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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新鲜资讯,为您一网打尽!周一至周五ABC中文《头条》展阅愉快!今天是12月22日,星期五,是位于南半球的澳大利亚的夏至,白天最长的一天,也是北半球的冬至。
今天的新闻提要:
美军五角大楼称,美国空军上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查尔斯·布朗(CQ Brown)周四(12月21日)与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上将举行了视频通话。
这是一年多来两国军方高层的首次对话,标志着军方高层直接交流的恢复。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月访美时与美国总统拜登达成恢复两国军事沟通的共识。中国方面在2022年8月时任美国众议长佩洛西访台后切断了与美国军方的直接接触。
布朗上将的办公室说,与刘振立上将谈到了“一些全球和地区安全问题”。
布朗重申举行双边国防政策协调会谈、《海上军事协商协定》会谈以及开通美国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司令与解放军东部和南部战区司令之间的沟通渠道的重要性。
布朗办公室说:“布朗将军重申了人民解放军进行实质性对话以减少误解可能性的重要性。”
中国国防部表示,刘振立是应约与布朗进行视频通话的。他指出中美两军应在平等和尊重基础上开展交流合作。
刘振立还强调,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中国军队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他还指出:“美方应切实尊重中方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谨言慎行,以实际行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大局。”
一些分析人士说,中国在国防战略上对美国保持模糊性,以阻止美国在本地区进行军事挑衅。
美中在台湾和南海等诸多问题上针锋相对。今年2月,美国击落了据称是中国的间谍气球,两国关系一落千丈,至今仍在恢复之中。
据外媒报道,刘振立上将是接替10月份被解职的中国前国防部长李尚福的最佳人选,而李尚福因涉嫌与装备采购和开发有关的腐败问题正在接受调查。
中国昨天(12月21日)宣布,中止对台湾的丙烯、对二甲苯等12项《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石化产品的关税减让。
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长期以来,民进党当局单方面对大量大陆产品出口采取歧视性的禁止、限制等措施,违反了ECFA关于‘逐步减少或取消双方之间实质多数货物贸易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条款,损害了大陆相关产业和企业利益。”
对此台湾陆委会表示,中共自4月以来采取一连串举措,严重违反国际正常贸易处理程序与惯例,在所谓调查过程与公布结果中,充满不合理说词,扭曲两岸互动事实。
陆委会警告北京立刻停止这些基于政治动机的操作举措,以免进一步片面伤害多年来双方建立的良好经贸关系。
陆委会还严厉谴责中共以经济胁迫介入台湾民主选举,称介选是中共短期政治目标,而其经济胁迫的作为不会因选举而结束,反而将持续长期操作。
陆委会副主委詹志宏说:“促融、促统,乃至弱化台湾经济、把台湾锁进中国大陆、发展红色供应链,才是中共长期的政治图谋。”
与此同时,台湾工商协进会说此次遭取消的12项石化产品占台湾整体出口比例不大,其心理影响大过实质影响。
工商界忧心,如果中方持续扩大取消ECFA清单项目的关税减让,不免产生实质影响,例如冲击台湾就业稳定,因此仍应审慎面对。
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CSIRO)和能源市场监管机构的一份报告估计,核能将成为澳大利亚最昂贵的新能源。
这份名为《2023-24年发电成本(草案)》(GenCost 2023-24 draft report)的年度报告估算了煤炭、天然气、太阳能、风能、核能、生物能、电解氢气以及抽水蓄能和电池等储能的发电成本,结果发现太阳能和陆上风能是成本最低的。
下图显示了2023年的能源估算成本:
2023年最昂贵的能源理论上来自小型模块化核反应堆 (SMR),第二昂贵来自使用氢气的调峰电厂。
报告发现,即使考虑到为了提升电网输电能力而增加投入,2023年(还不需要立刻更新输电电网设备的情况下)可再生能源是最便宜的。等到2030年需要更新电网设备时,可再生能源仍然是最便宜的。
今天是南半球的夏至,一年中白天最长的一天,同时也是北半球的冬至,一年中白天最短的一天。
一般来讲,南半球的夏至在每年的12月21日至23日之间,今年则是在12月22日星期五。
以悉尼为例,今天悉尼的日照时间预计将达到14小时24分钟,太阳在早上5:40升起,晚上8:05落山。
就日照时间而言,这一天悉尼的日照时间将比冬至日(一年中白天最短的一天)长4小时31分钟。
维度越高,白天的时间就越长。就澳大利亚来说,越往南,今天白天的时间就越长。
另外,虽然我们通常认为夏至指的是一整天,但实际上,太阳直射南回归线只有那一刻,今年这一时刻将是澳大利亚东部夏令时间下午4:50。从这一刻起,澳大利亚各地的白天将一天比一天短。
很多人都以为夏至这一天太阳升起最早落下最晚,其实不然。
日出最早和日落最晚的日期与夏至的日期相差一个月左右,具体日期取决于您所处的地理位置。
今年日出最早日
夏至日
今年日出最晚日
2023年11月20日或21日
2023年12月22日
2023年1月24日或25日
6:10 AM(ACDT,澳大利亚中部标准时间)
白天时长: 12:51:44小时
7:19 PM(ACDT)
2023年12月2日或3日
2023年1月12日
4:45 AM(AEST,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
白天时长: 13:52:55小时
6:47 PM(AEST)
珀斯
2023年12月5日
2023年1月8日或9日
5:03 AM (AWST,澳大利亚西部标准时间)
白天时长: 14:14:44小时
7:26 PM(AWST)
2023年12月6日
2023年1月7日或8日
5:36 AM (AEDT,澳大利亚东部夏令时间)
白天时长:14:24:47小时
8:09 PM(AEDT)
2023年12月6日或7日
2023年1月7日
5:54 AM(ACDT,澳大利亚中部夏令时间)
白天时长:14:30:37小时
8:33 PM(ACDT)
2023年12月7日
5:41 AM(AEDT)
白天时长:14:32:36小时
8:21 PM(AEDT)
2023年12月8日
2023年1月5日
5:51 AM(AEDT)
白天时长:14:47:24小时
8:45 PM(AEDT)
2023年12月10日或11日
2023年1月3日
5:25AM(AEDT)
白天时长:15:21:09小时
8:52 PM(AEDT)
料来源: timeanddate.com
悉尼水族馆(SEA LIFE Sydney Aquarium)在悉尼北岸(North Shore)放生了100只人工饲养的白海马,悉尼港的濒危海马数量得到了增加。
水族馆的劳拉·西蒙斯(Laura Simmons)说,海马的数量一直在下降,这是帮助海马恢复数量的重要一步。
今年5月,悉尼水族馆还在斯蒂芬斯港(Port Stephens)放生了300只白海马。
西蒙斯女士说,此前还在悉尼港的乔德湾(Chowder Bay)、植物湾(Botany Bay)和小曼利海滩(Little Manly Beach)都放生过海马。
西蒙斯女士说,他们的目标是让白海马不再濒危。自2020年以来,白海马一直都被列在濒危动物名单上。
ABC中文《头条》仍在更新中,敬请关注。
自2022年赢得澳大利亚大选以来,阿尔巴内斯政府可以说已经名正言顺地在住房问题上重新确立了联邦政府的领导地位。媒体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工党与绿党在澳大利亚住房未来基金立法的争执上。但这只是堪培拉在此期间推出的一系列举措中的一项。
随着新冠疫情之后家庭数量的增加和利率的飙升,许多澳大利亚人最近都感受到了房租和抵押贷款支出急剧上升带来的影响。不过,几十年来,一些根本性的、持久的住房问题也一直在升级。这些问题包括:
为了认真应对这些挑战,政府需要提出更多方案,并解决直到目前一直在回避的税收和法规改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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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政府的投入可大致分为四个政策方向。
澳大利亚住房未来基金(Housing Australia Future Fund)是这一领域最大的举措。其目标是在五年内斥资打造3万套社会可负担住房。
根据《国家住房协议》(National Housing Accord),在此期间[基金]还将为另外一万套可负担出租房提供资金。
然而,社会可负担住房亟待满足的需求超过60万套,因此这些仍然是比较小的目标。
同样属于直接援助类别的还有5月份预算中一次性提高15%的联邦租金援助拨款。虽然准确地说该预算为“30多年来的最大增幅”,但最高支付额仍远低于市场租金。正如经济学家布鲁斯·布拉德伯里(Bruce Bradbury)所言,增幅原本应达到100%。
与过去十年联邦政府的无所作为相比,这些举措对缓解房租压力做出了重大贡献。然而,这个参考标准并不高。
这一系列措施包括扩大联盟党制定的低首付贷款计划,该计划现已更名为“首次置业担保”(First Home Guarantee)。符合条件的首次购房者只需支付房产价值5%的首付款即可获得房屋贷款,而不是标准的20%存款。
此外,政府还提出了“帮助购买”计划。在这种共有产权模式下,政府持有符合条件的购房者所购住房的30-40%产权。这样一来,购房者的住房贷款和产权出资就少得多。
但政府可能要为确保参议院批准这一计划而做出更大的努力。联盟党反对这一计划,认为首套房购房者会不喜欢“让安东尼·阿尔巴尼斯(Anthony Albanese)一起坐在厨房的餐桌旁,拥有房屋的一部分”。绿党质疑该计划所拟议的规则的可行性。
这方面的主要推动力是2022年底与各州政府和其他方面达成的《国家住房协议》。参与协议的州政府和签署方必须尽最大努力,在2024年至2029年期间建造至少100万套住房,最多可达120万套。这将使目前的建设速度提高约三分之一,因此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目标。
联邦政府对社会可负担住房的适度投资支持了该协议的愿望。
更重要的是,联邦政府为“新房奖励"(New Home Bonus)提供了30亿澳元的新资金,旨在“激励各州和地区进行必要的改革,以增加住房供应并提高住房可负担性”。这种做法似乎是在效仿英国和加拿大最近所做的努力。
但这一做法能否在澳大利亚奏效,还有待观察。我们有理由对任何基于规划受限导致“供应不足”这种理论,进而提高住房可负担性的战略持怀疑态度。私人开发商及其资金提供者主要考虑的因素是新建住房出售时的预期市场条件。
如果总理真的想实现政府的目标,他可能需要考虑让政府更直接地参与住房建设。无论如何,都需要加大社会住房投资力度,才能真正解决尚未满足的大规模需求。他甚至可以考虑一项由工会发起的提案,利用企业超额利润税来资助大规模的社会住房建设。
同理,各州和地方政府也可以考虑恢复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由州政府委托建造出售的计划。也就是说,在政府拥有的土地上,或依靠强制力以此为目的收购的土地上,以成本价建造房屋出售。
近几十年来,澳大利亚在住房方面的记录一直不佳,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咎于政策制定能力的欠缺和分散。
为此,阿尔巴尼斯政府成立了一个专家小组,即国家住房供应与可负担性委员((National Housing Supply and Affordability Council),以及一个国家住房机构,即澳大利亚住房机构(Housing Australia)。然而,后者被指定为纯粹的交付机构,没有决策权。这似乎非常值得商榷——尤其是住房部长的职权没有一个下辖的政府专营部门。
更令人担忧的是,有迹象表明,拟议中的“国家住房与无家可归者计划”可能远远无法为政府2022年后解决住房问题的举措提供合理的依据,更重要的是,无法为澳大利亚亟需的更宏大的改革提供有意义的框架。
在其任期的前半部分,阿尔巴尼斯政府几乎在所有竞选承诺中有关住房的方面都取得了进展。甚至他还提出了其他值得关注的倡议。这样的做法符合澳大利亚住房问题面临的多方面挑战。
与此同时,已经宣布的措施参差不齐,而且与这些问题的规模相比,许多措施都非常有限。要想真正改变现状,就需要在更长的时间内扩大和延伸这些措施。此外,还必须辅之以尚未实施的税收和监管改革。
如果迄今为止所采取的措施此后被证明是对未来目标明确的宏大计划的初步行动,那么这些措施或许会被赋予重大的意义。否则,在2030年代的政策分析家们看来,它们就会显得无足轻重。
本文借鉴了发表在《澳大利亚政治经济学杂志》特刊上的一篇更全面的住房政策论文,以及对阿尔巴尼斯政府在一系列其他政策领域表现的中期评估,原文最初发表在《对话》(The Conversation)上。
每个家庭过圣诞节的方式都不尽相同,而随着澳大利亚在过去50年里发生的变化,庆祝圣诞节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近代的变化有多大,以及1973年的圣诞节和我们即将迎来的圣诞节有哪些不同。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NU)人口学家莉兹·艾伦(Liz Allen)表示,在1973年,最主要的家庭类型是爸妈和孩子住在一起,他们居住在按揭贷款或已付清贷款的房子里。
她说:“[那时候]爸爸是家庭的主要经济支柱,妈妈承担了大部分家庭无偿劳动,这包括照看孩子。”
玛伊塔·罗摩克里希纳(Mahitha Ramakrishna)和丈夫詹姆斯·杜吉德(James Duguid) 住在悉尼的Ryde区,过去每年圣诞节前后都会出国旅行。
但今年,由于家庭面临生活成本压力,他们将带着儿子吉安·杜吉德-劳(Gyan Duguid-Rao)前往纽卡斯尔(Newcastle)与大家庭团聚。
罗摩克里希纳女士说:“这也算是一个假期,但我们不用花钱。”
1973年,圣诞节的大部分准备工作通常都是由母亲完成的,她们在12月25日之前的几周里到离家较近的实体店,慢慢购买庆祝圣诞所需的所有食物、玩具和物品。
从20世纪70年代初到现在,传统的宗教圣诞庆祝方式日渐式微,经济、技术、文化和社会的转变推动着圣诞节走向如今的消费主义盛宴。
艾伦博士说:“澳大利亚人说,[今年]他们平均会在圣诞节前几个月就开始购买礼物。”
这不仅仅是为了做好准备。
艾伦博士说:“人们对大甩卖更加精明,不一定是圣诞节后的打折促销,而是[圣诞节前]的促销,比如黑色星期五。”
对于我们中许多打算网购圣诞礼物的人来说,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ACCC)警告说,在12月25日前,网上欺诈行活动猖獗,要倍加小心。
我们还曾花大把时间寄送圣诞贺卡。
虽然记录无法追溯到50年前,但澳洲邮政(Australia Post)告诉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2016年圣诞节前售出了1660万张邮票。
去年,这一数字下降到了610万张。
与家人共度圣诞时光是1973年圣诞节的重点,孩子们收到的礼物通常比现在在圣诞树下等着他们的礼物要少得多。
艾伦博士说:“我们可以估算出,与现在相比,20世纪70年代初直系亲属在圣诞礼物上的平均预算可能只有现在的一半左右。”
艾伦博士说:“人们会更注重圣诞节的体验,即欢聚一堂、共度时光、共进晚餐、与家人和孩子玩耍......与大家庭团圆。”
自1973年以来,家庭的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家庭的定义已不仅仅局限于血缘。
随着分隔两地的家庭越来越多,如今一家人更有可能分散在澳大利亚各地居住,圣诞节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局限于一天。
艾伦博士说:“现在,由于家人和朋友的安排,以及年假为我们提供的便利,整个12月都是圣诞节。”
信奉印度教的罗摩克里希纳女士说,由于她的儿子只有17个月大,圣诞节对他来说还不是“一件大事”。
她将为儿子和侄女侄子们装点一棵小圣诞树,买一些礼物。
罗摩克里希纳女士说,其他亲戚和朋友也会收到她自制的饼干,还有拥抱。
她说:“在我们的朋友圈里,大家都在考虑如何省钱。”
对罗摩克里希纳女士和她的家人来说,圣诞节并不是一个“多么重要的宗教仪式”。
她告诉ABC:“这是一个与家人团聚的时刻。”
然而在50年前,宗教,尤其是基督教信仰,在大多数家庭的圣诞节庆祝活动中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
圣诞节前后,教堂里依然热闹非凡,但对许多人来说,这个节日的宗教内涵——即使是庆祝基督诞生日的人也不再像1973年那样成为这一天的焦点。
艾伦博士说:“人们可能持有基督教观点,但不一定会像以前那样信奉基督教、庆祝圣诞节。”
在过去三次人口普查(2011-2021 年)中,出生在中国的澳大利亚人口中信奉基督教(主要是天主教)的人数有所增加,这与更为广泛的澳大利亚社会变迁形成了鲜明对比。
侯晓凤于2000年从北京移民墨尔本,在朋友的介绍下,她开始信奉基督教。
在新冠疫情两年后,她于去年组织了一场圣诞夜音乐会。
她说:“很多从未听过基督教诗歌的朋友,听完之后依依不舍离去,他们表示真没想到这些诗歌那么好听,还那么触动心灵,令到大家非常感动!”
“现场充满了平安,爱,温暖,和谐。唱到《平安夜》这首诗歌时,除了现场的蜡烛,全场观众点起了手机上的手电筒,场面温馨平安。”
1973年,整个澳大利亚盛行的是更具欧洲特色的圣诞节。
盛大的午餐或晚餐通常是以烤肉为主,海鲜远不像现在这么受欢迎。
一般来说,家宴的大部分准备工作、装饰和当天庆祝活动是否能成功都完全交给了女性。
艾伦博士说:“在孩子们玩着妈妈尽心包装好的礼物时,妈妈或家里的女性要不停忙上几个小时才能吃上热腾腾的饭菜。”
家庭聚餐通常更为正式,父母会严格控制餐桌上的语言,并确保孩子们尊重长辈。
“晚餐结束后,孩子们出去玩......父亲们则躺在沙发上,松松裤腰带,以让大快朵颐后的肚子放松一下,”她说。
“然后,家里的女性们,就需要打扫卫生,然后要为圣诞第二天--节礼日做准备。”
艾伦博士说,2023年,男性可能会在圣诞工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这或许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有一件事发生了巨大变化——圣诞大餐中会喝多少酒。
她说:“现在澳大利亚人的饮酒量比上世纪70年代要少得多。因此,虽然庆祝活动中可能仍会喝酒,但与上世纪70年代相比已经截然不同了。”
罗摩克里希纳女士和她的家人通常会举行盛大的圣诞午餐会,但今年她不会举办这样的活动。
罗摩克里希纳女士说:“你可以想象,这是非常昂贵的。”
“我可能会帮忙做饭什么的,但我不会买任何食材......我们很幸运能做到这一点,因为[我的大家庭]有能力负担得起。”
艾伦博士说,尽管现在存在生活成本上升的危机,但澳大利亚人的平均支出似乎会高于去年。
究其原因,是现在的圣诞节发生了变化。
“我们已经从更注重情感的体验转变为注重获得礼物的体验,”艾伦博士说。
她认为,这一变化的出现离不开市场营销和信息传播对完美圣诞节的概念的推动,这使得有孩子的中低收入家庭的生活压力不断增大。
她说,蒙纳士大学(Monash University)最近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澳大利亚人的平均花费将比2022年增加13%。
“尽管通胀可能会导致支出增加,但数据表明,人们的[圣诞节]支出正在增加。”
今年,一些父母会牺牲一些东西,比如不再送朋友和伴侣礼物。
罗摩克里希纳女士和她的丈夫今年不会给对方买他们想要的礼物。
相反,他们会用买圣诞礼物的预算购买他们真正需要的东西--一台崭新的吸尘器。
赵雪莉是墨尔本Richmond公屋的一名老年华人社区领袖。
她说,她和她的教友们一样,都感受到了生活支出上涨的压力。
祖籍上海的赵雪莉医生告诉ABC,他们组织了为贫困家庭捐款的活动,这样孩子们就能得到父母可能买不起的圣诞礼物。
由于生活成本上升,她也需要多考虑一下今年给曾孙女送什么圣诞礼物。
“今年,我可能会送给曾孙女一盒巧克力,”她说。
每日新鲜资讯,为您一网打尽!周一至周五ABC中文《头条》展阅愉快!今天是12月20日,星期三。
墨尔本华裔商人杨怡生(Di Sanh ‘Sunny’ Duong)被判定“准备在澳大利亚境内进行外国干涉”罪名成立,最高面临10年监禁。
杨怡生成为首位根据《反外国干预法》被提起诉讼并被定罪的澳大利亚人。杨怡生坚称自己无罪,并表示不认罪。
本周二(12月19日)下午,维州中级法院(County Court of Victoria)经过数天的庭审,并听取了两周多的证据后认定,杨怡生试图秘密影响前联邦多元文化事务代理部长艾伦·塔奇(Alan Tudge)以推进中国共产党的目标。
2020年6月,杨怡生向皇家墨尔本医院(Royal Melbourne Hospital)捐赠了37,450澳元,塔奇出席了捐赠仪式。
然而,检控官称这绝非杨怡生的善意举动,而是由于他认为塔奇将来可能当上澳大利亚总理,因此试图对塔奇施加不当影响。另外,检控官还称杨怡生经常与中国情报人员接触。
杨怡生曾是自由党的资深党员,他的律师称他是一个“大名人”,喜欢吹嘘自己的人脉,但否认他被中国官员招募或听从中国官员命令的指控。
检察官告诉陪审团,杨怡生的行为并非人们在间谍小说或邦德电影(James Bond)中看到那种间谍行为,而是采用了一种“微妙的干涉形式”。
该案的大部分庭审都是闭门进行的,公众和媒体无法获得身份受保护的证人提供的证据。
被捕前,杨怡生是澳大利亚华人社区的知名商界人士,是当地一个名为“大洋洲越柬老华人团体联合会”(Oceania Federation of Chinese Organisations from Vietnam, Cambodia and Laos)的负责人。
他还参与了另一个组织,联邦检察官称该组织已在中共统战部注册。
秘密录音记录了这名商人对人说: “我做的事情不会见报,但北京会知道我在做什么。”
杨怡生此前已经获得保释,法庭将择期宣判他的刑期。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Matthew Miller)周二(12月19日)表示,美国欢迎中国发挥建设性作用,努力阻止与伊朗结盟的也门胡塞武装对国际航运的袭击。
米勒在每日例行发布会上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中国外长王毅通电话,称胡塞武装对船只的袭击损害了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的每个国家的利益。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在红海发动的袭击事件激增,他们使用无人机甚至导弹进行攻击,加剧了国际海上贸易的紧张局势。
美国五角大楼说,胡塞武装已发动100多次无人机和导弹攻击,针对涉及超过35个国家的10艘商船。最新一次发生在18日,两艘船只遭到袭击。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宣布成立名为“繁荣卫士行动”(Operation Prosperity Guardian)的多国联合行动,以保护红海地区的安全。
参与这一行动的国家包括英国、加拿大、法国、意大利、荷兰、挪威、西班牙以及美国。但是,澳大利亚尚未表示是否会加入。此前,澳大利亚与欧盟和北约一起共同谴责胡塞武装的袭击行动。
全球约有12%的航运量会通过连接红海和地中海的苏伊士运河,是连接欧亚的最短航运路线,途经也门附近的红海水域。
由于局势不稳,世界五大航运公司中的四家——地中海航运(MSC)、马士基(Maersk)、达飞轮船(CMA CGM)以及赫伯罗特(Hapag-Lloyd)——已经暂停红海航线,不得不改道绕行非洲,大幅增加成本和延误。
胡塞武装又称胡塞运动,其前身“信仰青年”于1992年在也门北部由伊斯兰什叶派宰德派宗教领袖侯赛因·胡塞创立,宣传反美和反犹太。
胡塞武装遭到亲美的也门政府打压,与也门政府间时断时续的冲突不断。多年来,胡塞武装不时占领和控制也门的不同地区。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海合会)一直指责伊朗支持胡塞武装。
胡塞武装自称拥有数十万名武装人员。曾有媒体报道,胡塞武装拥有精良的武器装备。除了收缴政府军武器,还获得大批“被认为”是来自伊朗的军事物资。
2021年1月10日,美国特朗普政府将胡塞武装列为恐怖组织。然而仅一个月后,新上任的拜登政府宣布将胡塞武装从恐怖主义组织名单中移除。
不过,2022年2月28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2624号决议,首次将胡塞武装列为“恐怖组织”,延长制裁。
自以色列和哈马斯爆发新一轮冲突以来,控制也门西部、红海沿岸地区的胡塞武装以支持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抵抗运动为由,对往来这一海域的“与以色列相关联”船只频繁发动袭击,全球主要集装箱航运公司已纷纷开始或即将停航红海-苏伊士运河航道。
皇家墨尔本医院(Royal Melbourne Hospital)外科医生阿南德·拉马克里希南(Anand Ramakrishnan)说,自从维州政府于2022年初开始试用电动代步车之后,到他所在医院就诊的人数明显增加。
他说:“在此之前,我们已经看到一些私人电动代步车造成的伤害,但这[维州政府推出试用电动代步车]之后的急诊就诊人数,尤其是整形外科就诊人数确实明显增加。”
涉及电动代步车的交通事故还可能是致命的。去年年底,一名28岁的墨尔本男子在使用电动代步车时没有戴头盔,死于交通事故。
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皇家外科学院(Royal Australasian College of Surgeons)的一项研究发现,截至2023年1月的12个月内:
医生们认为,全维州范围内因电动代步车受伤的患者总数可能要高得多。
面部骨折、上肢受伤和脑损伤是最常见的症状,因为多达三分之一的骑行者没有佩戴头盔。
拉马克里希南医生说,在接近周末时,急诊科的就诊人数会激增。周五、周六、周日都是如此。
他说电动代步车造成的伤害给本已压力巨大的公立医院又加重了负担。
他说,治疗受伤的骑行者和行人对皇家墨尔本医院的择期手术(elective surgery)的等待时间带来了负面影响,因为该医院的“手术室数量有限”,“工作人员和资源也是有限”。
澳大利亚医学会的萨拉·惠特罗(Sarah Whitelaw)说,研究表明,电动代步车确实能带来好处,但也要确保能更安全地使用,各州应在规范电动代步车使用的道路规则和安全信息教育方面建立全国统一的方法。
2013年,来自中国的Danny在澳大利亚完成了IT学业。这期间他认识了会计毕业的Faith,两人开始了“IT和会计组合”的留学生恋情。但如今,已结为夫妻的二人事业却与所学专业大相径庭:他们正经营一家位于大洋路的温室花卉大棚生意。
Danny在IT课程毕业后,为了移民,开始学习翻译。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参观了一位老师自己的鱼菜共生(Aquapoincs)农场,由此激发了对农业的兴趣。从那以后,Danny开始自己学习研究各类农业养殖知识。
“别人可能看YouTube看综艺节目,我看的是农业节目,我就喜欢这些东西,” Danny说。
而为何两人开始投身园艺事业,Faith说:“主要的影响可能还是来自我。”
Faith来自以园林著称的苏州, Faith的母亲也在当地的农业学校就职,园林设计与园艺保护是学校的明星专业,她从小在美丽的校园里长大。耳濡目染,令Faith对于园林艺术一直都很感兴趣。出国时,无奈在父母的要求下,才选择了本科会计专业,但她对园艺一直保有浓厚的兴趣。
“真的就是因为从小就在园林里跳来跳去,可能对这方面本身就有一个颗种子就种下了,”Faith说道。
毕业后,Danny并未选择IT作为职业,反而大胆试水农业相关工作。而Faith虽然一直都在从事会计相关工作,内心仍对园艺事业有着深厚的向往。
2021年初,Faith发现在大洋路附近的小镇Timboon有一家温室花卉生意出售,虽然生意规模较小,但已有成熟的销售渠道和生产技术,在尝试了多个和农业相关的投资却不见起色后,二人认为这样一家成熟的小生意比起一切从零开始更容易。经过多次考察后,他们毅然决定接手这家温室花卉生意。
“我们也是误打误撞,看到网上有这样一个生意在卖。就觉得尝试一下。接手以后才后知后觉地觉得,原来是买现成的生意,有现成的销售渠道、技术,会比自己拿钱去奋斗十年二十年更容易,”Danny回想当初时说道。
这家位于大洋路小镇的温室大棚主要培育和种植三种花卉:绣球(Hydrangea)、仙客来(Cyclamen Percisum)和洋桔梗(Eustoma Russellianum),主要供应墨尔本和悉尼的各大零售花圃、花卉市场以及澳大利亚最大的家居建材连锁商店Bunnings。
为了能够更快上手,虽然合约上写明十二月正式过户,但是Danny和Faith提前两个月就从墨尔本搬到了Timboon,开始在花卉大棚“上班”。没想到,一开始就遇到了挑战。
这个规模不大的花卉大棚,一共三个全职员工。当时有两位员工突然先后提出了辞职。一个员工已经离开了农场,还有一个员工刚提出辞职。这件事差点让他们有了放弃的想法。Danny主动和提出离职的员工多次沟通,发现他的目的是想要加工资,提出了大幅涨薪的要求。
“我们想了想我们不能屈服于这种事情,我宁可自己上,我当工人,撑过这段时间我们赶紧招人,我们也不要他,因为我自己相信自己的动手能力,”Danny说道。
幸运的是,花卉农场当时的老板放下自己手中的其他事情,亲自前来手把手教他们大棚的日常运营和生产,帮助他们成功度过了这段过渡期。对于Danny和Faith来说,前老板的主动帮忙,给予了他们坚持下去的信心。
自从那两名员工辞职后,Danny扛下了他们的日常工作。有些任务要求不仅繁琐,而且对人的细心、耐心以及过往花卉管理经验要求都很高。
每天早晚,Danny都要给整个大棚几万盆植物检查需水情况,再根据当天和第二天的温度来判断是否需要给水灌溉。不同的花卉对水分的需求大不相同。绣球花对水分要求较高,夏季如果浇水不及时就会导致生长滞后,最后的花球无法达到理想的尺寸。而仙客来如果接触过多水分,很容易腐烂和引起霉菌病,并传染至附近其它盆栽。
去年由于维州整体降雨较多,环境湿度大,仙客来的需水管理出现了一些偏差,导致许多仙客来产生了霉菌病,花朵出现了斑点。为了保证质量,Danny和Faith只能推迟供货时间,把已经开花的仙客来花朵摘掉,待新的花朵重新长出。
目前,Danny主理大棚的花卉生产、培植和运营,最忙碌的时候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包括整理订单,监督员工打包出货,给花卉浇水和施肥等。除此之外,他们还有固定的全年生产培育计划需要实施,例如花卉的扦插、移盆、除虫和施肥等,都必须手动完成。
对于Faith来说,常年从事会计相关工作,但是她内心并没有特别开心和享受这份职业。如今每天管理花卉大棚,她觉得特别欣慰和满足。
“我觉得很遗憾的就是,当时没有坚持自己的想法,从一开始就选择这个(园艺)专业方向。浪费了很多年在找自己的职业方向。最终还好在中年时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
Faith今年还得偿所愿,开始学习职业园艺课程(Certificate III of Horticulture)。这门课程对经营花卉大棚非常有利。通过课程学习,她获得了更多深入澳大利亚其它地区参观拜访当地苗圃和“行业大牛”的机会。她能够了解业内人士使用的最新设备、以及值得借鉴的管理流程,包括吸取同行的经验教训,例如如何应对自然灾害、将它们的影响降到最低等等。
如今,Danny和Faith的花卉大棚年产量达到了超过十万盆左右。聊到未来时,Danny希望妻子Faith可以参与到更多的业务管理和客户沟通工作上,而自己能够有更多时间投入到生产和培植中。
Faith则希望,以后能有机会扩大现有的花卉大棚规模,同时提高整体种植的数量,缩短花卉供货的周期。
“一盆绣球花,从培育至最终发货,至少需要两年甚至更久的时间。但是随着我们设备的升级,生产的自动化,希望能够可以缩短这个时间,”Faith说。
她认为,在澳大利亚物价和成本总体上涨的形势下,如果能够通过这样的方法,提高生产效率,也能有效降低总体运营成本,让自己的生意具备更强的竞争力。
展望未来,Danny和Faith有许多大胆设想和规划,每一个设想的背后,都是他们对农业和园艺的真挚热爱,以及对脚踏实地创建更好生活的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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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伍约一年后,雅各布·尚凯·蔡(Jacob Sheung-Kay Choi)在军队中“第一次”见到了长得像他的人。
“我在皇家军事学院的第一年,那位级别高得多的先生来给我们做简报,”澳大利亚陆军军官蔡少校说,他的父母分别来自越南和香港。
“在那之前,我还没见过长得像我的人仍在军中服役。”
根据2019年国防部人口普查数据,澳大利亚国防军的永久成员中有6%讲英语以外的语言。
报告显示,最常见的非英语语言是印地语、印尼语、法语、德语和西班牙语,但使用这些语言的成员都不到1%。
根据今年的澳大利亚公共服务雇员普查,3%的澳大利亚国防军公务员具有南亚或中亚文化背景,7%具有东南亚文化背景。
蔡少校说,尽管担心找不到文化背景相似的同龄人,但在过去澳大利亚亚裔军人的成就的激励下,他于2010年参军。
他说:“我们没法成为我们看不到的人。”
“追随其他已经服过役的亚裔澳大利亚人的脚步对我来说相当重要。”
“他们的人数并不多,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他们就与我们的历史交织在一起。”
根据国家档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200多名华裔澳大利亚人加入了澳大利亚帝国军队。
然而,更多的亚裔澳大利亚人因歧视性标准而被拒之门外,例如1909年的《国防法》禁止“非欧洲血统或后裔”加入武装部队。
许多人通过将姓名英语化等手段绕过了这些限制。
蔡少校说,在过去几年中,澳大利亚国防军内部发生了“许多文化性转变”,以营造一种比较“多元化和包容性的文化”。
蔡少校说,亚裔澳大利亚人为军队带来了“文化和语言技能组合”,这对于实现澳大利亚加强与亚太地区接触并扩大其影响力的目标非常重要。
他说:“在过去20年中,我们从中亚和中东地区的行动转向了印度洋-太平洋地区。”
“地缘政治的转变意味着人们很快发现,我们对亚洲的了解并不多,尽管澳大利亚在历史上一直在地理上与亚洲比邻。”
今年早些时候,联邦政府表示,国防重点将转向澳大利亚北部和海洋,这也是澳大利亚日益转向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举措之一。
洛伊研究院东南亚项目研究员拉赫曼·雅各布(Rahman Yaacob)说,让通过了解“文化细微差别”的人士增加多样性是加强与亚洲接触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途径。
他说:“在与对方接触之前,你需要了解对方的思维方式、战略、文化和历史。”
“例如,就印尼人而言,当他们说‘是’时,并不意味着他们同意你的立场。
“在谈判中,了解这一点有助于避免误解。”
雅各布博士说,同质化的国防队伍可能会导致产生“回音室”。
“我们需要不同的观点,因为我们要在全球范围内与许多不同的方面打交道。”
战略家、退役陆军少将米克·瑞安(Mick Ryan)说,澳大利亚国防军有一个系统,允许军官学习与亚洲文化和语言相关的学位,以帮助成员更好地了解澳大利亚的邻国。
他说:“20世纪90年代,我就受益于这一制度,获得了亚洲研究学位,并在语言学校学习了一年印尼语。”
“这在911战争爆发前对我们非常有利,那场战争令高层领导在对东南亚和南太平洋的责任上分心。”
“我认为这种分心状态持续了十多年。从那时起,我们就一直在努力追赶,重建与近邻的良好关系。”
蔡少校说,澳大利亚与潜在新兵原籍国之间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可能会“影响”新兵参军的决定,尤其是对原籍国中国的新兵而言。
他说,澳大利亚华裔士兵偶尔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你在多大程度上是澳大利亚人?”
蔡少校说:“军队不会容忍这种情况。”
莱恩少将说,过去三四十年来,军队在减少种族主义方面经历了一场“真正的革命”。
“军队的领导层对发生这类事情的明显或微妙迹象的敏感度要高得多。”
“我认为,与更广泛的社会相比,国防部门在识别和清除那些有种族主义行为的人方面的做法可能是最好的。”
国防部发言人说,国防组织根据人员的技能、能力和贡献积极支持他们,无论其信仰、文化背景、性别、种族、年龄或性取向如何。
莱恩少将说,尽管澳中之间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不会消失”,但华裔澳大利亚人不应害怕参军。
“如果你是澳大利亚华裔,是澳大利亚公民,愿意宣誓效忠我们的国家,那么你就没有理由不参军。”
蔡少校说,军队不是一个“非常强调种族”的地方。
“这是一个好地方,让你铭记当你为国效力时,你的肤色并不重要......你将作为一个团队来克服各种挑战。
“说到底,军装还是绿色的。”
蔡少校说,加入国防军的成员不必“失去传统或放弃民族性”。
“与其告诉人们我是一半中国人、一半越南人、一半澳大利亚人,我宁愿告诉他们我是百分之百的中国人、百分之百的越南人、百分之百的澳大利亚人。”
蔡少校说,“家庭和社会压力”是导致亚裔澳大利亚人远离国防事业的另一些原因。
他说:“很多有亚裔背景的家庭并不真正认为从军是一个很棒的职业。
“我妈妈1975年从越南来,她[为躲避战争]离开了越南。
“她不希望我加入会造成更多混乱或危险的事情。
“我的很多朋友,他们的父母都离开了那个国家,这样他们的孩子就不用应征入伍了。”
莱恩少将说,虽然军队的“核心职能”是打仗,但也必须认识到军队是以“防御战略”为基础的。
“澳大利亚不会挑起战争。我们军队的存在是为了保卫我们的人民和朋友,”他说。
“我认为,这是让不同种族背景的人加入澳大利亚军队的一个非常有力的理由。”
蔡少校说,从军也经常给亚裔澳大利亚人提供帮助原籍国的机会,他们被派往韩国、太平洋和亚洲等地执行任务。
“我们看到马来西亚裔澳大利亚人回到马来西亚,菲律宾裔澳大利亚人回到菲律宾。”
“能够代表给予你如此多的国家......[回到]你母亲或父亲的出生国,这也是一种调和你的传承的绝佳方式。”
不知不觉中,一年又要过去了。两周后就是2024年了。
对于许多澳大利亚人来说,今年的圣诞节和新年假期将是一个充满欢乐的时刻。然而,对一些人来说,却意味着伤痛和焦虑。
我个人认为,自2019年末起,澳大利亚人似乎能从各种新闻事件中感受到命运的共鸣。
从灾难性的山火到新冠疫情,再到生活成本飙升,聚会时很容易就能找共同话题。
这些事件不堪回首,但却将大家紧密地绑定在一起。
此时此刻,澳大利亚仍在面临山火威胁,并且新冠病例数量不断飙升,众多家庭不得不为生计而苦苦挣扎。
随着2023年的结束和新年的到来,抑制通货膨胀将成为政府的首要任务,储备银行将在新的一年中重新掌舵国家的经济方向。
澳大利亚联邦储备银行目前正在经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变革。
联邦储备银行的职责范围广泛,需要确保充分就业和价格稳定,实现维护澳大利亚经济繁荣和人民福祉的主要目标。
然而,实现这些目标的方法则是动用货币政策这一粗犷的工具。
储备银行自己也承认,货币政策工具对不同家庭的影响各异,可能引起民众的不满。
作为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记者,我了解到,租户和购房者在政府致力降低通胀过程中背负了沉重的负担。
更糟糕的是,一些完全拥有住房或拥有多处房产的澳大利亚老年人,似乎在加剧通胀的趋势。
为此,我们将这种集体的焦虑归结为住房危机和生活成本危机。
人们普遍认为,通过货币政策来降低通货膨胀至少可以解决部分问题。
不过,在过去几年中,尤其是今年,菲利普·洛(Philip Lowe)和米歇尔·布洛克(Michele Bullock)一再强调其核心目标是将通胀率大致降到2%至3%的目标区间。
这是国际公认的可以保持经济良好发展的通胀水平。
联邦储备银行和大多数经济学家都知道,持续的高通胀会对经济构成严重威胁。
澳大利亚联邦储备银行的重大改革不仅仅是为了确保关键的政府机构能够满负荷运转,更是为了使其能够更好地执行降低通胀的必要政策。
联邦储备银行新成立了一个董事会,专责制定货币政策。该董事会将减少决策任务,并有更多时间来深思熟虑每项决策。
同时,储备银行也将定期举行新闻发布会,例如允许记者直接向行长提问,探讨联邦储备银行的通胀预测与国库部之间的出入。
联邦储备银行和国库部均预测通胀将在2025年底或接近年底时回落到目标水平。
国库部则表示,预计2023-24年通货膨胀率为3.75%,并在2025年第二季度降至2.75%,回落至储备银行2-3%的目标区间。
然而,储备银行仍对2025年底通胀率可能过高并接近目标区间上限表示担忧。
联邦储备银行和国库部在处理相同经济数据时作出了不同通胀预测,为什么是这样呢?
对此,我们尚无确切答案。
当被问及此事时,国库部长仅表示他信任储备银行行长及其团队的专业判断。
吉姆·查默斯(Jim Chalmers)表示,他的主要目标是在不加剧通胀的情况下,为经济困难家庭减缓生活成本压力。
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是找到数十亿澳元的储蓄,并将政府2022-23年220亿澳元的预算盈余“存入银行”。
税收大量涌入政府金库,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远高于预期的大宗商品价格,导致了采矿业税收的增加。同时,创纪录的就业水平、明显的税级递增效应以及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税收抵减优惠政策的结束,推动了前所未有的个人所得税收入。
查默斯本周对记者表示:“我们在提升国库收入方面表现出了极大的责任心和严谨性。”
但他也意识到,当前的财政资金可能随时耗尽。
“应该预料到,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的平衡会在清理前任政府的烂摊子和……更加重视日后的议程之间。
“所以,没错,我们将在预算修复方面付出更多努力。”
阿尔巴尼斯政府展望明年及未来的发展趋势,认为澳大利亚的繁荣将依赖多个领域。
查默斯说:“我们将按照我们的工作重点,在生产力、竞争力和活力方面做出更多努力。”
“我们将更加重视能源转型、技术采用和调整,以及妥善发展照护经济。因为这些是未来繁荣的基石。
他说:“我们认识到,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在预算、经济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才能为澳大利亚人民提供其所需且应得的经济形态。”
反对党坚称,政府在缓解家庭面临的预算压力方面做得不够。
影子国库部长安格斯·泰勒(Angus Taylor)本周表示:“我们看到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实际下降幅度超过了世界上任何其他发达国家,而且我们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出现了衰退。”
“现任政府执政18个月后,我们的经济已经支离破碎。”
据我观察,数以百万计的家庭都过得很艰难。
我认为政府和澳大利亚联邦储备银行就像我们的父母一样——这种说法对某些人来说可能有点奇怪,但实际就是如此。
他们都希望孩子“好”,有意通过深思熟虑,实现这一目标。
然而,生活总会遇到意想不到的障碍和挑战——所以我们有时会不达标。
但我们希望明年的头条新闻不再是山火、病毒和通胀,而是关于澳大利亚在能源转型、培养青年人才、照顾病患和弱势群体取得的种种成就,以及为人工智能的有效利用找到明确方向,造福每一个人。
然而,到2024年,所有澳大利亚人的一项基本需求必须得到满足:拥有一个可以称之为“家”的地方。家通常是凝聚一家人应对挑战时的坚强后盾。
每日新鲜资讯,为您一网打尽!周一至周五ABC中文《头条》展阅愉快!今天是12月18日,星期一。
根据澳英美奥库斯(AUKUS)核潜艇协议,位于澳大利亚西澳州的西部潜艇轮换部队(SRF-West)将从2027年开始在皇家海军斯特林基地(HMAS Stirling)接收英国皇家海军阿斯图特级潜艇(Royal Navy Astute-class)和美国海军弗吉尼亚级潜艇(US Navy Virginia-class submarines)。
弗吉尼亚级潜艇可搭载132名艇员,阿斯图特级潜艇可搭载近100名英国皇家海军潜艇船员。
澳大利亚国防部预计,届时将有700多名美国军人驻扎在西澳州,为最多四艘美国核潜艇提供支持。他们其中一些人还会携带家属。
在西海岸驻扎潜艇是奥库斯计划的第一阶段,预计在这一阶段将培养出大约500-700名澳大利亚维护和支持人员,届时澳大利亚将实现“主权就绪”,拥有并操作自己的美制核动力艇。
澳大利亚为配合奥库斯计划新成立了澳大利亚潜艇局(Australian Submarine Agency,ASA)。据悉政府将投资80亿澳元在珀斯郊外扩建斯特林基地。
澳大利亚潜艇局指出,届时还会有一小支英国特遣队将驻扎在珀斯,为西部潜艇驻扎项目提供支持,但大多数英国军人将在较短时间进行轮换,这意味着他们不会携带家属。
在奥库斯计划中,关于澳大利亚最终将如何处理其核废料的问题一直备受关注,相关计划预计要在许多年后才能做出,但斯特林基地已将“低放射性废料管理”纳入规划。
“管理核动力潜艇运行和维护所产生的低水平运行废料的专业知识,将是澳大利亚建立必要的管理能力以运行和维护自己的潜艇的重要组成部分,”澳大利亚潜艇局在其综合简报中指出。
澳大利亚潜艇局认为,美国和英国核潜艇在西澳州驻扎“将为学习这些舰艇的运行方式提供机会,包括日常维护中产生的低放射性废料的管理”。
“所有低放射性和中放射性废料都将安全地储存在澳大利亚的国防场所,”这份简报文件称,并表示正在计划建造一个用于低放射性废料管理的废料储存设施。
在昨天(12月17日),中国国家卫健委举行的最新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米锋表示,医疗机构呼吸道疾病总诊疗量整体已呈下降趋势。
他还表示,基层各级医院,例如二级医院、妇幼保健院、中医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有效发挥了分流作用。据监测,基层发热门诊和诊室接诊量约占全国医疗机构发热门诊及诊室接诊量的44%。
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健康司副司长沈海屏说,对北京等九个大城市服务情况监测显示,妇幼保健机构儿科呼吸道疾病每日平均门急诊量从9月的3.1万人次增长到了本月中旬的4.7万人次,增长52%。
她表示,各级妇幼保健院儿科实有床位数6.78万张。近期,随着儿童呼吸道疾病进入高发期,正推进各级妇幼保健机构扩能增效,全力保障儿童就医的需求。
另外,新冠变异株JN.1近日在多国流行,中国国家疾控局表示,虽然当前JN.1变异株在中国流行比重极低,但后续受全球流行株和境外输入病例影响,不排除JN.1成为中国国内主要流行株的可能。
中国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上周五(12月15日)表示,中国已发现七例新冠亚变异株JN.1感染病例。
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管理处研究员常昭瑞说,JN.1是BA.2.86的一个亚分支。BA.2.86变异株目前在中国报告序列中的占比非常低,但输入病例的序列占比自11月以来增加较快,增长趋势逐渐与全球趋同。
世界卫生组织于11月21日将BA.2.86由全球需要监测的变异株调整为需要关注的变异株。
出生于新加坡的许文耀(Nathanael Koh)在一岁大时被诊断出患有全面发育迟缓,他的父母被告知他可能永远无法独立生活。
“我是早产儿......32周就降生了,在重症监护室住了10天,”许文耀在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采访时说,“我的父母因此以泪洗面,期望他们的儿子能活下来。”
然而,13年过去了,许文耀如今成为澳大利亚著名的国立大学(ANU)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毕业生,并且获得了音乐创作荣誉学士学位(honours degree)。
许文耀的原创音乐作品曾被英国和芬兰的专业音乐家以及新加坡儿童爱乐乐团演奏。
除了音乐上的成就,他的数学天赋也让人惊叹不已。
他在YouTube上开设了一个频道,提供简单、一气呵成的数学问题解答视频,甚至包括2007年至2021年牛津大学入学考试的数学题解答。
许文耀大约三岁时开始弹钢琴,但他说自己“当时对此并不感兴趣”。
后来他的父母被告知凉爽的气候对他的病情有帮助,于是在许文耀五岁时,他们全家搬到了新西兰的奥塔哥(Otago)。
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位钢琴老师,现年96岁的伊莱·格雷-史密斯(Eli Gray-Smith),一位“非常有趣的老人”。
“没有他,基本上就没有现在的我。他开启了我的音乐之旅。”
当时,许文耀的手指太弱,无法弹钢琴,因此他的老师建议他改学音乐理论。
许文耀说:“一年半后,我拿到了音乐理论文凭(diploma in music theory),那年我九岁。”
许文耀认为老师不仅教给他音乐技能,还教给他生活技能。
“伊莱教我,‘不要只是尝试,要去做,而且要做好’,”许文耀说。
“这种精神一直伴随着我,并将在可预见的未来继续伴随着我。”
许文耀的父母都是生物学家,所以在许文耀的音乐道路上“我们真的帮不了他”。
许文耀在大学里的同学都是21、22 岁的学生,但是他通过音乐这一共同语言与他们“进行神奇的交流”。
许文耀计划明年留在堪培拉,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至于博士毕业后下一步要怎么走,许文耀说他还不确定。
“九岁时我曾想当医生......十岁时我想当作曲家,”他说。
“我不知道自己会选择哪个学科,但我现在确实想从事研究工作。
“肯定还有音乐,因为音乐是我的初恋。”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音乐学院代理院长斯科特·戴维(Scott Davie)博士说,如此年轻的学生能拿到荣誉学位是非常罕见的。
他说:“任何与许文耀交谈过的人都会意识到,他有一个更成熟、更睿智的大脑,此外,他还能以一种非常成熟的方式进行交流。”
戴维博士说,大学会根据学业成绩录取学生,年龄不是障碍。
在西澳州金矿区的一棵木瓜树下,原住民们在挖“金子”。
他们心中的“金子”并不是贵重金属,而是蜜罐蚁(honeypot ants),这是一种当地原住民数千年来一直食用的传统丛林食物。
据介绍,这种蚂蚁有着蜂蜜的味道。“蚂蚁蜂蜜”的颜色比蜜蜂蜂蜜颜色浅,粘稠度也比蜜蜂蜂蜜低,味道略带酸味,当地原住民伊迪·乌尔里希(Edie Ulrich)女士说,每个蚂蚁巢穴蜂蜜的味道都不一样。
这种独特的蚂蚁生活在珀斯东北约700公里的卡尔古利(Kalgoorlie)附近的红色土地上,以当地植物的花蜜为食,体内会产生类似蜂蜜的“蚁蜜”。
在广袤的红色沙漠中寻找能钻到地下一米深的蚂蚁是原住民女性的工作,也是母女世代相传的技能。
乌尔里希女士说:“我们一生都在学习如何更有效地挖掘蚁巢。”
现在,悉尼的一个科学家小组正在研究这种蜜罐蚁,他们说这些蚂蚁可能是一种新型疗法的关键。
悉尼大学(University of Sydney)的研究人员肯尼亚·费尔南德斯(Kenya Fernandes)说,早期测试发现,这种蜜罐蚁蜜能有效杀死某些可能会威胁人类的生命的细菌和真菌,比如说金黄色葡萄球菌(golden staph)。
费尔南德斯博士和她的同事们最近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蜜罐蚁蜜与蜜蜂生产的麦卢卡蜂蜜(manuka honey)一样有效,而且比蜜蜂生产的紅柳桉蜂蜜(Jarrah Honey)更有效。
不过尽管蜜罐蚁蜜的药用价值已经得到充分证实,但科学家表示,要想充分发挥蜜罐蚁蜜的功效,还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
费尔南德斯博士说,蜜罐蚁蜜非常珍贵,因为蚂蚁不会大量酿蜜,所以需要真正弄清是蜜罐蚁蜜中的哪些特定的化学物质具有药用价值,这样才能有针对性的提取这些化学物质,为人类开发出新的疗法。
15年前,在夜幕的掩护下,两位街头艺术家带着满满一袋颜料罐,悄悄来到悉尼东部的马鲁布拉海滩(Maroubra Beach)上,将一个混凝土的雨水排放口改造成了巨大的魔方雕塑。
这个被大家昵称为“Maroubrix”(马鲁布拉魔方)的海滩艺术作品深受当地居民和游客的欢迎,也被当地市政府批准成为海滩上的一个永久性固定艺术装置,并且每隔几年就会对其进行一次翻新。
现在这个艺术装置已被谷歌地图列为一个旅游景点,并被维基百科的“澳大利亚的庞然大物”(Big Things of Australia)页面收录,甚至还出现在一本儿童读物中。
有趣的是,这个魔方的色块最初是被打乱的,魔方爱好者指出,从技术角度上讲,这个魔方是“无解的”。
但上周五(12月15日)早上,当地人一觉醒来却看到这个大魔方被解开了!而这只需轻轻松松重新刷一层油漆,把每一面都刷上一个颜色。
许多当地人对这一改变表示赞赏,称其“令人满意”,且“早该这样做了”,而其他人则不这么认为。
一位海滩游客说:“我喜欢它的老样子。把它改回来吧。”
登录澳大利亚最大的一些退休公积金网站,映入眼帘的是这些照片。
它们展示了一只只手,或搂抱着幼苗,或抚摸着果实,或浸泡在涓涓细流中。
一名名徒步旅行者凝视着树木,在大自然中陶醉。
这些照片在兜售一种信号,既拥有增长和繁荣,同时兼顾可持续发展和对地球的关切。
这些图片来自19家退休公积金网站,这些基金为会员提供可持续或道德投资选择。
我们花费了数月时间调查这些基金对会员的承诺......
以及这些承诺是否符合他们的钱实际上流向何处。
和这些有说服力的营销照片截然不同的是,我们发现这些基金中的大多数都投在了那些不是那么绿色的行业中。
几乎所有的澳大利亚大型退休公积金都为其会员提供了一种绿色投资选择,以避开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对环境不可持续的行业。
大多数基金还承诺不投资烟草、赌博、铀、酒精和武器制造等行业。
它们通常投资于可再生能源和社会型企业,许多还为其投资组合设定了在未来几十年内实现碳中和的目标。
一些雇员和退休人员希望利用强制缴纳的养老金来帮助应对气候变化,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种很有吸引力的产品。
这些基金持有超过600亿澳元的会员退休储蓄。
一些退休公积金投资选项标榜具有可持续性或符合道德标准,但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对其财务披露进行分析后发现,其中12个超级选项合计持有价值近12亿澳元的化石燃料行业股票。
它们还在博彩、酒精、铀矿和国防公司持有价值数亿澳元的投资。
这些发现让一些基金的投资者感到愤怒。
行业基金NGS Super的会员凯西·麦克唐纳(Kathy Macdonald)说:“这令人相当震惊和失望。”
“我觉得我们都被骗了。”
这项分析的实现得益于养老金行业实施的新的透明度规定。
自去年三月起,所有退休公积金都必须定期披露它们如何利用会员的资金用于投资。
每六个月,他们必须在网站上公布电子表格,详细说明股票、债券、现金和其他资产的所有投资情况,包括“可持续”和“道德”标签下选项的投资情况。
各家退休公积金公司的披露格式不尽相同,每个投资组合可能包含数千行数据。对于普通会员来说,评估某个基金产品并将其与竞争对手进行比较是一项繁重的任务。
ABC对这些数据进行了清理和核对,并将这些披露信息中的持股情况与彭博社公布的全球上市公司名单进行了比较,这些公司报告来自化石燃料开采和勘探、烟草、赌博、酒类、铀和武器制造以及军事合同的收入。
分析研究了这些退休公积金持有的澳大利亚和国际股票,在披露信息中称为上市股票,这些股票约占这些基金总资产的一半。
我们使用的数字是截至今年6月30日的持股价值。
“通过为你的退休储蓄来拯救你的星球”是NGS Super基金公司网站上的营销信息,该退休公积金公司为超过114,000名会员管理着大约145亿澳元。
“我们的目标是到2030年实现碳中和投资组合,负责任且可持续的投资将有助于我们实现这一目标,”该公司在其网站上表示。
NGS有一套负责任的投资政策,适用于除一种投资选择以外的所有投资选择,并承诺限制对化石燃料公司的持股。
然而,NGS 最新披露的财务信息显示,该公司向埃克森美孚等全球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商投资了数百万澳元。
该公司还像石油巨头挪威国家石油公司投资了300万澳元。
NGS总共有将近五亿澳元投资在26个上市化学燃料公司中。
它并不是唯一一家大量投资于化石燃料的贴着绿色标签的基金。
我们的调查分析了澳大利亚退休公积金所提供的所有“可持续”或“道德”投资选项——以及在其所有投资选择中实施可持续或道德原则的退休公积金——的持股情况。
其中12家退休公积金公司共有近12亿澳元投资在化石燃料公司的股票上。
这12家基金公司中,有十家公司将超过100万澳元的会员的钱投资在了化石燃料行业。
我们的分析不仅仅发现了化石燃料股票。
ABC还发现数以亿计的澳元被投资在通过酒精、赌博、武器和铀等赚钱的公司上。
那么,为什么标榜“可持续”或“道德”的退休公积金选择投资于这些行业呢?
这些令人惊讶的持股可以在这些基金投资政策的细节中找到解释。
在许多情况下,它们并不完全禁止投资化石燃料。
例如,NGS Super的政策规定,排除那些动力煤开采收入超过30%的公司。
这样一来,必和必拓就没有被排除在外,因为该公司上一财年开采动力煤所赚取的35亿美元仅占其总收入的6.6%。
截至6月30日,NGS 持有价值约3.06亿澳元的必和必拓股票,成为该基金最大持股公司。
从表面上看,NGS对石油和天然气公司的排除政策似乎更加严厉。
它写道:“我们限制持有......从事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及勘探行业的公司的股票。”
那么,该基金如何解释其在多家全球石油和天然气公司持有的数百万澳元投资呢?
NGS说,答案是这些公司并非只从事石油和天然气生产。
NGS指出,在其负责任投资政策的脚注中,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商是按照一种名为“GICS子行业”的行业分类来定义的。
根据这一分类系统,埃克森、英国石油公司和雪佛龙公司被称为“综合油气公司”。这是因为它们除了生产石油和天然气外,还生产其他产品。
NGS 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坚持认为,我们目前的所有投资都符合这一立场。”
“英国石油公司、壳牌石油公司和道达尔能源公司都在投资风能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项目。
“雪佛龙和埃克森美孚正在研究需要更多时间才能实现大规模商业化的后期解决方案,如碳捕集、氢和生物燃料。
“如果我们想在明天就实现投资组合的去碳化,我们可以做到,但这将使我们会员的投资业绩和退休储蓄付出巨大代价。突然剥离目前持有的资产不符合会员的最佳经济利益。”
但是,凯西·麦克唐纳(Kathy Macdonald)没有注意到“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商 "与“综合石油公司”之间的技术区别。她说,当她发现NGS Super的投资组合中列出了石油和天然气公司时,她感到非常震惊。
她说,她之所以成为NGS Super的会员,是因为该公司发布的围绕可持续投资的信息。
她说:“这真是令人失望。”
当我们把NGS Super投资组合中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名单告诉凯西时,她回答道: “我希望他们能有一个计划,把你刚才列出的所有东西都剔除掉。”
其他基金的排除政策措辞也为投资化石燃料敞开大门。
位于塔斯马尼亚的Spirit Super基金公司的可持续投资选项只在“基础设施资产类别”中排除了化石燃料投资。
这意味着该基金的持股不排除化石燃料公司。
披露信息显示,该基金在化石燃料公司的投资超过1000万澳元,其中包括石油和天然气巨头沙特阿美公司、伍德赛德公司、桑托斯公司以及煤炭开采商英美资源集团和嘉能可公司。
Spirit Super公司在回答ABC的问题时说,“可持续投资”的概念没有明确定义。
它说:“由于没有一个商定的定义,因此基金可以自由制定自己的解释和方法,有些基金比其他基金有更多的排除条款。”
“Spirit Super公司拒绝接受问题中隐含的前提,即要实现可持续发展,某项基金必须包括或排除某些东西。”
CareSuper的可持续投资选项只排除了收入10%以上来自化石燃料的公司,从而令该基金可以持有1180万澳元的必和必拓股票。
CareSuper可持续投资选项成员、奥运会竞走运动员雷迪恩·考利(Rhydian Cowley)说,当得知该投资选项近8%的持股都是化石燃料时,他感到非常震惊。
他说:“我认为他们的[投资]过滤无法实现他们说过要做到的事情。”
考利先生说,他认为CareSuper可能精心考虑了其排除政策的措辞,以维持其在必和必拓的投资。
他说:“他们只希望投资者不要精明地发现这一情况,也希望你们不会因此而过于愤怒。”
CareSuper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收入门槛在可持续退休公积金的排除政策中很常见。
“我们对化石燃料设定的10%收入门槛反映了公司是多维度的这一事实,也是对那些在其部分业务中真正努力实现能源转型的公司的认可,”这份声明写道。
CareSuper在接到ABC联系后不久就更新了其在线投资政策,明确表示它不认为冶金煤是包括在10%范围内的化石燃料,冶金煤占必和必拓上一财年收入的13.8%。
ABC将其调查结果与金融数据和分析公司晨星(Morningstar)提供的第二份公司名单进行了核对。
这份名单由报告从石油和天然气以及煤炭生产和勘探中获得收入的上市公司组成。与彭博社的数据不同,这份名单还包括了从化石燃料发电中获得收入的公司。
此外,它还涵盖了持有化石燃料生产公司股份的投资公司和其他金融机构。
通过这种方法发现有超过20亿澳元投资于从化石燃料中获取收入的上市公司。
这一分析是在澳大利亚证券与投资委员会(ASIC)牵头打击退休公积金公司通过夸大其可持续发展资质来进行“洗绿”(greenwashing)行为之际做出的。
澳大利亚证券与投资委员会副主席萨拉·考特(Sarah Court)说,这包括那些将自己宣传为“可持续”,但在投资政策的细枝末节中却对化石燃料等行业高度放任的基金。
她说:“如果有营销材料显示人们在森林中漫步,且这些投资被称为清洁、绿色、环保、可持续发展,那么你就不能在细节中让自己脱离这种陈述。”
“如果你的披露声明第97页写道,‘哦,实际上,我们可以投资化石燃料公司’,那么澳大利亚证券与投资委员会认为,这并不能解决[前期宣传]的描述[与实际不符]。”
在澳大利亚证券与投资委员会的打击行动取得的第一场重大胜利中,退休公积金巨头美世公司(Mercer)承认在其“可持续加”(Sustainable Plus)投资选择的持股方面误导了会员,并同意支付1100多万澳元罚款。
澳大利亚证券与投资委员会在发现美世尽管通过营销材料向会员承诺将排除化石燃料、赌博和酒类公司股票但还是大量持有这些公司股票后,于今年二月起诉了美世。
ABC对披露信息进行分析后发现,截至今年6月30日,美世仍持有大量化石燃料股票,包括伍德赛德和桑托斯公司股票。
美世总持股量中约有15%投资于从化石燃料中赚钱的公司。
美世没有直接回答有关其持股的问题,称在澳大利亚证券与投资委员会的诉讼还在法院审理期间,不能透露细节。
美世在一份声明中说:“与我们提供的其他投资选项相比,美世的可持续加投资选项旨在减少某些行业和证券的风险敞口。
“我们同意,重要的是会员和潜在会员能够充分了解我们在所有选项中采用的投资标准,这些标准在我们的投资者材料中都有详细说明。”
澳大利亚证券与投资委员会今年还对Active Super公司发起了法律诉讼,指控其在可持续投资选项排除条款方面误导会员。
在代表8.9万名会员管理着145亿澳元资金的Active Super公司一案中,澳大利亚证券与投资委员会称,该基金投资委员会在知情的情况下仍持有赌博和化石燃料股票,而它曾告诉会员这些股票是受限制的。
目前该基金仍有五亿多澳元投资于靠化石燃料赚钱的公司,包括必和必拓、伍德赛德和桑托斯。
不过,该公司网站显示,其负责任投资政策目前正在审查中,因此很难将其最新披露的财务信息与排除政策进行比较。
Active Super公司表示,在法庭审理此案期间,它无法发表评论。
澳大利亚证券与投资委员会的考特女士说,她希望这两起案件能够显示出“洗绿”的风险。
她说:“这样做的目的是让该行业注意到,如果你从事了洗绿活动,如果你被发现违反了保护投资者的法律,那么就会产生重大影响,你会付出重大代价,声誉也会遭受重大损失。”
杰里米·库珀(Jeremy Cooper)曾在2010年对澳大利亚退休公积金体系进行过最近一次重大审查,他认为一些基金不愿完全剥离化石燃料存在监管方面的原因。
他现在是退休公积金智库Conexus Institute的董事会主席,该智库今年发布的研究显示,退休公积金的投资经理们担心以可持续为主题的投资会影响财务回报。
库珀呼吁政府改变退休公积金行业年度绩效测试,因为该测试可能会惩罚那些绩效不符合一系列金融基准的基金。
他说:“首先,你要扩大目前适用于基金业绩的基准体系,将适当的可持续指数纳入其中。”
“其次是明确规定,你当然必须以会员的最佳经济利益为出发点。但还有其他考虑因素,包括对环境因素的考虑。”
助理国库部长斯蒂芬·琼斯(Stephen Jones)表示,政府正在考虑将这种变化作为退休公积金行业绩效测试审查的一部分。
他说:“退休公积金公司所做的任何投资都必须符合其会员的最佳财务利益。”
“政府想要做的是确保不阻碍这些基金投资于可持续能源和其他可持续股份。”
Kate Newton为本文作了补充研究
澳大利亚将收紧对留学生人生规划至关重要的临时工作签证申请资格,一些留学生对此表示既困惑又气愤。
此前,联邦内政部长克莱尔·奥尼尔(Claire O'Neil)宣布了一项人们等待已久的“移民战略”,政府称该战略将彻底改革目前“残缺不全”的移民制度。
虽然该战略称是为了确保澳大利亚拥有“技术劳动力”,但一些学习紧缺技能的留学生却对此感到愤怒。
他们担心,政策的改变将使那些毕业时年龄超过36岁的学生以后没有机会在澳大利亚工作。
根据新政策,为了“鼓励在职业早期的专业人士”,留学生获得临时毕业生工作签证的最高年龄将从50岁降至35岁。
主修社区服务专业的本科生肯尼斯·陈(Kenneth Chen)气愤地说,他的计划一直是在学习到技能后,持工作签证在澳大利亚找一份社区服务方面的工作。
但当他完成学业时,年龄将超过36岁。
“人要炸了,”他说,敦促政府考虑他这种情况。
专家认为,对于像陈先生这样的留学生来说,他们开始学习时就抱有毕业后能在澳大利亚工作的期望,政府应为他们提供过渡性政策安排才公平的。
临时毕业生签证通常被认为是留学生在成为正式专业人士之前在澳大利亚积累工作经验的阶梯。
该签证为一些应届毕业生提供了合法留在澳大利亚并获得永久签证资格的选择。
“社区服务对澳大利亚非常重要。[服务]原住民、LGBTQ、老年群体和残障人士非常重要,”陈先生说。
“我知道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重点。然而,作为国际学生,我们支付了[与年轻学生一样的]费用,学习了澳大利亚需要的技能,却无法获得[与年轻学生一样的]签证。”
“这不就是年龄歧视吗?”
墨尔本移民律师詹姆斯·哈蒙德(James Hammond)告诉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年龄下降幅度“巨大”。
“绝大多数学生可能都在35岁以下。但这限制了一大批人获得永久居留权,否则他们可能会通过临时毕业生签证获得永久居留权,”哈蒙德先生说。
他表示,这对已经在澳大利亚的学生来说是不公平的,希望能为他们提供过渡性安排。
联邦内政部在回应ABC中文的置评请求时说,年龄超过36岁的毕业生人数每年都有所不同,但一直以来人数都不多。
“澳大利亚毕业后工作权利将使每个人都有机会展示自己的潜力和能力,为澳大利亚经济做出贡献,但同时也规定了明确的界限,以使曾经的学生能避免成为‘永久的临时工’,”内政部回复道。
“申请毕业后临时签证的最高年龄将从50岁降至35岁,从而重新定位该签证,为可在较长时期内为澳大利亚经济做出贡献的职业初期的专业人士提供签证。”
陈先生说:“我知道他们想针对那些[年纪较大的]野鸡学校挂学签打工的人,他们不是真的来上学的。”
“但我们并不是这种情况。这样做对我们不公平。”
新移民战略指责一些留学生“混签证”,利用包括毕业生工作签在内的签证,“在几乎没有希望成为永久居民的情况下,从一个签证跳到下一个签证来延长他们在澳大利亚的逗留时间”。
前移民部副部长阿布·里兹维(Abul Rizvi)说,他认为以净移民为目标是新移民战略的一个良好发展,但如何处理澳大利亚目前的临时入境者仍是一个问题。
“在澳大利亚已经有大约260万临时入境者,是历史最高点。问题是如何处理他们的问题?”里兹维先生说。
他认为,许多临时签证持有者实际上仍将长期处于临签状态。
“我认为,他们最后将慢慢地被消化掉。”
加里·徐(Gary Xu)是一名在阿德莱德学习计算机科学的留学生,他将是那些继续持有临时签证数年的人之一。
徐先生说,他一直在准备明年拿到硕士学位后就去攻读博士学位。
虽然徐先生还有几年才满36岁,但他担心当他完成博士学业后,将没有资格申请毕业工作签证。
“他们刚刚把(授予硕士毕业生的工作签证期限)从3年改为5年(针对STEM专业毕业生)。现在他们又改回来了,还增加了年龄要求。”
对于在指定专业获得硕士学位的留学生来说,从今年7月1日起,他们才开始获得逗留期长达五年的毕业生工作签证。
“我的感觉是他们(澳大利亚)需要技术移民,然后又不需要了。很难理解他们的逻辑。”
徐先生说,如果他能在三年内完成学业,并且签证申请没有任何问题,他或许能在36岁之前申请毕业生工作签证。
然而,据他了解,之前有一半左右的学生完成学业的时间超过了三年。
徐先生说,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改变在阿德莱德攻读博士学位的想法,但如果澳大利亚不允许他在完成学业后工作,他可能会搬到其他地方。
墨尔本移民代理凯茜·余(Cathy Yu)说,自周一宣布年龄要求变更以来,已经有很多学生向她咨询此事。
余女士说,据她观察申请毕业生工作签证的客户中,约有百分之二十左右是35岁以上的学生。
“澳大利亚的留学生实际上越来越年轻。现在,我们甚至也有很多小留学生来上小学。但[35 岁以上的留学生]并不少见。”
余女士认为,政府希望改革移民制度,重点吸引高技能、年轻的海外人才是合理的,但她认为这对那些不了解新政策就申请了课程的留学生来说这是不合理的。
陈先生说,他多年来一直从事国际领队工作,带领客户周游世界,在新冠期间才决定读书改行。
“30多岁的留学生与20多岁学生的想法往往不太一样。我们更有计划,我们了解到毕业后可以获得工作签证。”
他说,尽管工作签证资格可能发生变化,他还是会继续学习。
“感觉他们不守信用。”
年龄限制的变化也影响到了香港申请人。2019年香港数百万人上街参与“反送中”运动,抗议政府对引渡条例拟议的修改。此后,澳大利亚在2020年做出承诺,为香港居民提供获得澳大利亚永久签证的途径。
澳大利亚将香港学生的毕业生工作签证期限延长至五年,并允许他们之后过渡到永久签证。
延长签证的目的是帮助香港的“优秀人才”,“留在或迁移到像澳大利亚这样的自由民主国家”。
36岁的维姬·陈(Vicky Chan)来自香港,她说自己一直在努力存钱并提高英语水平,以便明年来澳大利亚攻读会计硕士学位,希望利用澳大利亚提供的永居途径离开香港。
她告诉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如果年龄要求适用于香港申请人,她将不得不放弃这一计划,她的所有努力都将白费。
“我感到非常失望,”她说。
“我们过去几年一直在学英语,提高雅思成绩(用于申请大学)。”
每日新鲜资讯,为您一网打尽!周一至周五ABC中文《头条》展阅愉快!今天是12月14日,星期四。
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在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表示,无论明年1月台湾总统大选结果如何,他将在几个月后卸任。
现年69岁的吴钊燮2018年2月就任台湾外长,至今已将近六年,是台湾任职时间最长的外长。
《华尔街日报》报道称,在美中关系不确定的时期,吴钊燮离任将使台湾外交部最高层级少了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将。
吴钊燮在采访中说:“我已经做了将近六年,这是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他还形容自己的职位“可能是全世界最难当的外交部长”。
报道称,吴钊燮在台湾近代最动荡的其中一段时期作为台湾的全球发言人,面对北京加强施压,他协助蔡英文总统强化与美国的关系,并借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事来提升台湾作为亚洲民主堡垒的全球声望。
吴钊燮还说:“我们不能光是依赖我们的外交盟友,因为数量很少。我们必须培养与重要民主国家的友谊和伙伴关係。”
吴钊燮还提到,他曾跟外媒进行300多次访问。他表示:“国际社会比以往更关注台湾。我对此相当引以为傲。”
吴钊燮数次接受澳大利亚媒体包括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采访。
今年3月,他在接受时任ABC驻东亚记者比尔·博图斯(Bill Birtles)专访时进一步肯定及感谢澳大利亚政府的友好立场,包括数度表示关切台海和平稳定,反对以武力、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并且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
吴钊燮当时还表示将继续与澳大利亚共同推动有益国际社会的事务,例如台湾参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议》(CPTPP)以及台澳“经济合作协定”(ECA)。
6月,吴钊燮在接受《澳大利亚人报》(The Australian)[url=https://www.theaustralian.com.au/nation/defence/taiwan-calls-on-australia-to-send-military-attache-to-taipei-over-china-threats/news-story/d3f8799f4143fb14c15e7a25ac1b0647#:~:text=Taiwan's%20Foreign%20Minister%20has%20called,threats%20of%20war%20from%20China.]专访[/url]时呼吁堪培拉在澳大利亚驻台北办事处派驻一名武官,以帮助这两个自由民主国家在中国持续发出战争威胁之际,共同防止“最坏的情况发生”。它还表示台北也希望向驻堪培拉的办事处派驻一名武官。
澳大利亚在外交上没有正式承认台湾,但是与台湾保持经贸关系,澳大利亚的国会议员也会定期访问台湾。
澳大利亚和台湾也互派代表,澳大利亚在台北设有澳洲办事处,办事处代表冯国斌(Robert Fergusson)刚于11月底履新。台湾新任驻澳大利亚经济文化办事处总代表徐佑典先生(Douglas Hsu)也于今年8月上任。
昆州即将上任的新州长史蒂文·迈尔斯(Steven Miles)表示要对布里斯班2032年奥运会和残奥会的所有主要基础设施项目展开审查,这让人们对备受争议的耗资27亿澳元的加巴体育场(Gabba)重建项目的前景产生疑问。
迈尔斯周二(12月12日)宣布,他领导的昆州工党政府将成立一个独立的机构,重新审核奥运会的基础设施项目。
迈尔斯表示,这意味着奥运会的主要基础设施项目,包括拆除加巴体育场和耗资1.37亿澳元在农展会(RNA showgrounds)建造临时体育场的提案,都将接受复审。
他说,每当他提出是否有必要花巨资翻建加巴体育场时,得到的建议都是,要举办2032年布里斯班奥运会,这绝对是必要的。
“但我认为,在最终确定招标之前,我们有理由对这一点有绝对的信心,”迈尔斯说。
加巴球场的重建工程最初在2021年提出时计划耗资约10亿澳元,如今已经猛增到27亿澳元。
在对重建项目进行审查期间,加巴球场的一切工作都将“暂停”。
岁末年初,回顾过去一年,展望新一年,一些国家的团体对即将过去的2023年进行了“年度汉字”征集活动。
日本年度汉字出炉:“税”。
“日本汉字能力检定协会”本周二(12月12日)在京都清水寺公布了2023年的年度汉字。清水寺住持森清范挥毫写下了“税”字。
今年的评选总共收到约14.79万张选票,其中5976张(4.04%)选择了“税”字。
其实,这不是“税”字第一次当选年度汉字。2014年的年度汉字也是“税”字。
日本共同社报道,今年“税”字当选的理由包括首相岸田文雄提出的个人所得税和居民税定额减税,以及采取消费税税务发票制度等。
此外,“暑”和“战”位列第二和第三名。
“暑”字提醒民众即将过去的2023年全球普遍出现罕见的高温酷暑。“战”字则是因为俄乌战争等冲突。
日本年度汉字评选活动由日本汉字能力检定协会发起,由公众投票选出最能代表今年世态的一个汉字。该项活动开始于1995年,今年是第29届。
自1995年以来,“金”字当选日本年度汉字的次数最多,有四次。
在东南亚,由于物价飞涨,马来西亚人把“贵”字选为年度汉字。
历经22天的投选,2023年马来西亚年度汉字12月10日揭晓,“贵”字首度当选,其余入选的汉字有昌、安、稳、米、缺、绿、诈、乱和难。
年度汉字工委会今年共接获5423张票,其中22.39%投票者来自雪兰莪州、16.01%投票者来自柔佛州及13.31%投票者来自吉隆坡。
这次票选年度汉字活动由马来西亚汉文化中心主办、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华总)协办。
马来西亚华总会长丹斯里吴添泉说,“贵”字以32.64%的得票率当选今年度我国年度汉字,高于去年得票率25.41%的“涨”字。
“人民选出这个字,显示政府必须要加以体恤低下层的人民,提供更多更多的津贴、补贴以及福利金。”
韩国《教授新闻》公布了2023年度成语为“见利忘义”。
报道称,在由20名韩国大学教授组成的推荐委员会推荐的26个成语中,《教授新闻》选取了五个并请韩国1315名大学教授参与问卷调查,“见利忘义”以30.1%的得票率(396票)位列第一。
“见利忘义”源自东汉·班固《汉书·樊郦滕灌傅靳周传》,“当孝文时,天下以郦寄为卖友。夫卖友者,谓见利而忘义也”,后世据此典故引申出成语“见利忘义”。
教授们选择“见利忘义”一词作为代表的理由各不相同。有教授认为,是因为现在韩国已经进入“因追求利益而丧失价值的时代”。
全北大学名誉教授金炳基表示,比起正确引导民众,韩国政客更注重自己的利益。还有人怀疑,一些政客在借公权谋取私利。
新加坡《联合早报》目前也在进行2023年“字述一年”年度汉字网络票选。截至12月13日傍晚6时,开放投选10天来,网络投选部分已经有超过15万张选票。其中两万多票是新加坡本地读者投出的,12万多票是国际读者。
目前,“诈”“战”和“难”处于领先地位,“热”和“裂”也有不少人投选。
每日新鲜资讯,为您一网打尽!周一至周五ABC中文《头条》展阅愉快!今天是12月13日,星期三。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和新西兰总理卢克松共同发表罕见联合声明,呼吁加沙战争“可持续性停火”。
该声明发表数小时后,澳大利亚在联合国大会上对呼吁加沙立即停火的决议投了赞成票,而在今年10月份的联合国大会上,澳大利亚对这一问题曾投了弃权票。
澳大利亚的这一举动在某种程度上与美国的立场相左,美国在联合国大火上对加沙停火动议投了反对票。
但美国总统拜登今天警告说,以色列对加沙的“无差别轰炸”正令其失去国际支持。
澳加新三国总理在联合声明中表示,他们对上个月由美国、埃及和卡塔尔斡旋达成的暂时停火协议没有得到延长而感到遗憾。
“我们希望看到恢复停火,并支持国际社会为实现可持续停火所做的紧急努力,”该联合声明说。
三个五眼联盟国家的总理在这份联合声明中呼吁哈马斯释放所有人质、停止使用巴勒斯坦平民作为人盾并放下武器,同时还谴责西岸不断升级的定居者暴力行为,支持巴勒斯坦人的自决权,同时声明哈马斯在加沙的未来治理中没有任何作用。
联合国大会呼吁加沙立即停火的动议获得了通过,澳大利亚与其他152个国家投了赞成票。包括美国和以色列在内的10个国家投了反对票,23个国家弃权。
在河内提升与美国的正式关系三个月后,同为共产党执政的中国和越南虽然在南海主权声索问题上存在分歧,但是两国于周二(12月12日)同意加强关系,建立一个拥有“共同未来”的共同体。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六年来首次访问河内之际,两国宣布了包括外交关系、铁路和电信在内的37项协议。
在中国和美国争夺对越南这一战略国家的影响力之际,这些协议标志着越南的“竹子外交”(Bamboo diplomacy)取得了成绩。然而,分析人士和外交官们则表示,两国关系的改善可能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根据周二向记者展示的一份中越联合声明,越南同意“支持构建人类共同未来社区的倡议”,此前有消息称中国一直在推动这一倡议。联合声明预计将于今天(12月13日)正式签署。
两国官员和外交官称,河内最初不愿意使用“命运共同体”一词,此后两国外交官就该词进行了数月的辩论。
这个中文词的字面意思是“共同命运”,但它在英语和越南语中的翻译是“共同未来”,这可能被视为对两国关系的紧密度会低些。
一位驻越南河内的外交官在评论对该词的解释时说:“一个宣言,多种翻译[解释]。”
中国官媒新华社在评论中指出:“中越关系提升至新定位,向国际社会发出两党两国团结合作的明确信号。”
该社论还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越关系将进入政治互信更高、安全合作更实、互利合作更深、民意基础更牢、多边协调配合更紧、分歧管控解决更好的新阶段。”
在越南,越通社在报道中说:“中越同志加兄弟的传统友谊是胡志明主席、毛泽东主席和前辈领导人亲自缔造和精心培育的,是两国人民的宝贵财富,需要不断继承和发扬。”
“鉴于高度评价两党两国关系,以及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5年来取得的重要成就和面临的新要求,双方一致同意,构建具有战略意义、为两国人民幸福、为人类和平与进步而努力、符合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越中共享未来共同体。”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研究东南亚外交政策的博士生亨特·马斯顿(Hunter Marston)说:“这些象征性的姿态在很大程度上向北京保证,越南仍将中国视为其最重要的合作伙伴。”
习近平的访问标志着中国成为越南“全面战略伙伴”已有15年,但一直以来越南寻求避免过度依赖北京。
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所(ISEAS-Yusof Ishak Institute)的越南战略与政治问题专家黎洪和(Le Hong Hiep)说,在外交关系中,升级具有象征意义。
他说:“越南对中国的不信任根深蒂固,从越南人民的角度来看,只要中国继续声称拥有南中国海的大部分海域,两国之间就几乎不存在‘命运共同体’。”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地区安全专家许瑞麟(Collin Koh)说:“我认为,在拜登上次访问越南期间签署了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协议之后,越南必须做些什么来缓解中国的担忧。”
“共享未来的共同体”是习近平10年前提出的一个词。虽然它并不代表一个具体的倡议,但一些专家认为它有很多潜在的意义。
越南富布赖特大学(Fulbright University Vietnam)越南研究教授阮成忠(Nguyen Thanh Trung)分析说:“这在某种程度上是联盟的另一种说法。例如,越南必须在多边论坛上支持中国,这具有很大的分量。”
中国多年来一直是越南最大的贸易伙伴,2022年双边贸易额达1756亿美元(约合2676.6亿澳元)。越南官媒援引的越南海关数据显示,来自中国的进口占67%,其中包括越南制造业的重要投入。
中国在越南的投资超过260亿美元,有4000多个活跃项目。
根据路透社看到的一份文件清单和外交关系联合声明,除了将中越关系提升到中国政府可能认为高于越美关系的水平外,两国还宣布了36项经济合作协议。
据一位越南官员称,这比最初提议的45项要少,而且也未包括习近平周二在越南国家报纸上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中敦促加强合作的关键矿产和稀土方面的协议。
这些合作协议包括两份关于跨境铁路发展的谅解备忘录,其中一份提到了发展援助。
两国高官都敦促加强中国南部城市昆明与越南北部港口海防之间的铁路连接,这条铁路穿越越南稀土丰富的地区。
本周早些时候,中国驻越南大使熊波表示,中国政府愿意为发展铁路连接提供赠款,但可能的贷款数额和条件尚不清楚。
加强运输连接将使越南能够向中国出口更多产品,尤其是农产品,而中国政府则希望进一步整合越南北部与南部的供应链网络,因为中国企业正在将部分业务转移到南部。
更强大的铁路网络将加快从中国进口零部件在越南组装的速度,从而有效扩大中国的 “一带一路”倡议。
迄今为止,河内地铁是越南唯一获得“一带一路”倡议贷款的项目,而且由于越南领导人经常与民众中更为广泛的反华情绪作斗争,该项目并未被视为“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
越南富布赖特大学的阮成忠教授指出:“越南总理希望关注更多的基础设施建设,他认为这是经济增长的关键。”
中越两国同意共同推进“两廊一带”倡议,这是越南对中国支持的基础设施项目的称呼。
习近平的访问也有望推动所谓的“数字丝绸之路”计划,两国签署了几项关于电信和数字经济合作的协议。
这些协议的内容尚不清楚,但官员们表示,加强电信合作可能包括数字基础设施,如5G网络和海底光缆。
尽管经济关系密切,但这两个邻国在南海边界问题上一直存在分歧,并有着数千年的冲突历史。
然而,作为可能缓和的迹象,两国签署了两项合作协议,在南海北部湾进行联合巡逻,并设立热线处理渔业事件。
预计今天,习近平将会晤越南国家主席武文赏(Vo Van Thuong)和总理范明正(Pham Minh Chinh)。
在意识形态上,越南与北京关系密切。越南是由一个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共产党执政。但近几个月来,越南已表示要与西方国家建立更密切的关系。
今年9月,美国总统拜登访问越南,标志着美国被提升到与中国同等的外交地位。拜登称加强两国关系并不是为了对抗中国,尽管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外交活动一直致力于改善与各国的防务关系,以达到这一目的。
11月,日本和越南以“自由开放的印太”为由加强了经济和安全关系。日本一直在迅速发展与越南的密切关系,是越南的第三大外国投资者。
然而,习近平上次到访越南还是在 2017年。当年他访问越南是为了参加在沿海城市岘港(Danang)举行的亚太经济峰会APEC领袖峰会。
被监禁的香港媒体大亨、亲民主人士黎智英的儿子黎崇恩(Sebastien Lai)周二(12月12日)会晤新任英国外交大臣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游说英国帮助黎智英获释。
黎智英是现已解散的《苹果日报》的创始人,下周他将面临拖延已久的审判,他被指控违反了中国政府在反政府示威抗议活动后对香港实施的全面国家安全法。
这位76岁的英国公民自2020年以来一直因其他罪行被拘留。如果国家安全罪名成立,他将面临终身监禁。
他的儿子黎崇恩领导了一个呼吁释放其父亲的国际运动,他说他希望与英国外交大臣卡梅伦的会晤将有助于提高此案的关注度,并增加国际社会对香港政府的压力。
黎崇恩对记者说:“我很乐观,这对我父亲的案件会很有帮助。”
2020年颁布的国家安全法导致数十名反对派立法会成员和亲民主人士被捕,年轻的专业人士也因担心公民自由缩水而纷纷离开香港。
领导黎智英案件的国际法律团队负责人,伦敦维权律师考尔菲翁·加拉格尔(Caoilfhionn Gallagher)认为,由三名法官监督受理的审判对黎智英不利。
她说:“这次审判不可能有公平的结果。”
黎崇恩和他的律师团队希望外交压力能起到作用。他们引用了澳大利亚籍华裔记者成蕾的案例,成蕾因间谍罪在中国被关押三年后于今年早些时候获释。
成蕾返回澳大利亚被认为是澳大利亚政府游说和中澳关系改善的结果。
一名俄罗斯寡头因涉嫌在入侵乌克兰期间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关系密切”而被澳大利亚禁止入境,他正在试图推翻这一制裁措施。
前外交部长玛丽斯·佩恩(Marise Payne)于2022年3月对这位俄罗斯亿万富翁奥列格·德里帕斯卡(Oleg Deripaska)实施了制裁。
这一决定阻止这位实业家前往澳大利亚,也阻止了他从力拓集团(Rio Tinto)拥有的昆士兰氧化铝公司(Queensland Alumina)的股份中获利。后来他被依法冻结了在该公司的股份。
奥列格·德里帕斯卡要求联邦法院(Federal Court )复审并撤销这一决定,并由前联邦司法部长克里斯蒂安·波特(Christian Porter)代理此案。
德里帕斯卡先生的理由是佩恩女士证据不足,并且在做出这一决定时使用了不相关的考虑因素。
他声称,澳大利亚政府受到了其他“志同道合”国家的制裁、美国法院的判决以及含糊不清、没有来源的网络“小道消息”的左右。
波特先生周一(12月11日)在珀斯法庭上说,他的委托人本应得到慎重考虑,佩恩女士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因为外交贸易部(DFAT)没有向她提供适当的建议。
他说,必须确定德里帕斯卡先生所从事的活动对俄罗斯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和战略意义,而这一点做得不够。
法庭文件显示,佩恩女士在对德里帕斯卡先生实施制裁之前采取了许多措施。
这其中包括签署由外交和联邦事务部提供的文件,称她已经考虑了针对这名俄罗斯人的案件,并认为有针对性的金融制裁和旅行禁令是值得支持的。
这基于一份“案情陈述”(statement of case),此法律文件称德里帕斯卡先生是一位“与普京总统关系特别密切”的知名商人。
波特先生提到制裁条例时说:“密切的个人关系并不构成一种职能或活动。”
波特先生说,德里帕斯卡先生还被描述为俄罗斯铝业巨头Rusa 公司的创始人,但除了“拥有昆士兰铝业公司20%的股份”之外,没有任何信息表明该公司的业务。
他说:“这没有告诉我们任何关系,更不用说Rusa 对俄罗斯经济的重要作用了。”
他承认德里帕斯卡先生作为董事参与了俄罗斯矿业和能源行业,但表示这并不构成为保护澳大利亚国家利益而实施制裁的合法依据。
案情陈述还称,德里帕斯卡先生“并未脱离俄罗斯国家”,而且他持有外交护照并代表俄罗斯与其他国家交往。
但波特先生说,与德里帕斯卡先生支持俄罗斯政府的说法一样,这一说法与本案无关,佩恩女士也无法核实。
他说:“这一说法过于宽泛和模糊,无法从其对俄罗斯的......经济或战略意义的角度对其职能或活动进行评估。”
他说:“这些信息非常空洞。”
波特先生驳斥了佩恩女士可能对德里帕斯卡先生的活动有更多了解但未被纳入外交和联邦事务部文件的说法。
他说:“澳大利亚部长可能了解个别情况的说法......在这种情况下,是把我的经验中不存在的情况归咎于部长们。”
“案情陈述”还称,德里帕斯卡先生是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的制裁对象,他曾因涉嫌干预选举而受到制裁而起诉美国政府,但该案因缺乏法律依据而被驳回。
波特先生说:“我们认为,即使这些都是职能或活动,也无法对它们进行任何类似理性分析的分析,而我们认为它们在很大程度上都不是。”
知名澳大利亚芭蕾舞团华裔首席芭蕾舞演员、昆士兰芭蕾舞团前艺术总监李存信获得昆士兰大学(UQ)授予的荣誉博士学位。
曾出过《毛时代的最后一个舞者 》(Mao's Last Dancer,中文书名为《舞遍全球》)自传小说并在后来被拍摄成电影的李存信博士在昆士兰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
他说,有的时候,要面对严酷和极度贫困的生活,然而,这就是激情、抱负和决心,要在这个世界上留下有意义的人生印记。
他告诉昆大2023届毕业班学生,人生没有彩排,应该全力以赴地度过精彩的一生。
李存信博士说:“如果说芭蕾教会了我什么,那就是坚韧不拔的精神和比周围所有人都更加努力的工作才会产生积极的结果。”
“如果你是这样的人,在离开人世之前,脸上能露出最后的灿烂笑容,知道自己已经尽了全力,对自己的成绩单也很满意,那么你的人生将是充实而非凡的,无怨无悔的。
“我希望你们在生活中如饥似渴地汲取知识,敢于实现不可能的目标,不要害怕失败。
“创造最好的自己,不甘于平庸,通过奉献和努力追求卓越。”
今年6月,在担任昆士兰芭蕾舞团艺术总监11年后,李存信博士宣布由于严重心脏病而将退休。12月12日及13日晚是他的告别演出。
在他的领导下,昆士兰芭蕾舞团的规模不断扩大,员工人数翻了两番,预算也增长了五倍。
悉尼同性恋大游行(Sydney Gay and Lesbian Mardi Gras)的成员投票决定取消与警方达成的对参加年度骄傲游行人员进行“公共道德检查”的协议。
在上周六(12月8日)举行的悉尼同性恋大游行年度大会上,约三分之二的成员通过了一项动议,废除了允许警方进行有违公德检查的《悉尼同性恋大游行警方协议》(Mardi Gras Police Accord)。
投票结果意味着悉尼同性恋大游行董事会现在必须审议该动议,并就是否废除协议举行表决。
该协议是悉尼同性恋大游行与新州警方于2014年签署的一份谅解备忘录,旨在回应2013年大游行中的警察暴力指控。
该协议允许警方“对有意参加悉尼同性恋大游行的人员进行目视检查,以确保不触犯公共道德”。
在实践中,检查工作由一名警官和一名悉尼同性恋大游行代表负责,检查游行者是否违反任何法律,如公开裸露或展示令人反感的资料。
由于历史上对新州警方的不信任,该协议的制定在同性恋社区内引起了争议。
性多元社区团体Pride in Protest长期以来一直推动废除该协议,它对近来这一投票结果表示了欢迎。
悉尼同性恋大游行发言人说: “该协议中关于礼仪检查的部分简单概述了悉尼同性恋大游行的一名代表将与警方的一名高级代表合作,在游行前进行一次全面检查,以确保参与者遵守这些准则。”
“检查仅仅是一般性的巡视,以发现任何可能不符合法律要求的情况。这不是对人员进行单独搜查或检查。悉尼同性恋大游行代表和警方代表会一起检查,而不是单独检查。
“根据法律规定,悉尼同性恋大游行和任何大型活动一样,都必须有警方的参与。该协议的作用是允许悉尼同性恋大游行在筹划阶段就允许警方参与其中,从源头杜绝违法事件的隐患,并提出意见,同时也确保任何警务活动都与活动的规模和风险相适应,并在文化背景的框架内进行。”
最近结束的性多元社区仇恨犯罪特别调查委员会(Special Commission of Inquiry into LGBTIQ Hate Crimes) 调查了1970年至2010年间32起悬而未决的死亡案件,该委员会了解到,警察与同性恋社区之间的关系“依然复杂,有时还存在争议”。
资深大律师彼得·格雷(Peter Gray SC)说,警方对调查的态度“显得过于防卫,甚至是对抗性的”。
新州警察局(NSW Police)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警方“致力于支持同性恋、双性恋、变性人和跨性别者社区,并为自己作为社区领导者在包容性和多样性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感到自豪。”
“新州警察局与悉尼同性恋大游行组织者密切合作,确保活动的安全和成功。
“我们期待与狂欢节组织者继续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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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政府宣布最新移民战略重拳整改移民系统,收紧对临时移民工人和留学生的签证程序,清理留学行业中的“幽灵大学”和“签证工厂”,同时新增对专业人才的签证项目。
以下是这些改革如何影响到你。
如果你的职业是护士、心理专家、托儿所员工、养老护理员、会计师、数据科学家以及几乎所有类别的工程师,那么澳大利亚最新移民战略对你来说是利好消息,因为以上是澳大利亚面临重大技能缺口的职业,也意味着你是澳大利亚急需的移民人才。
为了填补这一重大技能缺口,澳大利亚将引入一种新的签证,即“需求技能签证”(skills in demand visa),来取代现有的“临时技能短缺签证”。该签证为期四年,为持有者提供更多更换雇主的机会,并为那些希望获得永居的人士提供明确的途径。
申请人有三种途径获得这种签证:
第一种是专家技能人才(specialists skills),向年收入至少13.5万澳元的合格申请人开放,旨在吸引网络技术和绿色能源等行业的高技能人才。除技工、机械操作员、司机以及劳工外,该途径向从事任何职业的人士开放。
第二种是核心技能人才(core skills),能够满足澳大利亚根据就业市场定期更新的职业清单上的劳动力需求。这一途径对应的是当前门槛为年收入至少七万澳元的临时技术移民签证。目的是获得拥有澳大利亚真正需要的核心技能的移民人才。
第三种是基本技能人才(essential skills),这一途径有待开发,重点关注较低收入人群的劳动力短缺问题,政府仍在考虑如何引进年收入低于七万澳元这一门槛的较低技能但领域关键的移民,如护理行业从业者。
以上三种类型供申请者根据自身技能水平选择。
悉尼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克里斯·莱特(Chris Wright)认为,澳大利亚在吸引高技能人才的竞争中会相当成功。
“英国政府最近实施了增加移民难度的措施,美国政府可能会在2024年大选后采取同样的措施。此外,这些国家政治上的不确定性也使其作为移民目的地来说不如澳大利亚或加拿大具有吸引力,”莱特博士说。
他指出,尤其是澳大利亚政府承诺缩短成功申请专家技能签证项目的处理时间,将使该项目对潜在申请人更具吸引力。
普爱信为律师事务所董事、资深移民留学律师董乃瑞(Sean Dong)指出,诚信保障是专家技能签证项目成功的一个关键。
“让人担心的地方是如何监管此项目的诚信来避免利用虚假高工资来移民的申请人,”董乃瑞律师说。
他预计,出于英语水平的考量,欧美及印度的提名人可能会比大中华区要多。
留学生和留学产业成为受到最新移民战略影响最大的群体之一。
澳大利亚政府宣布重拳打击留学行业里的“幽灵大学”和“签证工厂”等不良行径,提高留学生在澳大利亚接受教育的质量,减少潜在的对留学生的工作剥削,阻止留学生成为“永久性的“临时移民。主要措施包括以下几项。
申请毕业生签证的学生的英语成绩要求将从雅思6.0提高到6.5,而申请学生签证的学生的英语成绩要求将从5.5提高到6.0。
不同教育培训机构将获得不同风险等级评估。留学生签证申请将根据所就读教育培训机构的风险等级进行优先排序,那些被认为风险较高的留学生签证申请的处理时间较为缓慢。
报告指出,留学生为了延长在澳大利亚的逗留时间,通过中介采用“跳签”方式,从一种课程转到另一种课程,特别是转到低于其当前学习水平的课程的现象越来越普遍。目前有10.8万留学生和毕业生已在澳大利亚逗留五年或以上,成为占比最大的“永久性”临时移民。去年持多次连续学生签证留在澳大利亚的留学生人数增长了30%以上,达到15万人。
根据新计划,政府将对申请又一个学生签证的留学生进行更严格的审查,包括进行真实度测试,要求学生证明他们申请的进一步学业将提升他们的学术抱负或促进他们的职业发展,旨在阻止以工作而非学习为主要目的的非真正留学生进入澳大利亚的国际教育体系。
澳大利亚将恢复留学生的工作时间上限,即每两周最多工作48小时。
由于50%以上的毕业生签证(subclass 485)持有者的工作能力明显低于其技能水平,澳大利亚将着手调整此类签证的工作权利和资格期限。
据悉,目前为期四到六年的毕业后工作期限将缩减至两到三年。毕业生签证申请者的年龄上限将从50岁大幅下调到35岁。同时,限制临时毕业生签证持有者在澳期间转回学生签证。
董乃瑞认为,这一战略将令移民留学产业重新洗牌,他赞成对这些所谓“签证工厂”的教育培训机构及以此赚钱的中介进行合理清理。
“留学中介应该以真实的课程申请作为收入来源,而并非为了留在澳洲一直重复读廉价课程的学生,”董乃瑞说。
对于这一移民战略改革能否解决留学生遭遇的诸多问题,如工作受剥削问题、学业诚信问题及毕业后申请永居的问题等等,董乃瑞认为存在风险因素。
“最大的风险因素是,如果移民路径强调工作机会的重要性,势必会让‘买卖工作’的行为更加兴旺。如果不推出行之有效的诚信监管以及足够严厉的惩罚措施,可能会加剧系统的腐败。”
莱特博士指出,持有临时签证的人无法获得永久居留资格会是一个问题。
“这一移民计划旨在为临时签证(尤其是留学生和毕业生签证)和永久签证的申请途径提供更多的确定性…申请永久居留失败的临时移民有可能会‘逾期居留’,但政府也已承诺投入更多资源来维护和执行其改革。”
澳大利亚政府在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当前的父母签证计划“一塌糊涂”,并称父母签证问题有待解决,但却没有透露任何改革细节。
目前,许多移民家庭苦等父母签证下批,最高可能要等长达40年才能和父母在澳大利亚永久团聚。
澳大利亚政府对日益老龄化的社会不断敲响警钟,今年三月份专家小组在给移民战略提供的报告中建议政府引入彩票机制分发父母签证防止申请堆积。但昨天公布的移民战略报告中并未提及这一方案是否采纳。
董乃瑞律师表示,目前政府释放的信号是将父母移民短期化,但这势必会影响很多作为选民的子女。
“选票会让政府相对谨慎的行事,所以是否能够真的实施还有待观察。”
莱特博士表示,最新移民战略中很少提及父母签证计划。
“不过,如果政府要废除父母签证计划,我会十分惊讶,因为许多移民都依赖父母签证来支持家庭。”
澳大利亚政府没有采纳专家小组提出的将打工度假签证限制在一年的建议。
政府仍将前往澳大利亚乡村地区的移民申请列为优先处理,以解决乡村地区工人短缺的问题,尤其在园艺和农业行业。
同时,最新移民战略报告也指出,88天、179天和指定工作要求是打工度假签证持有者遭到剥削的重要原因。
政府承诺将在2024年初公布对打工度假签证的更广泛评估。
澳大利亚政府大刀阔斧实施移民战略改革,目的是一边降低移民水平,一边吸引足够移民解决地域和行业人才及工人短缺问题。
对于移民人数,澳大利亚主要依靠年度永久移民上限来管理,即政府每年都会以移民和人道主义项目规划目标的形式设定永久移民上限,预算文件中也会包括每年的永久规划水平,并且每年进行审查。
但另一大组成临时移民主要由需求驱动,在年度规划过程中不予考虑。目前澳大利亚临时移民已高达230万人。从中长期来看,政府需要考虑包括临时移民和永久移民在内的最佳移民规模和构成,以确保澳大利亚的最佳利益。
悉尼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克里斯·莱特认为,最新移民战略在永久移民和临时移民之间取得了恰当的平衡。
“从历史上看,澳大利亚的大多数移民都是永久性的。这鼓励人们在澳大利亚建立自己的生活,并赋予他们与公民同等的权利。但近年来,政府鼓励更多的临时移民。临时移民并不享有与公民和永久居民相同的权利,例如,他们不能享受社会福利或托儿补贴,在工作场所权利方面也面临障碍,这往往导致他们的工资低于其合法应得的水平。
“最新移民战略保留了临时移民的作用,但更加重视永久移民,并使持有临时技术签证的人更容易过渡到永久居留。这些都是积极的举措,因为研究证据表明,永久移民比临时移民更能增强社会凝聚力,”莱特说。
但格拉坦研究所的特伦特·威尔希尔(Trent Wiltshire)指出,政府的最新移民战略侧重于令高技能人才更容易留下来并获得永居签证,这意味着持学生签证来澳大利亚学习低阶课程的人获得永居签证的可能性将大大降低。
预计明年澳大利亚的净移民人数将从上一财年的51万峰值降至37.5万,到2025年将进一步降至2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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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取消了对澳大利亚三家屠宰场产品的进口禁令。这三家屠宰场分别是:位于南澳州Naracoorte的Teys公司、位于维州Colac的澳大利亚羊肉公司(Australian Lamb Company)和位于新州Brooklyn的JBS公司。
这三家屠宰场的肉类对华出口分别于2020年年中和2022年初被暂停,原因是屠宰场的工人被报告感染了新冠。但分析人士认为,真正的原因中国对澳大利亚进行经济惩罚。
这三家屠宰场的禁令被取消后,仍有七、八家澳大利亚屠宰场在对华出口贸易的黑名单上,中国政府称这些出口商的产品标签有误或肉类受到污染。
澳大利亚贸易部长唐·法雷尔(Don Farrell)告诉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中国政府的取消对三家屠宰场的进口禁令是稳定双边关系的又一积极举措。
他说:“阿尔巴尼亚政府将继续敦促尽快消除剩余的贸易障碍。”
中国已经取消了其在2020年和2021年对几种澳大利亚产品设置的贸易壁垒,包括大麦。
中国还同意“复审”对澳大利亚葡萄酒征收的高额关税,预计将于明年做出决定。
中国与澳大利亚“经认证的经营者”(Authorized Economic Operator)互认将从星期四(12月14日)起正式生效。
所谓“经认证的经营者”指的是一种国际贸易认证授权责任证书,是为防范恐怖主义、有组织的犯罪集团等通过国际供应链进行危害所建立的安全机制措施之一。
澳中双方相互认可对方为“经认证的经营者”将为进口自对方“经认证的经营者”企业的货物提供通关便利。
相互给予对方“经认证的经营者”企业的通关便利措施包括:
据澳大利亚边境执法局( Australian Border Force)官网显示,目前澳大利亚已经与加拿大、中国、香港、日本、新西兰、韩国、新加坡、台湾、泰国签署了这样的互认协议。
在今年11月,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访华期间与中国总理李强达成的协议中也包括“重申对‘经认证的经营者互认安排’(Authorised Economic Operator Mutual Recognition Arrangement)的承诺”。
澳大利亚著名打折药品批发零售巨头Chemist Warehouse已经与Sigma Healthcare达成合并协议,将成立澳大利亚最大的药房公司。
创建于1972年的Chemist Warehouse的前身最初默默无闻,直到2000年改名为Chemist Warehouse后,这家药房专营店才不断发展壮大,目前在四个国家开设了600多家门店,其中大部分在澳大利亚,42家在新西兰,爱尔兰和中国各有6家。
Chemist Warehouse市值约80亿澳元,还拥有21家My Chemist药店和17家Ultra Beauty店。
不仅如此,Chemist Warehouse还是许多品牌的部分所有者,包括Bondi Protein Co、Goat Soap、Barely Intimate Skincare、Bambi Mini和Wagner营养补充品品牌。
与之合并的Sigma Healthcare拥有四个零售药店品牌: Amcal、Discount Drug Stores、Guardian和PharmaSave。
Sigma Healthcare在全澳约有800家药店。此外,Sigma Healthcare还拥有自己的品牌,包括Amcal止痛药、含片、维生素和感冒药片。
Sigma Healthcare拥有在其门店销售的特定品牌的所有权,包括Beauty Theory(销售发夹和发刷等商品)和Pharmacy Care(销售护肤品、止痛药、婴儿用品以及血压计和温度计等保健设备)。
多年来,Chemist Warehouse的创始人曾多次提出收购其他公司的建议,但都无果而终。现在与Sigma Healthcare达成交易,不仅计划将公司上市,还将使其规模大幅扩大,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零售公司之一。
Chemist Warehouse与Sigma Healthcare两家公司合并将联手打造成为药店零售领域的巨头,从产品开发到店内销售,总价值超过88亿澳元。这也将使其成为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ASX)最大的上市公司之一。
此次合并也是Chemist Warehouse公司历史上的一次重大发展。合并后的规模将不亚于博思格钢铁公司(BlueScope Steel)、Seek、TPG、澳航(Qantas)或富邑葡萄酒集团(Treasury Wine Estates,拥有奔富等澳大利亚主要葡萄酒品牌)。
四位熟悉内情的消息人士对路透社称,中国领导人周一(12月11日)开始举行闭门会议,讨论2024年的经济目标和刺激计划。
消息人士称,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可能于周二(12月12日)结束,习近平主席和其他高级官员将在会上规划明年的发展方向。
投资者正密切关注明年政策和改革议程的信号。目前中国经济在房地产危机加深、地方政府债务高企、全球增长放缓和地缘政治紧张的背景下,一直在努力实现新冠疫情后的强劲复苏。
中共中央政治局上周五(12月8日)表示,将适度加强财政政策,做到“灵活、适度、精准、有效”,以帮助刺激经济复苏。
然而,事实证明,这些一连串的政策支持措施收效甚微,也迫使当局推出更多刺激措施。
中国政府的咨询顾问告诉路透社记者,他们将建议2024年的经济增长目标从4.5%到5.5%不等,其中大多数人赞成5%左右的目标。这一目标与2023年持平。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策内部人士说:“我们很可能将经济增长目标设定在5%左右。我们需要加强对经济的政策支持。”
花旗银行分析师预计,中国将把财政赤字目标设定为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8%,即在一万亿元人民币(约合2,122.98亿澳元)特别国债和3.8万亿元特别地方政府债券额度的基础上,国内生产总值再增长3%。
10月,中国公布了一项在年底前发行 一万亿元主权债券的计划,将2023年预算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目标从原来的3%提高到3.8%。
尽管中国明年的主要经济目标预计将在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确定下来,但中国通常在明年3月“两会”召开期间才会公布。
上周,信贷评级机构穆迪(Moody's)下调了中国的经济展望,称中国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债务缠身,房地产危机日益加重,这些都对中国经济的增长构成压力。
澳大利亚一项有关学校资源配置的重要审查发现,公立学校必须获得充足的拨款来消除不平等现象,所有学生都应定期接受筛查,以确定他们是否需要额外的支持。
负责审查《全国学校改革协议》(National School Reform Agreement)(该协议决定了学校获得多少拨款)的小组称,优势学校学生与弱势学校学生之间的差距正在扩大,不平等现象“根深蒂固”。
根据生产力委员会(Productivity Commission)今年公布的最新数据,公立学校招收的社会教育背景较差的学生人数(31.3%)是私立学校(12.8%)的两倍多。
该小组称,几乎所有公立学校的经费都没有达到学校资源配置标准(school resourcing standard),而非公立学校的经费达到或超过了政府的全额拨款水平。
审查人员认为这种不平等现象需要采取紧急行动予以解决。
目前执行的《全国学校改革协议》将于明年到期,在此之前,各州、领地和联邦教育部长将就如何根据新的全国性协议为学校提供拨款进行谈判。
联邦教育部长杰森·克莱尔(Jason Clare)在周一与各州教育部长会晤后表示,下一份《全国学校改革协议》将重点关注如何使学校经费更加公平。
天主教教育部门广泛参与了审查过程,并对报告表示欢迎。非宗教私立学校也对审查报告表示欢迎。
该报告可能于2024年初公布。
新西兰中文先驱网 Danielle 编译
据Newshub报道,今天(12月12日),Winston Peters担任新西兰代理总理,因为Christopher Luxon前往澳大利亚参加女儿的毕业典礼。
昨天下午,总理Luxon证实今天将出国参加女儿Olivia在墨尔本大学的毕业典礼,她已经正式完成四年的学习。
“其实,这是我早就承诺她的。我打算早上六点出发,半夜回来。”他说家庭“真的很重要”。他没有为休假“感到抱歉”,说“我认为这是合适的,我希望内阁成员也能做出支持家庭生活的决定。”“我真的很自豪。任何父母看着孩子从高中毕业,找到他们的人生道路,找到他们感兴趣的东西,都是非常欣慰的。”
由于Luxon不在,副总理Peters将担任代总理,他将在今天下午的国会质询问答(Question Time)中代替Luxon。
Peters在本届任期的前半段担任副总理,之后将由行动党党魁David Seymour接任。
此前,Peters曾多次担任代总理,最长时间是在2018年时任总理Jacinda Ardern休产假期间担任代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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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丹妮)
来源 - 新西兰中文先驱网
阿尔巴尼斯政府重磅推出澳大利亚国家残障人士保障计划(National Disability Insurance Scheme, NDIS)改革。NDIS部长比尔·肖顿(Bill Shorten)提出了26项改革建议和140项具体行动,旨在在未来五年内改革NDIS计划。
根据改革计划,各州及领地政府将在NDIS资金拨款方面承担更重要的角色,并为残障人士提供新的关键支持,以期望实现NDIS的更可持续发展。
政府计划在未来十年内节约近600亿澳元,但许多关键操作细节尚待最终敲定。
长久以来,NDIS一直饱受服务费用高昂、效率低下、存在欺诈等问题的诟病。
NDIS的年支出已超350亿澳元,是除养老金(pension)计划之外,最大的政府“碎钞机”。
为了控制支出,联邦政府目前致力于将NDIS的增长率降至8%。
如果按照当前14%的增长率来算,2032-33年的支出预计将达970亿澳元。
自NDIS启动以来,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提供的支持大幅减少,导致一些人无法获得所需服务。
目前,联邦政府致力于避免国家残障人士人保障计划(NDIS)的成本在未来十年内从目前的每年350亿澳元增涨至每年1000亿澳元。
NDIS服务的使用者及相关服务提供商担心,联邦政府的削减成本举措将导致关键性服务的缺失。
联邦政府今年五月份公布的预算显示,在接下来三年将纳入NDIS的配额减少27,000人。
当被问及这一问题时,NDIS部长肖顿表示,当前已纳入NDIS的残障人士不会被强行退出,但如果政府能够在NDIS计划之外建立支持,部分患有社会心理障碍的人士可能会从NDIS中分流出去。
国家残障人士保障计划(NDIS)最新审查报告出炉,提出重要改革,特别关注发育迟缓儿童支持服务的扩展。
报告提出的NDIS改革建议,侧重于根据残障对机能的实际影响来决定纳入NDIS的资格,而非仅仅依据医学诊断。具体而言,计划在五年内实施26项关键改革,旨在改善服务获取方式,以更公平地满足不同残障人群的需求。
其中一项显著的变革是,参与者需具有明显的功能性障碍才能获得NDIS福利,不同于以往某些病症可自动满足资格的惯例。
此举旨在解决系统中的不公平现象,并要求对NDIS的运作方式进行根本性改革。
负责开展审查的布鲁斯·博尼哈迪(Bruce Bonyhady)和丽莎·保罗(Lisa Paul)认为,需要对NDIS的整体运作进行重大改革,并强调NDIS的资格应主要基于实际机能障碍,而非仅仅基于医学诊断。
“需要重新确立一个原则,即NDIS的资格认定应优先且主要基于功能障碍而非医学诊断。”
为弥补NDIS覆盖面的局限,联邦和各州政府将建立针对轻度残障人士的“基础支持”服务,通过医疗服务、早教和中小学教育等途径提供。
这将确保不符合NDIS条件的人士仍可获得部分基础支持服务。
基础支持包括日常生活辅助、儿童早期支持等。这类措施将逐步推出,预计2024年上半年出台相关联邦法律。
NDIS部长肖顿表示,联邦政府将在明年发布NDIS审查的全面报告,并在接下来几个月与残障者社区保持沟通。
此次NDIS审查强调了扩大对发育迟缓或残障儿童的支持,尤其是那么没有纳入NDIS范围之内的儿童。
目前,纳入NDIS计划的儿童人数已超额。这有可能是因为,如果不纳入NDIS就无法获得足够的支持。
目前,超过150,000名被纳入NDIS的残障人士是9岁以下的儿童,他们构成了NDIS中增长速度最快的群体。
审查报告还建议要改善早期筛查和干预措施,以尽快发现并帮助有发育问题的儿童。
审查报告报告强调,各级政府需共同努力为社区提供残障人士支持服务。
NDIS资金问题是州政府与联邦政府的争议焦点。
原先的资金分担协议是州和联邦各承担一半,但现在联邦政府承担的份额已增至大约三分之二。
联邦政府呼吁州政府增加对NDIS的资金投入。
虽然各州政府希望建立一套强大的NDIS系统,但各自都有预算上的顾虑。
上周,联邦和州领地政府确认了建立和拨款给新增支持类别的协议,但具体细节仍待确定。
许多被纳入NDIS计划的残障人士对此次审查表示担忧,担心这可能会影响他们的生活。
肖顿部长宣布,政府将于明年发布对此次审查的完整报告,并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与残障人士社区进行深入对话。
虽然目前有很多不确定因素,但预计改革将在未来五年内逐步展开。
无论怎样,残障者权益倡导者都会期望在审查实施过程中扮演核心角色,并坚持NDIS必须保留。
澳大利亚残障人士协会主席Nicole Lee说,“我们知道没有NDIS的日子是个什么样的。”
“我们绝不能倒回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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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将于今天(12月11日)公布重要的移民新战略,预计在这一新战略下,受影响最大的是留学生和临时移民。
在截至今年9月的一年中,澳大利亚净移民人数将达到约50万人,创下历史新高。其中临时移民人数急剧增加,主要原因是大批海外留学生入境。
此前这被认为是新冠疫情后的留学生回流潮,但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了解,政府认为这远不仅仅是暂时性的激增,而是更广泛的国际趋势的一部分,涉及印度、东南亚和拉丁美洲的中等收入家庭,他们希望在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和英国等高收入国家寻求更好的机会。
作为新移民战略的一部分,澳大利亚政府将采取措施减少申请低质量课程的外国学生的人数,该战略已由联邦内阁签署,并与高等教育部门、商业团体和其他利益攸关方进行了数月的磋商。
据ABC了解,政府将不会限制外国学生的入学人数,但会打击低质量的培训机构,并限制学生签证被用作低技能工人留在澳大利亚的后门的机会。
最新移民战略还将包括努力留住成绩最好的学生,并吸引更多高技能永久移民。
政府此次移民战略改革主要是基于今年4月份的一份审查。当时澳大利亚总理和内阁部(Department of Prime Minister and Cabinet)前秘书马丁·帕金森(Martin Parkinson)对移民系统进行了审查,认为签证系统已经“破损”。
总理阿尔巴尼斯在周末发表讲话,承诺修复该系统。
他说:“我们确实需要将移民水平保持在一个可持续的水平。”
他说,留学生就读的课程要对澳大利亚本国的技能需求基础或国家利益都要有实质性的帮助。
几个月来,反对党一直指责政府造成了创纪录的移民潮,给住房和基础设施带来了压力。
上个月,斯坎伦基金会(Scanlon Foundation)有关社区态度的年度报告发现,社会凝聚力(social cohesion)处于该调查开始1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33%的人担心移民数量过多。
周末菲律宾船只和中国海警船在南中国海发生了两起冲突事件。两国在该海域的对峙局势再度升级。
第一起事件发生在周六(12月9日),根据中国方面的说法,菲律宾三艘渔业和水产资源局(Bureau of Fisheries and Aquatic Resources)公务船“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邻近海域”,中国海警船在多次喊话警告无效的情况下,“依法对菲船采取跟监外逼、航路管制等必要措施予以驱离”。
菲律宾则指责中国海警船使用水炮“阻挠”三艘政府船只在吕宋岛主岛附近的斯卡巴洛礁(Scarborough Shoal ,中国称黄岩岛,菲方称斯卡巴洛礁)向菲律宾渔民运送补给。
菲律宾称,中国海警船的水泡给其中一艘菲律宾补给船的发动机造成了“严重破坏”,并损坏了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船只的桅杆。
第二起事件发生在周日(12月10日),根据中国的说法,菲律宾两艘海警船、一艘公务船和一艘运补船“非法闯入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邻近海域”,中国海警对菲船只采取管制措施。
中国称,06时39分,菲“尤娜扎·五月”1号艇(Unaizah Mae 1)无视中国方面多次严正警告,违反《国际海上避碰规则》,“以不专业、危险方式突然转向,故意冲撞我正常执法航行的海警21556艇,导致发生刮蹭,责任完全在菲方”。
发生事件的海域正式近期菲中船只多次发生对峙和冲突的南沙群岛第二托马斯浅滩(Second Thomas Shoal ,中方称仁爱礁,菲方称阿云金浅滩)。
根据菲律宾方面西菲律宾海国家特遣部队的声明,两艘运载补给品的船只中的一艘被中国海警船“撞击”。
声明称:“中国海警船和中国民兵船只骚扰、阻拦菲律宾民用补给船,并对其实施危险动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有计划地、一贯地采取这些非法和不负责任的行动,使人们对其呼吁和平对话的诚意产生了质疑和重大疑问,”该声明说,“我们要求中国证明自己是国际社会中负责任和值得信赖的一员。”
美国驻菲律宾大使玛丽·凯·卡尔森(MaryKay Carlson)说,美国与“菲律宾及合作伙伴一道强烈谴责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再对菲律宾船只采取非法和危险的行动”。
欧盟大使吕克·韦龙(Luc Veron)说,周日的事件“令人深感不安”,而新西兰大使馆则表示,中国“对针对菲律宾的多起危险行动深表关切”。
在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的领导下,菲中关系日益紧张,他一直在寻求改善与传统盟友美国的关系,并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动进行反击。
小马科斯总统上个月警告说,南海局势已变得“更加严峻”。
与此同时,周六(12月9日)中国和日本船只在钓鱼岛附近海域也发生冲突。两国相互指责对方入侵领海。
中国海警局称,日本“鹤丸”号渔船和数艘巡视船“非法进入我钓鱼岛领海”,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其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警告驱离”。
日本海岸警卫队则表示,两艘中国海事巡逻船在收到警告后离开了钓鱼岛附近的日本领海。日本海岸警卫队说,其巡逻船当时正在保护一艘被中国船只靠近的日本渔船。
两国船只在该海域对峙的事件曾在10 月和11月发生过。
该海域一些无人居住的岛屿由日本控制,但中国也提出了主权要求。
澳大利亚政府出台政策,外国投资者所拥有的房产如果空置,将被处以高达16.9万澳元的罚款。此举旨在向市场释放更多住房存量。
政府表示,2024年将尝试立法将外国投资者的购房申请费提高三倍,并提高对空置房屋的处罚,处罚额度将提高六倍。
该措施将仅适用于自2017年5月以来购买且未投入租赁市场的房产。
为了进一步激励“建设用于出租的房地产”(build-to-rent)项目,外国投资者投资在这类房地产方面的费用将被削减。
国库部长吉姆·查默斯(Jim Chalmers)表示,联邦政府欢迎外国投资帮助加大住房供应。
查默斯先生说,澳大利亚有太多的房产空置,政府要严格限制外国投资者房产空置问题。
“在这种经济环境下,每多建一栋房子,就应该多有一处房产进入租赁市场。”
查默斯部长表示,预计这些措施将在四年内增加国库收入约五亿澳元,将有助于为其他住房政策措施提供资金。
但国家党领袖大卫·利特尔普劳德(David Littleproud)表示,他并不指望这些措施能起到推动作用,因为外国投资者已经足够富有,可以负担得起上涨的费用。
数字显示外国投资的房地产通常只占澳大利亚每年房屋销售量的一小部分。
根据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Foreign Investment Review Board)的数据,在2020-2021财年售出的588,176套住宅中,只有4350套是在一定程度上由外国人购买的。
查默斯说,目前尚不清楚有多少外国投资房产被空置,但是政府将确保外国投资者遵守规则。
一些上了年纪的澳大利亚人可能会觉得难以理解,因为情况与他们的生活经验大不相同。
但是,当年轻人说现在没有可能存下买房的首付时,他们并没有撒谎。
根据研究人员的说法,年轻一代为了攒下置业首付的预算策略在今天的澳大利亚“越来越不重要”。
他们表示,房价上涨过快与1980年代以来不稳定的就业形态快速增加,还有年轻劳动者的工资停滞不涨,这些都意味着许多澳大利亚年轻人面对着被房市彻底拒之门外,不能拥有住房的前景。
他们表示,年轻人住房拥有率的大幅下降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愿工作,也不是因为他们不再想着怎样存钱,怎样为买房付出牺牲。
原因就是过去的澳大利亚已经消失了。
看到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期霍克-基廷(Hawke-Keating)工党政府的新闻稿时,很难不看到他们所宣传的[对未来的]“描述”。
新闻稿的绝大部分内容都在谈论未来澳大利亚令人兴奋的新面貌,届时劳动者将拥有较高的技能,生活水平和工资也会随着生产率和出口竞争力的提高而提高。
他们说,在过去那个二战后的澳大利亚,人们在10年级后离开学校参加工作的情况很常见。而在现代全球化经济中,这种做法行不通。
“在1960年代,只有约三分之一的年轻人完成了12年级的学校教育,”前总理保罗·基廷(Paul Keating)在1992年说。
“大多数十几岁的少年很早就离开学校,找到一份不需要技能的工作。这些早早结束学校教育的孩子仅接受了些许正规职业培训,除非他们能在某个传统行业中当学徒。
“在1960年代中期,15-19岁的年轻人中有将近十分之六的人有全职工作。现在这个比例是十分之二。
“另一方面,30年前,15-19岁的年轻人中只有三分之一接受全日制教育,而现在几乎有三分之二,”他说。
基廷说的传统经济显然与今天的经济迥然不同。传统经济时期,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有大批年轻人离校参加全职工作。
但在战后年代,澳大利亚的社会福利模式依赖于广泛的房屋所有权,没有什么技能的劳动者更能负担起住房的花费。
有意思的是,了解50年前哪种类型的房地产价格上涨让澳大利亚人感到焦虑。根据已故的帕特里克·特洛伊(Patrick Troy)教授的说法,人们在1970年代初是这样看待这些问题的:
“住房开销和价格仍然是在社会与政治方面受到关注的主要问题。在1969年至1973年期间,购买一处住房用地所需的平均收入年数大幅增加。在悉尼,从1.7年增长到2.7年,而在墨尔本,从1.2年增长到1.8年。"
与之相比,今天的研究人员在2023年对澳大利亚的看法是什么呢:
“自2001年以来,全国房价中位数与收入中位数的比率几乎翻了一番,达到8.5。攒下一栋普通房产首付款所需时间,按工资中位数算,从1994年的六年增加到目前的14年。”
在1980与1990年代,澳大利亚人听到的对未来需要更灵活、更具生产力的劳动力的描述中,关于未来的愿景并没有提到年轻劳动者中拥有住房的人数在将来显著下降,也没提这种情况对澳大利亚的战后社会契约意味着什么。
到目前为止,我们中的许多人都熟悉“租房一代”(Generation Rent)这个说法。这个词指的是这样一代澳大利亚年轻人,他们永远不会拥有房产,只能终身租房,财富方面的问题随之而来。
但研究人员表示,这一现象的必然结果是“业主一代”(Generation Landlord)
他们表示,不断发展的住房金融化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业主一代的出现,反映出近几十年拥有多处房产的投资者大幅增加。
他们表示,这种情况同时也受过去30年来政治意识形态转变的影响,这种转变将房东主义(landlordism)视为一种面向市场思维、自我负责、做好投资准备的个体的福祉策略。
他们表示,有债务融资的业主在澳大利亚被重新定义为“父母投资者”。这些业主在政治层面受到赞誉,被认为有进取心、自力更生、为他人提供基本住房,但仔细观察,他们主要是中老年人、富人和高收入人群。
他们表示,考虑到赢家和输家的因素,这种对业主的赞誉在澳大利亚制造了紧张的局面。
“通过赋予投资者阶层提高退休福利的特权,其他人被剥夺了获得自己住房的机会,因此,一点退休保障都没有了,”他们说。
他们表示,澳大利亚就业格局的转变,削弱了年轻劳动者工作挣钱,攒下20%置业首付的能力,加剧了“租房一代”和“房东一代”之间的紧张关系。
他们表示,1980与1990年代,支撑澳大利亚战后相对较高工资水平的仲裁制度解体,这是我们走到今天这一步的重大事件。
“前不久,‘零工经济’的兴起标志着向更灵活的工作格局的转变,在这种格局下,就业根据工作时限、合同或临时雇佣的方式进行,”研究人员在三月时写道。
“这种灵活,或者说是非传统的工作方式的再次出现让不稳定的概念具体化,以经济不稳定为特征。墨尔本研究所(Melbourne Institute)最近的一篇论文指出,非传统的就业现在占所有就业的一半以上。”
他们表示,对年轻的澳大利亚人来说,现代家庭财务的不可预测性现在是影响他们规划与控制支出能力的一个“关键制约因素”。
他们还表示,在整个1990年代及以后的时间内,除了以上因素,再加上让目前的业主比还未入市的业主拥有越来越多优惠的澳大利亚税收制度改革,这些都意味着澳大利亚年轻人越来越难以通过努力工作来买房。
所以,当考虑年轻人的工作习惯和储蓄习惯时,我们需要记住这些事情。
研究人员表示,这些年来,对很大一部分澳大利亚年轻人来说,拥有自己住房的传统路径根本就不存在了。
他们表示,今天这种不稳定且两极分化的劳动力市场的现实与已经改变的住房形势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种情况挑战着何为澳大利亚人的理念。
“‘传统的’生命历程,即在这一过程中,大家接受教育,找到工作,离家单住,和长期伴侣组成新的家庭,在有工作的时候买房置业,偿还房贷以保障退休后体面的生活水平,正变得越来越不寻常,”他们说。
“由于就业和住房相互关联的性质,这种转变可能标志着战后公民权典范的重要‘支柱’受到严重损坏。
“特别是,这些都表明随着人们进入退休状态,以前的那种保障框架正在崩溃,”他们说。
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澳大利亚的平等主义自我形象在所有这些状况中处于什么位置?
澳大利亚正在经历新一轮新冠疫情,近几个月来,新冠病例增加,住院人数增加,新冠抗病毒药物处方数量也大幅增加。
在疫情早期,唯一可用的药物是治疗病毒症状的药物。这些药物包括类固醇和止痛药,如用于治疗疼痛和发烧的扑热息痛和布洛芬。
我们现在有两种药物,分别叫做Paxlovid和Lagevrio,可以治疗病毒本身。
但是这些药物对目前的变种有效吗?谁有资格获得这些药?在第八次新冠疫情席卷之际,以下是我们需要知道的关于新冠抗病毒药物的情况。
Paxlovid是两种不同药物分子的组合,分别为奈玛特韦(nirmatrelvir)和利托那韦(ritonavir)。奈玛特韦通过阻断病毒复制所需的蛋白酶来发挥作用。利托那韦包含在保护奈玛特韦的药物中,阻止身体将其分解。
Molnupiravir,商品名为Lagevrio,其工作原理是在新冠病毒复制时,迫使其核糖核酸发生错误。随着这些错误不断积累,新冠病毒就会变得不那么有效。
今年在澳大利亚,XBB新冠病毒菌株占主导地位,并获得了几个关键的突变。当新冠病毒突变成新的变异体时,它不会影响Paxlovid或Lagevrio的工作能力,因为从突变中改变的病毒部分并非这两种药物的目标。
这不同于针对特定毒株开发的基于单克隆抗体的药物。从奥密克戎XBB.1.5开始,这些药物被认为对任何病毒变体都无效,包括当前的这波病毒。这是因为这些药物通过识别新冠病毒表面表达的某些蛋白质产生作用,而这些蛋白质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发生了变化。
由于Lagevrio和Paxlovid是相对较新的药物,我们仍在了解它们的效果以及哪些患者应该使用这些药物。
最新的证据表明,如果患有严重疾病的高危人群及早服用Paxlovid,可降低住院的风险。
先前试验的结果表明Lagevrio或能降低新冠病毒的死亡率。但最近一项更大规模的试验表明,Lagevrio并不能显著减少因该病毒而住院或死亡的人数。
然而,很少来自新冠病毒高危人群的人士被纳入这项试验。因此,它可以为这一群体患者提供一些裨益。
在澳大利亚,通常不推荐使用Lagevrio,而首选Paxlovid。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患者都可以服用Paxlovid。例如,患有严重肾脏或肝脏损伤等疾病的人不应服用,因为这些问题会影响身体对药物的代谢,从而增加副作用的风险。
Paxlovid也不能与其他一些药物一起服用,如用于某些心脏疾病、精神健康疾病和癌症的药物。对于这些情况下的高危患者,可以考虑Lagevrio。
一些服用新冠抗病毒药物的人会产生副作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都不严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
Paxlovid和Lagevrio均可导致腹泻、恶心和头晕。Paxlovid还会引起副作用,包括肌肉疼痛和无力、味觉改变、食欲不振和腹痛。如果你经历了这些副作用,你应该联系你的医生。
这两种药物更严重的副作用是过敏反应,如呼吸急促、面部、嘴唇或舌头肿胀以及严重的皮疹、瘙痒或荨麻疹。如果你有任何这些反应,请立即拨打000急救电话或直接前往最近的急诊室。
大多数人能够在家安全地控制新冠病毒,不需要抗病毒药物。然而,那些有较高风险的严重新冠患者有资格获得抗病毒药物,也应该寻求这些药物。这包括年龄在70岁或以上的人,还包括拥有某个可导致重大疾病的额外风险因素的人——适用于年满50岁的民众或年满30岁的原住民,以及年满18岁的免疫缺陷者。
如果你属于这些群体中的任何一个,提前计划是很重要的。现在就咨询你的医疗保健团队,这样你就知道如果你出现新冠症状该怎么办。
如果需要,这将确保你可以尽快开始治疗。重要的是,在症状出现的五天内开始抗病毒治疗。
如果你是一名高风险患者,并且测试呈阳性,请立即联系你的医生。如果你有资格获得抗病毒药物,你的医生将为您开具电子版或纸质版的处方。
这些药物在医药福利计划(PBS)下提供,并为持有国民健保卡(Medicare card)的人提供补贴。每个疗程的费用是标准的医药福利计划共同分担金额:普通患者30澳元,优惠卡患者7.3澳元。
因此,你可以休息并减少将病毒传播给他人的风险,请你的药房将药物送到家中,或请他人为你取药。
Jessica Pace是悉尼大学药学院的副讲师,Nial Wheate是悉尼大学药学院的副教授。本文最初发表在《对话》网站上。
当博·纽汉(Beau Newham)告诉他的朋友艾米丽·宁尼斯(Emily Ninnes)自己是艾滋病毒(HIV)阳性时,她开玩笑地想到的第一件事是,“该死,你破坏了我所有的计划”。
就在2019年两人喝咖啡的那天,艾米丽原本计划让这位自己22年的朋友做她的精子捐赠者。
“博是我理想的捐赠者的原因之一是他的健康状况比我好得多,”艾米丽告诉ABC说。
“我当时想,‘哦,你这个笨蛋,现在你也有慢性健康问题了’,但我不得不不断提醒自己,从基因上讲,他仍然是一个理想的捐赠者。”
博的HIV病毒状况让艾米丽从未改变自己的想法。
像澳大利亚大多数HIV病毒携带者一样,博要么每天服药,要么每两个月注射一次,这样他的HIV病毒载量保持在检测不到的水平。
拥有“检测不到”或“不可传播”的病毒状态——通常被称为“U”——意味着不会传播病毒。
现在,艾米丽有了一个“迷你版的博”,在他确诊后不到两年就出生了。
如今40岁的她又有了一个孩子,也是通过博的捐精怀上的。
“我从来没有真正担心过他的健康,”她说。
“我热爱科学,科学说‘U等于U’,所以我相信他们。”
博是澳大利亚大约2.9万名HIV病毒携带者之一。
根据新南威尔士大学科尔比研究所的数据,HIV病毒诊断在过去十年中几乎减半,2022年记录了555例新病例。
“这代表了大约0.1%的人口,所以与世界其他地方相比,这是一个非常低的HIV病毒流行率,”科尔比研究所监测创新研究小组负责人斯凯·麦格雷戈博士(Skye McGregor)告诉ABC说。
澳大利亚的目标是到2030年实现基本消除HIV病毒传播。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简称HIV,是一种攻击人体免疫系统的传染病。如果不进行治疗,HIV病毒会逐渐破坏免疫系统,导致健康状况下降,并发展为艾滋病。
艾滋病是HIV病毒的最后阶段,它使人体细胞无法抵抗各种感染。
博在印度尼西亚生活了六年,他说他很高兴在接受诊断时回到了澳大利亚。
印尼是少数几个每年新增感染人数增加的国家之一,博说他在那里的许多朋友都死于艾滋病和与艾滋病相关的疾病。
虽然生物医学的进步以及澳大利亚的医疗质量和资源令他能够管理自己的健康,但是他说,社会变化没有跟上。
他发现,恐惧和焦虑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积极的信息无法传递。
“HIV病毒在过去五年里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如果你在过去五年里没有听说过任何关于HIV病毒的事情,那么基本上你对2023年HIV病毒的情况一无所知,”博说。
“你真的必须忘记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所有故事和事件,而专注于HIV病毒感染者现在的状况。”
虽然倡导者说“我们还没有后死神广告”,但是博和其他人希望通过在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分享他们的故事,可以帮助改变叙事。
当马克·门多萨(Marc Mendoza)五年前被诊断出感染了HIV病毒时,他的世界突然陷入了沉默。
“我记得我发现时哭了,”他说。
“在那个时刻,你的头脑中一片寂静,周围的一切也都寂静下来。”
当时39岁的马克不多久就觉得自己的健康状况很好,可以“健康长寿”。
“我觉得管理病毒很容易,”他说。
但马克仍然害怕的是HIV病毒携带者在社会和情感方面的影响,尤其是公开他的身份。
“告诉以前的性伴侣,并向新的伴侣、家人和同事透露我的HIV病毒状况的过程是更难处理的方面,”他说。
艾米尔·卡尼塔(Emil Canita)是代表HIV病毒阳性者的Living Positive Victoria组织的HIV病毒同行志愿者,并通过Positive Asian Network Australia举办披露讲习班。
“我在诊所诊断HIV病毒感染者时,最难过的经历之一是,他们的反应不是担心治疗,而是问:‘还会有人爱我吗?’”他们说。
“这是一种普遍的恐惧。这是我经常从客户那里听到的。”
艾米尔成为HIV病毒携带者已有十年,并且已经学会了等到他们与某人建立了信任之后再分享他们的状态。
“对我来说,这真的是一个安全问题,”他们告诉ABC说。
对于菲律宾裔澳大利亚人马克来说,尽早告诉他的妈妈马耶特(Mayette)他的状况是很重要的。
“我不希望几年后,我的父母认为我对他们隐瞒了一些事情,尤其是当我并不害怕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说。
马克和他的妈妈都是护士,所以马耶特并不担心她儿子的健康。
她主要担心的是他将面临的耻辱,但他得到的支持让她宽心。
马克被Living Positive Victoria组织指派了一名“同伴导航员”,在索恩港健康中心(Thorne Harbour Health),即之前的维多利亚州艾滋病委员会,参与社区活动,并通过Positive Asian Network Australia与其他亚裔澳大利亚人联系。
“我们可以谈谈我们作为移民和不是在这里出生的人的经历。我为此感到非常幸运,”他说。
“妈妈知道我可以接触这些社交团体,所以我不会感到孤立。”
虽然马克在获得适当的支持和与亲人交谈方面有着积极的经历,但他表示,许多来自亚洲背景的人在澳大利亚面临着挑战。
根据澳大利亚HIV病毒倡导最高机构“健康平等至关重要”(Health Equality Matter)的说法,来自HIV病毒高流行地区的移民的HIV病毒感染率可能高于澳大利亚整体人口。
该机构的副首席执行官达石·希斯-佩特(Dash Heath-Paynter)告诉ABC说,通常来自多元背景的人很难在卫生系统中游刃有余。
他说,他们的成员组织和社区提供了许多服务,以帮助澳大利亚多元背景的人舒适地获得治疗和信息。
这当中包括了在多个诊所用不同语言进行的测试日。
但有人呼吁让快速检测变得更容易获得,并呼吁对PrEP进行补贴并让无法享受医疗保险的人也能获得。PrEP是一种接触前预防药物,用于防止有感染HIV病毒风险的人感染HIV。
艾米尔说,在印尼和菲律宾等国的人身处的现实“与我们这里的现实非常非常不同”。
由于恐惧、日增的歧视及文化上对谈论性的敏感性,他们可能会推迟检测和治疗。
艾米尔说,在澳大利亚发现他们是HIV病毒阳性会非常孤立,并往往强化了他们祖国的一些观点,“同性恋是不好的,这是对酷儿人群的惩罚”。
本周四,阿尔巴尼斯政府宣布,将投资多达1200万澳元建立一个新的合作伙伴关系,旨在支持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当地社区和政府改善HIV病毒检测和治疗,减少耻辱和歧视,并降低传播率。
希斯-佩特表示,“健康平等至关重要”组织也在敦促政府取消对携带艾滋病毒的移民的签证限制,以帮助打破耻辱。
澳大利亚是西方国家中仅有的几个仍对艾滋病毒携带者进行限制的国家之一。
ABC联系了移民部长请求置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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