迹象，只有飞机碎片被冲到非洲沿岸和印度洋的岛屿上。
周一开庭前，北京朝阳区中级人民法院外警力森严，记者被隔开，无法与家属交流。
一些亲属在庭审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们希望恢复搜寻工作，希望马航能直接与他们沟通，并为他们提供心理辅导。
许多人说，这些要求比金钱赔偿更重要。
71岁的北京市民鲍兰芳（音，Bao Lanfang）的儿子和儿媳在那个航班上。她说：“我母亲去年去世了，是她把我儿子拉扯大的。”
“直到最后，我都没有告诉她儿子的真实遭遇。”
她说，她的丈夫因为这次事件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不久前刚刚去世。
今年3月，另一组亲属敦促马来西亚政府允许美国海底勘探公司海洋无限（Ocean Infinity）重新搜寻失踪飞机。
MH370航班受害者亲属们一直在网上交流，他们说预计听证会将持续到12月中旬。
澳大利亚联邦国会选举事务联合常设委员会（Joint Standing Committee on Electoral Matters）建议将澳大利亚首都领地和北领地的国会参议院席位增加一倍，从目前各两个席位，增加到四个席位。
该委员会对2022年联邦大选进行调查和评估，认为增加这两个领地的参议院议席能顺应人口变化，同时也更好地体现领地的民意代表权。
增加两个领地的参议员席位无需修改宪法，政府的提案只需通过众议院和参议院即可。
与州参议员不同，领地参议员目前的任期为三年。
由于每个领地只有两名参议员名额，因此赢得这一席位极不容易。
在2022年的选举中，首都领地选出了独立参议员大卫·波科克（David Pocock）。在此之前，自1975年以来，首都领地和北领地的每次选举都是同样的结果：每个领地都各有一名工党参议员和一名自由党参议员。
举例来说，目前塔州有5名众议院议员和12名参议员，这意味着该州约55.8万的人口共有17名联邦国会代表。
相比之下，澳大利亚首都领地人口超过45万，只有5名联邦国会代表，因此民意代表性不及塔州。
特别国务部长（Special Minister of State）唐·法雷尔（Don Farrell）表示，政府将认真考虑国会选举事务委员会的两份报告中的所有建议，并在适当的时候做出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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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ABC中文《头条》就是这些，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
每日新鲜资讯，为您一网打尽！周一至周五ABC中文《头条》展阅愉快！今天是12月1日，星期五。
2007年，拜登作为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向国会发表演讲时，对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给予了高度评价。
拜登说，基辛格的名字“是有效外交、有效的美国外交的代名词”，“我想很少有人会反驳这一事实，他是美国最优秀的战略家之一”。
当时拜登还说从基辛格身上学到很多：“在我有机会向你学习的漫长岁月里，我注意到的一件事是，我们应该始终有替代计划。”
15年后，拜登领导的白宫采取了一种较为疏远的态度，在基辛格去世后约24小时才发表声明。
“我永远不会忘记第一次见到基辛格博士的情景。我当时是一名年轻的参议员，而他当时是国务卿，就世界形势做简报。在我们的职业生涯中，我们经常意见相左。而且经常是强烈的分歧。但从第一次简报开始，他的睿智和深邃的战略眼光就显露无遗。从政府部门退休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继续为跨时代的最重要的政策讨论提供自己的观点和想法。”
基辛格是美国对华外交开放、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美苏军备控制谈判、扩大以色列与其阿拉伯邻国关系以及与北越达成《巴黎和平协定》的设计师。
虽然许多人称赞基辛格的才华和政治家风范，但也有人因他支持反共独裁政权，尤其是拉丁美洲的独裁政权，而将其称为战犯。
相比起国际社会上一些对他热情洋溢的赞美之词，白宫和拜登政府的其他官员则措辞较为严谨。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很少有人比亨利·基辛格更了解历史，甚至很少有人比他更能塑造历史。”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柯比：“这是一个巨大的损失......无论你是否在每个问题上都与他意见一致，毫无疑问，他影响了美国几十年的外交决策，而且他肯定对美国在世界上的角色产生了影响。”
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他是少有的由学者转变为战略家的人，他被广泛誉为我们最有权势和影响力的国务卿之一......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曾多次寻求他的地缘政治观点，我们之间的交流总是发人深省。”
德国总理肖尔茨：“亨利·基辛格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无人能及。他对美国和德国之间跨大西洋友谊的承诺意义重大，他始终与他的德国祖国（注：基辛格是出生于德国的犹太难民）保持密切联系。世界失去了一位伟大的外交家。”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基辛格博士的离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在这个时代里，他的智慧和外交才能不仅影响了美国外交政策的走向，也对全球舞台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外交部：“基辛格博士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好朋友，是中美关系的开拓者和建设者。他长期关心和支持中美关系发展，先后百余次访华，为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作出历史性贡献。中国人民将铭记基辛格博士对中美关系投入的真挚感情和作出的重要贡献。”
俄罗斯总统普京：“亨利·基辛格的名字与务实的外交政策路线密不可分，这曾一度使国际紧张局势得以缓和，并达成了最重要的苏美协议，为加强全球安全做出了贡献。我有机会多次亲自与这位深沉、非凡的人交流，我无疑将保留对他最美好的记忆。”
英国首相苏纳克：“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从学生时代学习他的作品到作为首相阅读他最近的著作。亨利对英国有很深的感情和了解，在这里有很多朋友和崇拜者。他是国际外交界的泰斗，一生成就非凡。”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这位前国务卿为地区和平与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包括中美邦交正常化。我本人从年轻时起就有幸多次与他会面，从他那里获得了很多知识。”
中国商务部周四（11月30日）发布公告，即日起对原产于澳大利亚的进口相关葡萄酒所适用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发起复审调查，此举是取消对澳大利亚葡萄酒限制的重要一步。
澳大利亚贸易部长唐·法雷尔（Don Farrell）办公室发言人表示：“这对成千上万从事葡萄酒行业的澳大利亚人来说是个好消息。”
该发言人说，自中国加快取消澳大利亚大麦关税以来，澳大利亚政府一直积极与中国接触，以确保通过类似程序解决葡萄酒争端。
2021年3月，中国对澳大利亚葡萄酒征收最高达218%的税反倾销税，为期五年。这使得澳大利亚价值12亿美元的对华葡萄酒贸易受到沉重打击。
此后澳大利亚就此事向世贸组织提起申诉。
上个月，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访华前夕，中澳两国表示已就解决有关葡萄酒关税的争端达成共识，中国同意用五个月的时间来进行复审。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束珏婷在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商务部将依法开展复审调查，充分保障各利害关系方的权利，根据对各利害关系方的主张及其证据的审查结果，做出客观、公平、公正的裁决。”
商务部还表示，复审“从2023年11月30日开始，应于2024年11月30日前（不含当日）结束”，任何利害关系方可在公告发布之日起20日内以书面形式提交评论意见，并提供相应的证据。
日前澳大利亚贸易部长法雷尔表示：“我仍然非常有信心......到圣诞节时，所有这些贸易障碍都将被消除。”
正如澳大利亚政府所言，中国取消葡萄酒关税的方式与大麦类似。
中国于2020年5月对澳大利亚大麦施加高达80.5%的反倾销和反补贴税。这项关税恰逢澳大利亚前联盟党政府呼吁对新冠病毒进行国际溯源调查。它也标志着澳中两国长达三年的贸易战的开端。
2020年12月，澳大利亚向世贸提出申诉，世贸成立了一个争端解决小组。今年4月，在世贸裁决公布前夕，澳大利亚宣布同意暂停申诉三个月，而中国方面同意对此进行复审，并最终于8月取消。
以色列与加沙第一次延长的停火协议原定于当地时间11月30日到期，双方在最后一刻决定将停火协议再延长一天至“第七天”，而新的停火协议也将于几个小时后，即澳大利亚东部时间今天下午4:00到期。
达成协议前，哈马斯武装组织曾告知其部署在加沙地带的部队随时准备恢复与以色列军队的战斗。
埃及和卡塔尔作为调解方正在努力谈判，力求将停战协议再延长两天。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Majed Al-Ansari） 在X上发帖称，当地时间周四，以色列将再释放30名巴勒斯坦人，以换取哈马斯释放10名人质，包括昨天获释的两名俄罗斯公民。
此前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称，在双方停火的第六天有16名被哈马斯扣押在加沙的人质获释，其中包括10名以色列人、2名俄罗斯人和4名泰国人。据报道，以色列方面也释放了30名巴勒斯坦人。
目前哈马斯已经释放了105名人质，以色列也释放了240名巴勒斯坦人。
就在双方同意延长停火协议后不久，以色列救护服务机构称耶路撒冷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三人死亡，至少八人受伤。警方称，两名袭击嫌疑人“当场被制服”。
大量救护车和警察聚集在枪击案现场，枪击案发生在早高峰时段，地点位于耶路撒冷入口处的一座公交车站。
以色列警方称，两名来自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男子乘坐一辆携带枪支的车辆来到现场，这些“恐怖分子”向公交车站的平民开火，随后被安全部队和附近的一名平民击毙。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周四在耶路撒冷公交车站发动枪击事件的两名男子的住宅将被“查封和拆除”。
澳大利亚外交部部长助理蒂姆·瓦茨（Tim Watts）说，联邦政府仍在协助希望离开加沙的67名澳大利亚人。
“目前，任何人离开加沙都非常困难。澳大利亚外交官一直在与地区国家和该地区其他有影响力的国家进行全面接触，试图为离开加沙创造必要条件，”他告诉澳大利亚广播公司《News Breakfast》节目，并补充道政府部门正在与这67人联系。
“我们将继续尽最大努力与该地区的国家合作，为他们争取离开加沙所需的许可。”
瓦茨说，迄今为止，已有131名澳大利亚公民及其家人得以离开加沙。
“我们支持这些澳大利亚人。我们正竭尽全力帮助他们。当地的人道主义局势非常严峻，我们真的希望尽快把他们送到安全的地方，”瓦茨说。
瓦茨说，澳大利亚迄今已提供了2500万澳元的人道主义援助，并希望目前的停火协议得到延长。
人工智能、“原住民之声”公投、生活成本危机、国王查尔斯三世加冕和澳大利亚女足国家队（Matildas），这些只是堪培拉的澳大利亚民主博物馆（MoAD）2023年政治漫画展“线条背后”（Behind The Lines for 2023）中包括的部分事件。
MoAD馆长斯蒂芬妮·布尔（Stephanie Bull）说，今年的漫画是“分享和探索生活在澳大利亚这样一个民主国家的意义的一种有趣、易懂和令人感兴趣的[方式]”。
“毫无疑问，许多作品都会让人会心一笑，”她说。
“但也有严肃的一面。这个展览带给我们欢笑，但也让我们反思、讨论、倾听和学习。”
今年展览的主题是“所有的乐趣和游戏（All Fun and Games）”。
不过，MoAD所在的老议会大楼的董事会主席巴里·卡西迪（Barrie Cassidy）说，这些漫画也探讨了更沉重的话题。
他说：“如果说今年有什么主题最突出的话，那就是生活成本和住房问题。”
“这给政府上了不容忽视的一课，因为漫画家们对政治的判断非常敏锐。”
“他们有一双敏锐的眼睛，能够洞察一切，而这些正是他们最关注的问题，”卡西迪先生说。
今天的ABC中文《头条》就是这些，祝大家周末愉快！
每日新鲜资讯，为您一网打尽！周一至周五ABC中文《头条》展阅愉快！今天是11月30日，星期四。
过去一段时间，恶劣天气给新州和昆州带来了数百毫米的降雨，目前强风暴天气已经南下，预计将给维州部分地区带来多达200毫米的降雨。
暴风雨天气预计要到本周末才会有所缓解。
在新州和昆州，周三的雷暴天气导致洪水淹没房屋、冲毁桥梁，一些城镇的降雨量更是创下了11月份的纪录，目前清理工作正在进行中。
截至上午7点，维州应急服务局（SES）在过去24小时内收到了来自吉普斯兰（Gippsland）地区的83个援助请求。大多数电话都报告了树木折断的情况。
SES吉普斯兰地区值班人员卡丽娜·奥斯古德（Karina Osgood）说，该地区的人们应关注“Vic Emergency”应用程序，以了解最新信息。
奥斯古德女士说，由于山体滑坡仍在继续，通往马拉库塔（Mallacoota）的主要道路马拉库塔-杰诺阿路（Mallacoota-Genoa Road）已经关闭。
澳大利亚气象局（BOM）高级气象学家安格斯·海因斯（Angus Hynes）表示，预计周四维州的天气状况将会恶化，东北部将发布恶劣天气预警。
吉普斯兰地区的降雨量预计将达到80毫米到150毫米之间，东吉普斯兰的个别地区降雨量将超过200毫米。
继周三新州东南部地区创下11 月份降雨量新高之后，贝加山谷（Bega Valley）可能出现更严重的洪灾。
新州紧急服务局在过去24小时内接到了1000多个求助电话，并称贝加河（Bega River）今天可能会上涨到中度洪水位。
澳大利亚气象局预测，南部沿海地区还会有大雨，到周四下午阵雨可能会减弱。
预计内陆低压系统将移至近海，内陆南部和中部以及东南部地区全天有可能出现雷暴天气。
气象局预计，周末新州北部和中部内陆地区将出现零星阵雨，并有可能出现雷暴。
起初的暴风雨天气导致南海岸康霍拉湖（Lake Conjola）附近山洪暴发，40多座房屋受损。
在暴风雨最猛烈的时候，SES在新州进行了七次救援，其中两次涉及被困在洪水中的居民。
周三傍晚，大冰雹袭击了昆州的东南部，达令唐斯（Darling Downs）、洛克耶河谷（Lockyer Valley）、Scenic Rim和昆士兰中部地区发布了强风暴警报。
预计周四清晨昆州东南部沿岸将有零星阵雨，并可能出现雷暴，之后天气将有所缓解。
《麦考瑞词典》公布了2023年年度词汇：“cozzie lives”，就是对“生活成本（cost of living）”这个短语的一种更加诙谐幽默的说法。
该词典将“cozzie lives”定义为“个人或家庭为达到平时的生活标准而为食物、衣服和其他生活必需品所支付的平均零售价格”。
而在今年获得提名的词汇中，有许多都是人们给日常事务所取的“趣名”，比如“angry water”、“rizz”和“bopo”。
在长达一年多的物价疯涨和利率飙升之后，这个词引起澳大利亚人的共鸣也就不足为奇了。
账单、食品杂货、油价、租金、房贷和生活必需品……这些开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让许多人不堪重负。
在经济学上衡量生活成本最常用的指标是消费价格指数（CPI），即一系列固定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基本上就是以上提到的许多东西。
这些商品的价格增长被称为“通货膨胀”——这是过去几年我们一直在谈论和听说的一个词。
这也导致了“cozzie livs”这个词流行了起来。
《麦考瑞词典》委员会表示，这个词最早出现在英国。然而，它“引起了澳大利亚人的强烈共鸣”。
“对于一个重大的社会和经济问题，还有什么比用一点幽默和非正式的方式来处理它更符合澳大利亚人的风格呢？”该委员会说。
澳大利亚出版的《麦考瑞词典》从2006年起每年都评选年度词汇。
在公众投票中，澳大利亚人将“generative AI （生成式人工智能）”选为年度最受民众欢迎的单词（People's Choice Word of the Year）。
委员会表示，“generative AI”不是一个幽默的短语，但表明了“人工智能今年在我们的脑海中占据了突出的位置”。
与此同时，“blue-sky flood”（由地势较高的地方的水所造成的低洼地区的洪水）和“algospeak”（社交媒体用户为避免被审查或删除而采用的暗语或表达）也登上了该词典的年度词汇荣誉榜单。
其他获得提名的词汇还包括：
美国《韦氏词典》（Merriam-Webster）2023年的年度词汇是“Authentic （正宗）”。
这个词有很多意思，包括“不是假的或模仿的”，真实（real）和实际（actual）的同义词；也有“忠于自己的个性、精神或性格”的意思。
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和反对党领袖彼得·达顿会见了正在澳大利亚访问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建超。
他们谈到了本月早些时候一艘中国军舰使用声纳导致两名澳大利亚海军潜水员受轻伤的事件。
黄英贤的一名发言人说，黄英贤外长“在与刘建超部长的正式会晤中提出了“图文巴”号事件”，“重申了澳大利亚政府对与一艘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驱逐舰发生的不安全和不专业的互动的严重关切”。
该发言人还强调，黄英贤外长“将与中国高级官员的接触视为对话的机会，以消除我们的分歧”。
达顿的一名发言人表示，达顿在与刘建超会面时“以最强烈的措辞表达了澳大利亚对中国海军近期行动的关切”，并“要求将他的关切直接转达给[习近平]主席”。
“在澳大利亚海军人员附近使用安装在船体上的声纳是不可接受的，也是无端而为的。幸运的是没有人丧生，”该发言人说。
“[达顿]呼吁中国尊重国际法，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努力维护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本月早些时候，一艘中国军舰在东海国际水域靠近皇家澳大利亚海军护卫舰“图文巴”号（HMAS Toowoomba），在两名澳大利亚海军潜水员下水清理螺旋桨上的渔网时使用了声纳，导致两名潜水员受轻伤。澳大利亚联邦政府随后向中国政府提出了抗议。
正在澳大利亚访问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建超在悉尼科技大学（UTS）发表演讲时警告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海军舰艇在中国附近海域必须“谨慎行事”。
澳大利亚官员对中国海军的行为感到特别气愤与不满，因为事发时“图文巴”号是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内的国际水域，远离中国海岸，而且是在执行联合国安理会旨在遏制朝鲜核武器计划的决议。
黄英贤和达顿还在与刘建超的会晤中提出了中国对其他澳大利亚产品的贸易限制、中国的人权以及仍被拘留的杨恒均博士。
声纳伤人事件是阿尔巴尼斯访华后两国关系迅速回暖以来发生的第一件“不愉快”事件。中国官媒小报《环球时报》昨晚连发两篇文章，谈到澳大利亚需要“谨慎和智慧”来维持中澳关系的持续解冻。
《环球时报》采访了华东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陈弘。陈弘表示，澳大利亚海军这种近距离行动会促使中国采取监控和警告等自卫行动，这种情况可能会增加双方都不想看到的摩擦和事件的风险。
陈弘说，一个偶然的事件给了一个教训，但“它不应该被不断炒作，成为改善双边关系的障碍”。
陈指出，在中澳努力稳定和重振两国关系的时候，澳大利亚内部有人和外部有势力都不希望这种趋势继续下去。他补充说，澳大利亚和中国都应该珍惜来之不易的势头，警惕破坏性势力。
美国前国防部副部长同时也是武器出口监管方面的重要人物比尔·格林沃尔特（Bill Greenwalt）警告称，根据本周澳大利亚政府将提交给议会的与澳英美奥库斯（AUKUS）三边安全伙伴协议有关的法律草案，澳大利亚可能“放弃任何主权能力”。
澳大利亚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Richard Marles）将于今天（11月30日）提出有争议的国防贸易管制修正案，加强对如何与外国人分享军事技术的限制，美国和英国除外。
《2023年国防贸易管制修正案法案》（Defence Trade Controls Amendment Bill 2023）将新增三项相关刑事犯罪，最高可判处10年监禁，同时与英美建立一个无需出口许可证的环境，“将彻底改变奥库斯合作伙伴之间的贸易”。
这项法案令学术界和科学界感到震惊，格林沃尔特警告说，如果法案获得通过，可能停止澳大利亚与非奥库斯国家的技术合作，包括合作伙伴日本、韩国、法国、德国和其他北约国家。
撰写了美国大部分国防采购法律的格林沃尔特还表示，该法案可能会破坏美国改革出口管制的必要努力，从而损害两国的国家安全。
格林沃特博士说，根据该法案，当澳大利亚与美国合作时，就会把自己的主权能力交到美国手中，而澳大利亚除了希望美国能消除程序上的障碍之外，什么也得不到，还会使美国能够更快地窃取和控制澳大利亚的技术。
格林沃特博士还表示，澳大利亚这么做是扔掉了谈判牌，会陷入美国的“官僚控制”之中，也让英国陷入尴尬境地。
《2023年国防贸易管制修正案法案》是阿尔巴尼亚政府提出的与奥库斯相关的第五项立法。
澳大利亚政府已经表示，将把这项有争议的立法提交相关委员会审议，届时将举行进一步的简报和听证会，并将为澳大利亚企业和机构提供为期12个月的过渡阶段。
在周四向议会提交法律草案后，马尔斯将飞往加州，与美国和英国国防部长举行第二次奥库斯国防部长会议。
马尔斯表示：“这项立法将为国防工业、科学和研究部门与我们的奥库斯合作伙伴提供更多的合作和贸易机会，而无需繁琐的繁文缛节。”
你可以称它们为澳大利亚经济中的四个“I”。现在，这四个以“I”字母打头的问题以惊人的方式碰撞在了一起。
我们几乎所有人都只关注其中的两个：通货膨胀以及其对利率的影响。
但还有另外两个也需要纳入考虑范围：移民和对基础设施的需求。
上至澳大利亚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米歇尔·布洛克（Michele Bullock），下至每一位经济学家都承认，利率是一种钝器，会对澳大利亚社会的不同阶层造成不成比例的影响，尤其是对过去三年中购买了房地产的澳大利亚年轻人。
但对许多经济学家来说，这是唯一的武器。许多人甚至拒绝考虑替代方案，主要是因为他们回避这场已变得具有社会性，有时甚至是种族性的辩论。然而，他们往往更乐于继续推动不断提高利率。
过去两周，美国和英国的通胀压力都大幅缓解。虽然澳大利亚的通胀率也在下降，但其速度远远低于澳大利亚央行的预期，这迫使澳大利亚央行在墨尔本杯赛马日提高了官方利率。
这为鹰派提供了弹药，他们更加强烈地要求进一步加息。上周，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提示下，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宣布将削减基础设施开支，以缓解通胀压力。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这份报告还呼吁进一步加息。但与其他许多报告一样，虽然它承认了澳大利亚高通胀的根本原因，却没有考虑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而是绕开了根本问题。
报告指出：“由于住房短缺，房租也以非常快的速度上涨，而在新冠疫情[结束后的]重新开放下，移民数量的强劲增长也增加了压力。”
我们正处于一场全面的租房危机之中。
澳大利亚三分之一的家庭租房居住，许多家庭发现很难维持生计。这些人是最近高利率和超高生活成本冲击下被遗忘的受害者。
在过去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房租一直在飙升，而根据房产数据公司PropTrack的数据，全国空置率仅为1.1%，处于历史最低水平。
与此同时，我们的移民数量在不断创下新高，预计今年将有多达六十万人抵达。如果按照这个速度发展四年，将有足够的人口填满一个布里斯班大小的城市。
澳大利亚统计局的最新通胀数据还突显了另一个情况：目前，房租正以14年来最快的速度增长，成为推动我们通货膨胀的关键因素。
根据澳大利亚统计局的数据，租金约占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的6%，是该指数的第二大贡献因素。
澳大利亚统计局早在今年四月份就警告说：“了解租赁市场对政策制定者非常重要，因为它对家庭的消费和储蓄模式以及通货膨胀都有影响。”
然而，尽管证据确凿，但似乎很少有人愿意正视推动通胀的这一关键力量。
与其因为房租疯涨而不断提高所有人的利率，不如干脆减少移民数量，哪怕是暂时减少，以减轻房租压力，帮助降低通胀，这不是更有意义吗？
所有那些来到澳大利亚的人都需要有地方居住，而需求的增加又导致房租上涨。
这个问题可能会在未来变得更加复杂。
建造一幢房屋或一栋单元楼需要数年时间。再考虑到大量的建筑商已经破产，而且今年新住宅的批准率已跌至十年来的最低点，部分是因为利率飙升造成的。
这不是也不应该是一场关于移民、多元文化、种族或多样性的争论。这是一个围绕简单算术的问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一个教科书式的案例，展示了聪明人面对现实问题如何被教科书式的解决方案所迷惑。谁能忘记它灾难性地规定因全球金融危机而陷入贫困的国家实施紧缩计划？
该组织两星期前关于澳大利亚的报告巧妙掩盖了问题的关键。该报告非但没有建议减少接收新移民，反而建议减少接纳新移民所需的必要基础设施。
报告写道：“联邦政府和各州、领地政府，在供应紧张的情况下，应以更加谨慎和协调的步伐实施公共投资项目，以缓解通胀压力。”
自本世纪初以来，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我们的政客们非常乐于进口人口，但却不愿意花费所需资金来确保我们的城市正常运转。
几十年来，在新冠爆发之前，我们一直自诩为奇迹经济。三十年来没有出现过经济衰退！严格来讲，这是真的。我们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年都在攀升。但这得益于发达国家最庞大的移民项目之一。人口的增加会扩大经济规模。
然而，由于没有对交通、医疗和教育进行必要的额外投资，我们的城市变得更加难以通行，降低了工人的生产力，并成为世界上最昂贵的居住地之一。
当今年九月份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数据出炉后，它很可能会显示，如果没有移民，经济可能已经陷入衰退了。
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能有合理的理由认为，我们应该在基础设施支出方面更加明智，但在移民率达到正常水平两倍的情况下，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战后时期的移民使澳大利亚变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拥有来自本地区和世界各地的丰富文化遗产。
从社会凝聚力的角度来看，这个移民项目取得了巨大成功。
要使该项目继续发挥作用，州政府和联邦政府都需要解决人口快速增长所带来的结构性问题。
住房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如果试图假装移民数量的大幅增加与房租的突然上涨之间只是一种松散的关系——房租上涨助长了通货膨胀——那么未来很可能会产生更严重的社会问题。
这个问题不是再加一次息就能解决的。
澳大利亚全国范围内关于住房危机的讨论火药味十足。
很多时候，对住房危机的讨论让年轻的澳大利亚人与婴儿潮一代人形成对立，这让后者备受指责，反过来又让人们彼此倾听真心话变得极其困难。
这种情况是否导致政策瘫痪？
我怀疑，有可能是这样，因为政府要是受到各年龄段大批选民的无情压力，他们更有可能想要解决问题。
因此，正如最近研究表明的那样，我们需要认识到解决住房问题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
近年来，专家们为澳大利亚住房和城市研究所（Australian Housing and Urban Research Institute，AHURI）发表了许多关于这个话题的报告。
他们说，澳大利亚出现了极其严重的问题。
他们表示，旧有的战后住房政策契约在几十年前就被抛弃了。澳大利亚政府在1940年代、1950年代和1960年代通过创建让绝大多数澳大利亚人可以负担的住房措施，在拥有全职就业和工资正常增长的劳动力市场的保障下，创造了民众普遍拥有住房的“澳洲梦”。
他们说，旧有的一套政策已经被另一体系所取代，现行的住房体系给已入市的业主（以及房主的子女）特别待遇，而将渴望购房的那些人抛在后面，望尘莫及。
专家解释了政策变化是怎样导致年轻的澳大利亚人仅仅通过努力工作就能买房的做法变得越来越不现实。
他们表示，年轻的澳大利亚人已经了解到这种情况。
20年来，30岁人群的住房自有率一直在下降，从1950年代末的65%降至1980年代出生人群的大约45%。
一些研究人员表示，面对快速上涨的房价、不稳定的现代工作合同、停滞不前的工资率以及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年轻澳大利亚人努力存钱的预算策略如今“越来越无足轻重”。
他们表示，年轻人面临的大量问题可以追溯到1980年代和1990年代。当时，霍克（Hawke）与基廷（Keating）先后执政的工党政府发起了对澳大利亚劳动力市场法规和工资设定机构的重大改革，导致了全职铁饭碗工作的“规范”消失。
“然而，老一代人经历了相对有保证的就业，随着时间的推移增加了储蓄额，从而让住房抵押贷款有安全保障，但这种情况现在正成为例外，而不是常态，”研究人员最近说。
“许多年轻人，甚至那些受过高等教育、有好工作和高收入的人，发现自己对住房所有权望洋兴叹，”其他人说。
这也是目前房屋所有者看到的情况。
按照这些专家的说法，澳大利亚政府的政策从帮助民众拥有住房变为保障已拥有大量资产的澳大利亚人的房产所有权，之后年轻人拥有自己住房的可能性要实现变得更加依赖于父母。
这就是说，拥有住房的父母们愈加打乱了年轻人自己的生活计划和财务计划。
“过去30年来，澳大利亚住房市场的特点是房价系统性上涨，有时还会快速上涨，因此，对积攒首付存款的要求越来越有挑战性，这让父母的支持帮助越来越重要，”研究人员说。
父母们意识到了这一点，那些有能力负担的父母把更多的钱交给子女，与其他父母展开’军备竞赛‘，好帮助他们的孩子进入房市。
“我们知道，在2010年，大约12%的首次置业者从爸妈银行获得援助，”纽卡斯尔大学（University of Newcastle）的青年社会学家（youth sociologist）朱莉娅·库克（Julia Cook）上个月对澳大利亚全国电台（ABC RN）的播客节目《金钱》（The Money）表示。
“从2017年起，这个比例上升至约60%，增长的太多了，”她说。
研究人员称，越来越多自己有房的父母也不得不以其他方式提供帮助支持。
他们表示，年轻人在家里住的时间比过去的几代人更长，回家的次数也更多，在家住的时候要么不用交房租，要么不用交生活费，高收入的年轻人也包括在内。
正如数字显示，这种策略对年轻人来说在财务方面意义明显，但也打乱了父母的生活计划。
“与租房比，与父母同住的时间越长，转而拥有自住房的可能性就越大。与父母同住的时间每多一年，拥有自住房的可能性就会增加40%左右，”研究人员说。
其他一些研究人员注意到，对于那些已经设法拥有住房的人来说，数额更多的住房抵押贷款债务导致越来越多的老年劳动者推迟退休。
随之而来的还有自身的金融风险。
“越来越多的45岁以上的澳大利亚人在晚年背负着抵押贷款债务并推迟退休，受负面生活冲击的风险更高时，越来越多的人就要工作，”研究人员发现。
“例如，严重健康状况不佳是威胁到职业生涯的一种危险，在晚年生活中风险更高。婚姻破裂和裁员带来的冲击也算是程度更高的风险，因为在以后的生活中更难从这种冲击中恢复过来。”
这些都引出了一个问题：这让我们快乐吗？
一些研究人员指出，几十年来的趋势改变了澳大利亚的政治，将住宅的业主和投资者变成了强大的政治选区。
“这些选民用脚投票，支持那些承诺继续推行通过财产所有权促进财富积累的政策设置（特别是税收激励，如负扣税和家庭住房资本所得税豁免）的政党。”
“事实上，资产经济的崛起是与投票模式的转变同时发生的。《2019年澳大利亚选举研究》（The 2019 Australian Election Study ）观察到一种‘从基于职业的投票转向基于资产的投票’的趋势，”他们说。
从长远来看，政策制定者认为这对国家有好处吗？
考虑到联邦议会中有房者的数量众多，多到不成比例，这可能是个错误的问题。
但是看看政坛之外的情况。
上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NU）和斯坎伦基金会研究所（Scanlon Foundation Research Institute）开展的一项重要研究发现，今年澳大利亚的社会凝聚力下降到自2007年（16年前）开始调查以来的最低水平。
这项对7500多人的研究发现，近一半的参与者（48%）认为经济问题是澳大利亚当前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其次是住房负担能力问题和住房短缺（14%）问题。
“自2011年首次提出这些问题以来，这妥妥的是谈到这些问题的人数最多的一次，”首席研究员、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的詹姆斯·安东内尔（James O'Donnell）博士说。
这是我们想看到的澳大利亚的样子吗？
每日新鲜资讯，为您一网打尽！周一至周五ABC中文《头条》展阅愉快！今天是11月21日，星期二。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首次就中国海军声纳伤人事件作出回应。
他拒绝详细说明在旧金山见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说了什么。
阿尔巴尼斯周一在接受天空新闻台（Sky News）采访时说，此事已通过适当的外交渠道“非常明确地”提出，但“我不谈论与任何世界领导人的场外私人会晤和讨论......这就是保持沟通畅通的方式”。
“但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我们以适当的方式提出了这些问题。”
阿尔巴尼斯没有透露政府何时向中国提出了担忧，也没有透露向谁进行了陈述。
阿尔巴尼斯说，这起事件对修复两国关系的努力有害无益。
他说：“这无疑是一次造成损害的事件，我们已经向中国明确表明了这一点。”
他说：“这是危险的，不安全的，也是不专业的。”
这起事件近日越来越引起关注，阿尔巴尼斯因似乎没有在上周的旧金山APEC峰会上向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提及此事而备受各界抨击。
事件发生在上周二（11月14日），也就是APEC峰会前，当时皇家澳大利亚海军“图文巴”号（HMAS Toowoomba）正在日本附近的国际水域执行一项联合国任务。
一名海军潜水员在清理澳大利亚护卫舰螺旋桨上的渔网，此时附近的中国军舰开始发出舰载声纳脉冲，很可能导致了该名潜水员的耳朵受伤。
但当两国领导人上周晚些时候在旧金山会晤时，阿尔巴尼斯总理似乎没有向习近平主席提及此事。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曾多次试图证实阿尔巴尼斯是否向习近平先生提出过此事，但政府拒绝就此事回答。
影子内政部长詹姆斯·帕特森（James Paterson）昨天表示，如果中国蓄意伤害澳大利亚国防军人员，澳大利亚人希望总理能“有力地”向习近平先生提出这一问题。
“我们应该寻求与中国政府建立相互尊重的关系。他们的行为公然不尊重澳大利亚和我们的军人，如果他们不承担任何后果，你可以肯定他们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这样做，”帕特森参议员说。
帕特森参议员说：“在我看来，总理和他的政府直到他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上召开新闻发布会并登上回国的飞机后才透露此事，这确实令人生疑。在我看来，他显然不想在海外时被问及此事。”
联邦反对党称，修复澳中两国关系不能以在国家安全问题上保持沉默作为代价。
在中国方面，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在回答记者就这一问题的提问时说，“澳方言论与事实完全不符，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已向澳方提出严正交涉。”
他否认中方采取有意伤害澳大利亚潜水员的行动，指出中国军舰“宁波”号驱逐舰“与澳舰保持了安全距离，没有进行任何可能影响澳方潜水作业的活动”。
他还说：“我们敦促澳方尊重事实，停止对华鲁莽的、不负责任的指责，多做有利于增进双方互信积累的事，为两国两军关系向好发展营造积极氛围。”
中国外交部也在例行记者会上做出了类似回答。发言人毛宁说：“中国军队一向纪律严明，一贯根据国际法和国际惯例进行专业操作。”
她还希望有关方面“停止在中国家门口滋事......共同维护中澳关系改善发展势头”。
与此同时，中国官媒小报《环球时报》援引中国军事专家对澳大利亚国防军声明提出质疑，发表文章驳斥了有关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舰对澳大利亚潜水员使用了声纳的说法。
这起事件是澳中关系从去年工党上台开始回暖直至这个月初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访华举行“阿习会”达到高潮以来，两国间发生的第一起“不愉快”事件。
事件也让人提出这样的疑问：北京此前的外交热情是否只是做做样子，这次事件是否抹杀了两国关系似乎已经取得的积极进展？
这也让很多观察家认为两国关系已经从近期的一片热乎到了回归冷静和面对现实的时候。
澳大利亚政府一直坚持其对华政策是在可以合作的地方展开合作，在必须存在分歧的地方保持分歧。无论两国关系再怎么回暖，也无法超越这一原则。
正如两国领导人都不遗余力地强调的那样，虽然自由贸易对澳中两国都有利，但这并不能否定中国政府在南海乃至整个地区的强烈野心。
这也表明，虽然中澳之间存在一些共同利益，但目前仍无法解决的深刻分歧将继续影响中国与西方的关系。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本杰明·赫斯科维奇（Benjamin Herscovitch）在接受ABC采访时说，这次事件并不意味着中国没有修复与澳大利亚关系的诚意。
他说：“但这种关系修复不会减缓在安全领域相互猜疑的长期趋势。”
“这突出表明，中国不会让与澳大利亚关系的改善妨碍其追求强硬的军事目标。”
伦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London）东亚战争与战略教授阿莱西奥·帕塔拉诺（Alessio Patalano）认为，现在是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现实一点的时候了，它们应该开始将与中国在贸易等问题上的积极关系与中国的军事野心区分开来。
“你可以与中国举行一次非常富有成果的积极会晤，你可以以一种甚至比18个月前对抗性更少的方式谈论气候变化和供应链。
“但这不会改变[中国]在该地区的军事行为，尤其是在他们已经明确表示属于其核心利益的领域，无论是主权还是海上势力范围。
“因此，不要指望......他们会在第二托马斯浅滩问题上，或在台湾海峡周边活动问题上，或在东海问题上，或在所谓的九段线范围内的南海其他地区改变他们的行为。”
一段时间以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和空军一直在增加在台湾海峡和南海的活动，而且屡次发生危险动作。
美国五角大楼10月17日公布了中国军机过去两年180多起以危险动作拦截美军侦察机的视频和照片。美国军方表示，中国军方过去两年的拦截行动已经超过之前十年的累计总和。
沙特阿拉伯、埃及、约旦三位阿拉伯国家外长、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外交事务主管和穆斯林国家印尼的外长组成的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联合代表团到访北京。中方称将与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共同努力，争取尽快结束加沙战争。
目前这一代表团正展开对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访问，北京是第一站。
沙特外交部在X上发表声明，“部长级委员会”周一强调需要立即停止加沙的“军事升级”，以持久和平为目标推进政治进程，并“追究以色列占领军在加沙地带和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公然侵犯和犯罪的责任”。
中国外长王毅说，该联合代表团首站到访北京，这表明了他们对中国的高度信任。
他说：“中国是广大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好朋友、好兄弟。中方始终坚定维护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正当权益，始终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益的正义事业。”
王毅表示，当务之急是立即停火止战，切实遵守国际法特别是国际人道法。中方反对任何针对巴勒斯坦平民的强迫流离失所和强制迁移。以色列应停止对加沙民众的集体惩罚，尽快开辟人道主义走廊，防止发生更大范围的人道主义灾难。
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也表示，中方愿意继续与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等一起，推动全面落实联大及安理会有关决议，为实现停火止战、缓解人道局势及重回两国方案不懈努力。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支持巴勒斯坦人，并迅速谴责以色列在被占领土上修建定居点。中国没有批评哈马斯在10月7日发动的袭击，这次袭击造成约1200人死亡，而美国和其他国家则称这次袭击为恐怖主义行为。不过，中国与以色列的经济联系也在不断加强。
与此同时，以色列驻华大使潘绮瑞（Irit Ben-Abba）周一表示，以色列正与国际组织合作，允许足够的人道主义援助进入加沙，“在这方面对以色列施加压力是出于政治动机，不利于提供所需的人道主义援助”。
她还说，他们希望联合国安理会“不要通过片面的”决议，并期待安理会发表明确声明，呼吁“无条件释放哈马斯在袭击中绑架的240名人质，而不是呼吁停火”。
大卫·麦克布莱德（David McBride）的溃败源于一场父女参加的学校舞会。
2019年，这位坚强壮硕且不为人知的前军事律师威风凛凛地走进了澳大利亚首都地区地方法院，这是在他被正式指控将机密信息透露给三名记者之前。
我和《堪培拉时报》的亚历山德拉·贝克（Alexandra Back）等另外两名记者当时也在场，虽然有点措手不及，也知道这些指控的显著性，但我们并不知道正在见证历史的上演。
麦克布莱德从一开始就非比常人。
我们在法庭上跟踪的大多数人都会逃避我们。
但他没有。
他留下来和我们聊，很乐意告诉我们他这么做是因为他觉得他必须这么做。
他很有感染力，表达明确。
那天，没有打着横幅的支持者，也没有律师不动声色地藏在四周。
当时，几乎没有人知道接下来四年的风云突变，最终他于上周五在澳大利亚首都地区最高法院认罪。
麦克布莱德在被指控前的一段时间里就知道当局在追捕他。
他一直生活在海外，只是为了和女儿参加学校舞会才回到澳大利亚。
我在法庭外见到他的那天，他说他以为自己会在机场入境时就被捕，但最终是在出境时被抓。
麦克布莱德的律师告诉澳大利亚首都地区最高法院说，他之所以拿走材料并将其交给记者，是因为他认为对特种部队军人在阿富汗的行为进行了过度调查。
他将材料交给了记者安德鲁·克拉克（Andrew Clark）、克里斯·马斯特斯（Chris Masters）和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的丹·奥克斯（Dan Oakes）。
2017年，奥克斯和ABC同事、记者萨姆·克拉克（Sam Clark）将这些材料做成了《阿富汗档案》（The Afghan Files）系列报道，揭露特种部队在阿富汗涉嫌非法杀人的行为。
这些报道或许与麦克布莱德最初的想法有些不同。
该系列报道引发了一场非同寻常的事件。2019年6月，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悉尼总部遭到警方突袭。
警方早些时候要求奥克斯和克拉克提供指纹和掌纹，作为调查的一部分。
这两人都接受了调查，担心他们会被起诉，但后来被放弃了起诉。
麦克布莱德的案件与律师伯纳德·科勒里（Bernard Collaery）及其前委托人证人K的起诉同时发生。
证人K是一名高级间谍，他与伯纳德·科勒里一起被指控泄露机密材料，暗示澳大利亚在敏感的石油和天然气条约谈判期间对东帝汶内阁进行间谍活动。
证人 K 认罪并被判处短期缓刑，而对伯纳德·科勒里的指控则在阿尔巴尼斯政府当选后被撤销。
与麦克布莱德的案件一样，这两起案件都拖延了多年。
这几起案件的共同点是《国家安全信息法》（NSI）。
制定《国家安全信息法》是为了在刑事审判中管理国家安全信息，用于涉及恐怖主义的案件。
但该法案带来了各种复杂问题，包括严苛的规定，有时甚至会使法院工作人员受到刑事制裁。
如果麦克布莱德的审判继续进行并选出了陪审团，那么陪审员将被警告，如果他们泄露了用作证据的机密材料，也可能受到指控。
但要在案件中使用，必须由时任司法部长援引该法案。
在证人K、科勒里和麦克布莱德事件中，当时的司法部长是克里斯蒂安·波特（Christian Porter）。
在正常的刑事审判中，有两组律师：辩方和控方。
但在涉及《国家安全信息法》的审判中，却有三组律师，一组代表联邦负责防止任何被视为机密的信息泄露。
这就是麦克布莱德一案最终希望破灭的原因。
麦克布莱德希望使用一系列八份文件中的材料，他认为这些材料对他的辩护至关重要。
联邦则称这些材料属于机密，公开不符合公众利益。
联邦提出的异议获胜了。
法庭在这些辩论时是对外封闭的，记者和公众都不能入内。
只有律师、法官和其他一些人获准留下，但可能出于国家安全的原因，他们的身份没有被透露。
早些时候在法庭上，麦克布莱德的辩护理由是，在他看来，对阿富汗特种部队士兵的过度调查可能是非法的。
他认为自己有责任披露符合公众利益的信息，因为他在入伍时曾向女王宣誓。
他希望将这一选择提交给陪审团，但法庭认为他的论点不能作为违反命令的理由。
曾经有试图对这一裁决提出上诉，但以失败告终。
麦克布莱德的律师马克·戴维斯（Mark Davis）在麦克布莱德认罪后在法庭外表示，这两项裁决对此案是致命的。
那么，为什么花费了四年时间呢？
原因有二：一是《国家安全信息法》的复杂性，二是新冠疫情，这意味着麦克布莱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与他的律师见面。
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他不想通过电话与律师交谈。
现在，四年前那个自信满满步入法庭的壮硕男子已不复存在。
麦克布莱德养了一条名叫杰克（Jake）的辅助犬，它陪着他去任何地方，包括法庭。
每当对他做出不利的裁决时，他都会拍拍狗，闭上眼睛。
尽管检方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他甚至可能不会入狱，因为法院下令进行强化劳改令评估，这可能会让他在社区服刑。
澳大利亚前驻日本大使布鲁斯·米勒（Bruce Miller）用“好坏参半”来形容他在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DFAT）的职业生涯。
作为一名男同性恋者，他在80年代加入外交贸易部，并在海外服务了18年。
“在堪培拉和东京，我记得自己不得不听着来自同事的玩笑，来自澳大利亚的男人站在一边，嘲笑男同性恋，”米勒先生说。
“我在我的职员面前被取笑，因为我是同性恋。”
米勒先生表示，自己最糟糕的一次经历发生在一位澳大利亚前内阁高级部长赴日访问期间，这名部长“觉得取笑大使馆里的男同性恋特别有意思”。
“回想起来的时候，我对这件事非常生气，但当时你只能接受它，把它当作工作的一部分。”
上周面世的新书《起舞吧： 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 LGBTIQ 工作人员的历史》（ Let's Dance: A History of LGBTIQ Staff in the Australian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记录这些LGBTQIA+工作人员的故事和奋斗历程。
外交部长黄英贤（Penny Wong）出席了新书发布会，她表示这本书显示了对于像DFAT这样的机构而言，多元性有多么重要。
“外交政策是国家价值观、国家利益和国家认同的体现，”作为澳大利亚议会中第一位公开出柜女同性恋者的黄英贤表示。
“因此，外交政策源于我们是谁。
“加入澳大利亚外交与贸易部的人都热衷于延续澳大利亚富有创意和雄心壮志的外交政策传统。
“但如果要做到有创意、有胆识，大家就需要得到机构和同事的支持。”
本书作者是前澳大利亚外交与贸易部外交官朗达·皮戈特（Rhonda Piggott），在巴西、瑞士和比利时任职期间，她曾参与一系列政策和贸易谈判。
皮戈特女士采访了70多人，其中包括前任、现任外交官及其他来自LGBTQIA+背景的外交和联邦事务部工作人员，他们分享了自己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的经历。
皮戈特女士表示，这些故事不仅与DFAT的内部人士相关，还与更广泛的社会群体相关，透过这些故事，人们可以借以反思社会对LGBTQIA+群体态度的演变。
澳大利亚直到20世纪70年代各州才开始将男同性恋关系从刑事犯罪中除名。
当LGBTQIA+人士在社会上遭受着严重歧视时，DFAT中的工作人员和外交官也在代表澳大利亚时面临着巨大压力。
皮戈特女士在书中回忆道，有年轻的工作人员在50年代因涉嫌同性恋而受到资深同事和澳大利亚联邦警察（AFP）前身机构的调查。
与此同时，有同性伴侣的员工则被认定为“确认单身者”。
“一些‘确认单身者’将自己的同性恋身份放在一边，专注事业，直到退休后才曝光自己的同性恋身份，让之前的同事们大吃一惊，”皮戈特女士写道。
“通常，LGBTQIA+工作人员会向同事隐瞒自己的性取向，实则过着双重生活......”
皮戈特女士在书中透露，直到20世纪70年代社会观念开始转变后，DFAT对LGBTQIA+工作人员的接纳才开始。
然而皮戈特女士表示，在她20世纪80年代加入DFAT 时，挑战和歧视依旧存在。
“你白天上班就跟在澳大利亚一样。但当你回家时，你仍是一名代表着澳大利亚的澳大利亚外交官，”她告诉ABC。
“这是一个不断出柜的过程，比你在澳大利亚要多得多，因为你的工作和私人生活有了更多的交集。
“在我职业生涯的早期，有一些同事选择不跟我说话，这些人来自其他大使馆，[我的身份]让他们觉得不自在。
“这也意味着我失去和他们的联系途径，这影响了我的工作。”
作为外交官，皮戈特女士工作了30多年，她在DFAT倡导LGBTQIA+的权利也贯穿了她的职业生涯。
对她和她的伴侣苏珊·德弗罗（Susan Devereux）而言，其中一个主要障碍是所有 LGBTQIA+工作人员都被视为“单身无伴侣”。
这意味着在跨国工作中，她只能将伴侣当作“私人支出”。
“他们必须持旅游签证入境，然后每隔六个月、三个月或在旅游签证的任何限制期限内离开东道国，前往另一个国家，拿到另一个旅游签证，然后再回来，”她说。
签证挑战等问题让皮戈特女士怀疑自己是否能从事有意义的外交官职业。
1994 年，在LGBTQIA+员工的推动下，DFAT经历了企业谈判（enterprise bargaining），该部门随后开始承认同性伴侣，并为他们签发外交护照。
但这并不意味着歧视和微暴力（microaggression）的消失。
对于米勒先生来说，他的伴侣石泽御夫（Mikio Ishizawa）不得不继续“活在阴影下”，这让他感到沮丧。
“90年代，在澳大利亚和日本两个国家，他都有过不被完全接纳的时刻，”米勒先生回忆道。
“我们不得不经常解释，他不是我的一个朋友或保镖，他是我的伴侣。”
皮戈特女士表示，尽管DFAT开始对LGBTQIA+工作人员“一视同仁”，但这同时意味着“在差异出现时”他们也会对此缺乏了解。
她表示，这个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DFAT对艾滋病疫情的处理过程中尤为突出，同性恋者在当时普遍受到侮辱和误解。
皮戈特女士发现，DFAT内部对同性恋同事的支持有限，尤其是男同性恋员工，而LGBTQIA+社区以外的员工则经常收到错误信息（misinformation）。
“[他们]担心与男同性恋同事共事会感染艾滋病，”他说。
“这种情况没有得到最大限度的纠正。”
米勒先生说，当时外交和贸易部的总体方针“不是如何支持员工”。
“从整体上看，当时的总体倾向是‘处理问题’，无论是伴侣的平等问题还是艾滋病流行的影响或者其他问题，都要以不损害机构声誉的方式处理，”他说。
“我们被看作需要管理的问题，而不是需要珍惜和利用的财富。”
皮戈特女士表示，尽管如今DFAT的LGBTQIA+工作人员有了更多表达自我的空间，但仍有更多工作要做。
她说，“持续存在的问题”之一是跨性别员工的能见度。
“外交和联邦事务部是一个相当保守的机构，广泛来看，所有外交部门都是如此，”她说。
“有时，我们领先于大众；有时，我们又不想做公众舆论的先行者。”
皮戈特女士说，她在2018年退休后开始撰写这本由澳大利亚国际事务研究所（Australi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出版的书，当时她意识到部门里很多年轻员工“对过去的事情一无所知”。
她说，这本书的目的是记录“之前发生的事情"，因为这“有助于了解可能的未来”。
DFAT发言人表示，他们与皮戈特女士密切合作，帮助完成了此书，他们表示该项目是“一个反思曾经的成功，并从过去失败中吸取教训的机会”，他们对此表示欢迎。
他们表示，如今的外交与贸易部是一个安全且相互尊重的工作场所，提供了“寻求支持、报告和解决LGBTQIA+工作人员面临的歧视或骚扰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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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里姆（Kareem）的尸体躺在他父母眼前空荡荡的公寓地板上，等待下葬。
卡里姆今年10岁，当以色列三周多前开始地面入侵时，他的的父亲亚当*（Adam）并不想离开自己位于加沙北部的家。
但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坦克驶进来了。
警告：本文中的细节和图片恐引起部分读者不适，请选择性阅读。
“这个地方变成了军营。如果我早知道是这样，我就不会等了，但我之前没想到会是这样，”亚当告诉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
“我们附近大约有20至30辆坦克。他们把推土机开了进来，用瓦砾和泥土堵住了大楼的入口。”
在随之而来的周末，出乎预料的事情发生了。
亚当说，自己突然间飞快地撞到了墙上，摔倒在地。
“我看着我妻子，只见她头破血流。我10岁的卡里姆倒在地上，伤得很重，到处都在流血，”他说。
亚当认为他的家是被坦克炮弹炸毁的，炮弹在他家的厨房上撕开了一个洞。
他说，他抱着儿子从家里跑出来，希望能去最近的医院。
“但我一上路就看到到处都是坦克，”亚当说。
亚当表示，他尝试用心肺复苏术抢救卡里姆，但“天不遂人愿”。
“他去世已经快40个小时了，但我没法埋葬我的儿子，”他说。
出于安全原因，亚当要求隐去他的姓名和位置，但他想让外界知道他的儿子卡里姆的故事，他说，卡里姆是加沙北部邻居最喜欢的人之一。
他说，他一直试图在最后时刻挽回卡里姆的生命，但最后听到的是他慢慢减弱的呼吸。
“俗话说，刀子拔出来之前，你不会感觉到伤口。我们仍在震惊之中，因为那把刀子还插在伤口里面。“
亚当、他的妻子和剩下的两个孩子现在已经离开了家，住进了人们开始逃离加沙后留下的许多空置公寓之一。
“每天，我都想挖个洞把他埋了，甚至想在楼底下挖个洞，但我不知道。”
巴勒斯坦红新月会（Red Crescent Society）证实，他们的服务无法到达亚当一家居住的地区。
在距离以加战争13000多公里之外的澳大利亚，亚当的表妹萨玛·萨巴维（Samah Sabawi）感到茫然无助。
她从墨尔本的家中赶到堪培拉，呼吁联邦政府推动人道主义停火。
“政府一直在说要帮助巴勒斯坦裔澳大利亚公民应对这场灾难带来的创伤，”萨巴维女士告诉ABC。
“我们要求政府阻止创伤持续，因为我们每天都会得知更多亲眼所见的故事。”
仅仅两个月前，萨布瓦伊女士还在加沙探亲。她说，过去的一个月充满了焦虑和漫长的等待。
“孩子们不得不了解什么是死亡的滋味。父母的伤口还没有得到治疗，”她说。
“我觉得麻木了......我不知道我的情绪在哪里。”
以色列外交部部长助理蒂姆·瓦茨（Tim Watts）周一在ABC的电视节目《问与答》（Q+A）中表示，每个人都希望看到以加战争朝停火方向迈进。
“必须释放人质，哈马斯必须停止对以色列的火箭弹袭击，”他说。
“哈马斯必须停止以加沙平民为肉盾，为了该地区的持久和平，我们必须瓦解哈马斯。”
由哈马斯控制的以色列围困地区政府媒体办公室称，加沙地带至周一的死亡总人数为11240人。
媒体办公室发言人表示，自10月7日以来的死者中包括4630名儿童和3130名妇女。
以色列称，约有1200名以色列人在10月7日的袭击中丧生，该数据与11月10日报告的1400人相比有所下降。
澳大利亚外交和贸易部（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 and Trade）在一份声明中说，到目前为止，政府已帮助28人离开加沙，其中大部分人已返回澳大利亚。
“外交贸易部正协助76名请求我们帮助离开加沙的个人，包括澳大利亚人及其家人。”
“离开取决于一系列因素。加沙的局势极具挑战性，而且瞬息万变。”
在悉尼，巴勒斯坦裔澳大利亚人拉伊夫·厄-马斯里（Raef El-Masri）的女儿几天前从加沙回来了，这让他松了一口气。
“她被吓坏了，到处都是轰炸声，到处都是空袭，”厄-马斯里先生告诉ABC。
“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
他的女儿在悉尼从事护士工作，但之前与丈夫和两个年幼的孩子一起在加沙。
“孩子们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她告诉他们听到和看到的都是烟花，”厄-马斯里先生说。
“对于他们在加沙的表亲来说，这并不新鲜。他们很清楚发生了什么，从他们的眼中可以看到恐惧。”
厄-马斯里先生在1987年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义（First Intifada）期间在加沙长大，他说，以加沙战争把他带回了几十年前的那些记忆。
他回忆说，当时“街上随便一个人”都可能成为枪靶。
虽然他的女儿在澳大利亚家中很安全，但他的其他家族成员仍留在加沙。
“我们只希望那些有良知的人还会努力阻止这一切破坏，”他说。
*受访者使用化名
超过50名受到维多利亚州教育文凭（VCE, 俗称维州高考）中文考试乌龙事件影响的考生联名致信维州教育与培训部，呼吁对此事展开全面调查。
上周VCE中文第二语言高级科目考试中，多所学校的考生被错发了难度较低的中文第二语言科目的试卷，引发外界哗然，VCE考试的公平性遭到质疑。
联名投诉的考生们在给教育部的信中提出，据他们所知涉事的考生至少来自四所中学，并非维州课程与评估局（VCAA, 俗称维州考试局）承认的两所。
VCAA未对ABC有关涉事学校数量的询问置评，但表示已通知在上周中文第二语言高级科目考试中拿到错误试卷的学生所在的学校这些考生的考评结果，并称这六名学生的评估结果不会影响到中文第二语言考试的学生。
对于ABC提出的有关如何给这些考生评分的询问，VCAA也未予置评。
由于VCE考试的评分采用的是排位体系，考生们担心VCAA对这一事件的处理方式将令其他中文第二语言高级科目考生处于严重不利地位。
“至关重要的一点是，考评结果要能准确反映每位学生的努力和能力，不能因任何不幸事件造成任何不当的弱势，”他们在投诉信中说。
多位知情者向ABC证实，VCAA在事发后联系了多名考生家庭，签署保密协议。
投诉到教育部的学生们告诉ABC中文，VCE原本应该是一次充满公平性的考试，但是由于VCAA的缘故使这一次考试“变得不再公平”。
“VCAA不应该将自己的失误置之不理，将其过错施加于没有做错任何事的学生们，”他们说。
VCE是决定维州高中生进入大学的最重要考试，从监考老师的招聘、培训到涉及试卷方面的工作都是VCAA全程负责和操作，校方不能参与。
学生们表示，VCE作为高考，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学生的未来，VCAA在如此重要的考试中闹出如此错误是“将广大学生的未来视为儿戏”。
考生们希望VCAA出面承认错误，给出合理解释，并对受影响学生做出补偿政策。他们也敦促VCAA的主管部门维州教育与培训部对此事展开全面调查，并保证所有考生都能得到公平对待。
由于这起考卷事故导致的考题提前泄漏，本周三举行的VCE中文第二语言科目考试也备受关注。
虽然拿错试卷的考生据悉签署了保密协议，但是一些考卷内容已经泄漏到英文和中文社交媒体上，包括一篇作文题目和两篇听力文章的主题。
多位知情人士向ABC中文表示，周三进行的VCE中文第二语言科目考试并未更换考卷，考试内容仅划去了一道已泄漏的作文题目，其他内容——包括两篇主题泄漏到网上的听力文章——都未作改动。
VCAA在给ABC的电邮中证实中文第二语言考试的确划掉了一道试题，但未回答ABC对泄漏内容是否都剔除出考试的询问。
“该特别信息通知首席监考官们在阅卷时间之前指示学生修改试卷，划掉某道试题，并删除其后所有与该试题有关的内容，”VCAA回答说。
与此同时，在本周的中文第二语言考试中，多个考场发生了考卷同一处地方音频播放不出的问题，音频涉及的考题正是之前被泄漏到网上的内容。
一名要求使用化名的考生Billy告诉ABC，在回答C部分的几道题目时，有一个音频部分没有播放出来。
“C部分的A部分是一篇书面文字，之前也被泄露了，但它仍然出现在考试中......他们说，花五分钟读一下，然后就会有音频，但音频一直没有出现，”Billy说。
Billy的考场面临的问题同样出现在了多个考场，一些考生等待的时间长达三四十分钟。一些考场的监考官最终解决了这一故障，并为学生提供了额外的答题时间。
但Billy说，他们考场的监考官却迟迟找不到解决办法，导致考生们无法完成在考试75分总分中占到10分的几道听力题。
“我当时压力太大了，几乎在考试当中哭出来了，”Billy说。
Billy等考生已经向VCAA投诉。
除了中文考试外，数学、化学、软件开发等科目的VCE考试也都发生了试卷错误等乌龙事件。
四百多名考生在Change.org网站上签名请愿，要求VCAA发布声明，公开2023年VCE考试中所有已知或报告的错误，并解释VCAA将如何最大限度地减少这些错误对学生们及其成绩的影响。
“这些错误会产生后果，它们决定了学生能否进入他们想要的大学课程。很多学生因为这些错误而失去了冷静和信心，不仅影响了他们的答题，也影响了他们的整体考试成绩，”请愿书写道。
考生们还要求VCAA对VCE考试的整个过程（包括考试的编写、管理和评分）进行全面且透明的审查，并在此审查的基础上进行全面改革，确保学科专家全面参与每门考试的编写和审核工作。
“如果必须采用考试，那么考试应该是我们展示 13 年所学知识的机会。相反，这些错误意味着我们不得不浪费宝贵的时间，担心这些错误到底是 VCAA 的还是我们自己的。这是不可接受的。”
莫纳什大学教育学院教育评估与伦理高级讲师伊拉娜·芬纳特-洛森布鲁（ Ilana Finefter-Rosenbluh）博士对ABC表示，虽然令人遗憾，但在VCE如此大规模的评估程序和过程中出现一些人为错误是预料中的事情。
“例如，使用临时工经济模式、大型系统中的版本管控问题、对中小型企业短期合同的依赖等，这些都可能对保证连贯实施提出挑战，”她说。
“这还包括员工问责制以及（重新）思考如何将专业知识引入内部的问题。”
芬纳特-洛森布鲁博士强调透明度是评估有效性的基石，但指出VCE系统牵一发动全身的复杂性。
“因为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标准参照评估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个人要与其他人进行比较，而不是标准参照评估，即个人只根据自己的工作进行评估，”她说。
在学生、家长和教师对今年VCE考试表达了愤怒和担忧后，维州教育部长卡雷尔本周一表示，对VCAA“深感失望”，并下令彻查VCE中文考试乌龙事件。两周前，卡雷尔刚刚就今年VCE数学考卷上出现两处错误一事向数千名考生道歉，并承诺将对此错误展开调查。
芬纳特-洛森布鲁博士指出，VCAA需要重新考虑对临时雇员、考试小组中的中小企业和临时考试监督人员的过度依赖。
“我们应避免找个别替罪羊，而应寻求更好地理解和发现那些系统性问题，从而对全州评估程序、做法和手段工具产生更大的影响和改进。 ”
截至发稿，维州教育部未回复ABC的置评询问。
昨天（11月8日），澳大利亚第二大通信商Optus的手机移动服务在全国范围内出现故障，从凌晨4点左右开始的12个小时时间里，超过1000万个人用户和40万家企业受到影响。
出现故障的背后原因是什么？故障影响有哪些？用户是否能得到赔偿？目前，我们知道以下这些内容。
专家认为，这次服务故障是澳大利亚历史上最大的故障事件之一，由于许多较小的移动网络提供商转售Optus网络，包括 Aussie Broadband、Amaysim、CatchConnect、Coles Mobile、Dodo、Moose Mobile 等，故障影响范围非常广泛。
这次故障令optus用户在至少9小时内手机无法拨打和接听电话，移动互联网服务也出现故障。
Optus在昨天的一份声明中表示正在努力查明原因，并对造成的不便深表歉意。
Optus首席执行官凯莉·拜尔·罗斯马林（Kelly Bayer Rosmarin）对这一全国性断网表示歉意。
尽管Optus还没有给出造成网络中断的确切原因，联邦政府有关部门正在检查网络中断是否是网络攻击造成的，但在现阶段，他们并不认为这是黑客攻击，Optus负责人也曾表示目前没有迹象表明这件事与间谍软件有关。
发表在《对话》（Conversation）上的一篇分析文章显示，专家们注意到移动信号塔工作正常，底层光纤网络似乎也没有损坏。
专家认为，这意味着基本可以排除传输或接入网络出现问题的可能性，罪魁祸首很可能是核心网络出现了问题，背后很可能是软件或系统更新造成的。
此类更新或变更通常发生在营业时间之外，影响极小。它们通常涉及短时间的停机——“计划停机”，而客户不会注意到。
一些报道所推测，Optus的停机可能是计划内系统变化，例如计划内更新或停机的意外后果。
由于网络故障，昨天凌晨墨尔本的火车服务大面积短暂中断。早上6点左右，火车服务开始逐渐恢复，但仍有延误或班次被取消的情况。
火车公司Metro Trains表示，其使用移动网络的备用系统受到了故障的影响。
墨尔本内西区的一名乘客说，她在Footscray下了城际火车V-Line要转城铁Metro，却被告知墨尔本的火车服务已被取消，而替代公交车服务也没有安排好，她因此无法前往市区上班。
ABC新闻此前了解到，首都领地（ACT）的医疗电话线路以及堪培拉政府客服中心（Access Canberra ）受到这次全国故障的影响。服务故障也对新州服务机构（Service New South Wales）造成了严重干扰，政府对电信运营商Optus遇到的问题感到遗憾。
对于很多直接面对客户的小企业而言，昨天Optus的故障意味着数千澳元的损失。
许多依赖 EFTPOS 机（即店家收款终端机）的生意企业无法为顾客提供服务，一些企业因此被迫关门。
新州的一家酒店表示，在无现金社会中，该酒店因此次故障损失了约80%的客户。
墨尔本咖啡馆老板约翰尼·桑迪什（Johnny Sandish）在接受ABC采访时表示，尽管收款服务出现故障，他仍继续为顾客提供了服务，并告知他们只能用现金支付。用餐的人一些去了银行，再也没有回来。
“如果这些人是诚实的，他们会去银行取钱，但如果不是，我们就必须面对损失。”
“[这]非常糟糕，非常令人沮丧，我们损失了很多钱。”
桑迪什先生说，Optus公司应该为小生意企业的损失埋单，而且不止他一个人这么认为。
Optus在今天的一份声明中表示正在研究如何报答客户“感谢他们的忠诚”。
目前，澳洲并没有法律法规对于这样的事故赔偿做出要求，但电信行业监察员辛西斯·格伯特（Cynthis Gebert）鼓励用户联系Optus，告诉他们自己的损失情况。
“一刀切的规则是不够的。”
联邦通信部长米歇尔·罗兰（Michelle Rowland）表示：“人们有获得赔偿的期待是合理的，如果他们做错了什么导致了这次事故，或者人们因此遭受经济或者其他损失的话。”
“关于受影响的客户及其追索权，我注意到电信行业监察员的意见，即目前讨论或给出有关赔偿或其他消费者权利的明确意见可能为时尚早，”罗兰在一次采访中说。
“重要的是，特别是对小企业来说，要保留收据，这样他们任何追索权和任何补救都有证据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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