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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天气闷热的下午，十几名十几到二十几岁的年轻人聚集在悉尼西南部气势恢宏的明月居士林佛寺（Mingyue Lay Buddhist Temple）的台阶上。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他们手持杆子，支撑起一条16米长的舞龙，长龙在他们手中绕圈和上下翻腾。
这些年轻人的脸上很快开始冒汗，但他们没有时间休息。这支青峰龙狮团（Qing Fong Dragon and Lion Dance Team）正在准备接下来两周的100多场公开舞龙舞狮表演，庆祝龙年的到来。
大部分表演都是舞狮，但今年对舞龙的需求量特别大。
位于悉尼邦尼里格区（Bonnyrigg）的青峰龙狮团联合创始人凯尔文·陈（Kelvin Tran）说：“非常辛苦。”
“一天有，比如说，可能有20场表演。”
“我们大约有40到50人，我们会把他们分成三个小组，每组10到15人。”
23岁的陈先生说，舞龙大约需要九个人，成本比舞狮高，所以通常需求量不大。
但今年情况不同，他说，现在他们已经接到了至少12个舞龙的订单。
陈先生说：“舞龙非常、非常特别，也非常重要，因为它象征着今年的主题。”
在舞龙过程中，龙跟随舞球者的“龙珠”上下翻滚，象征龙在追逐好运，但却追不上。
今年的农历新年从2月10日开始，庆祝活动将持续两周。
舞龙舞狮队也将早早出动，悉尼的坎特伯雷-宾士镇（Canterbury-Bankstown）和乔治河（Georges River）等许多市议会都将在本周六举行庆祝活动。
在悉尼好市围（Hurstville）中心地带，比青峰龙狮团的成员更年轻的一代正在进行农历新年表演。
九岁的海莉·于（Hayley Yu）举起鲜黄色的狮子头，摇动着光彩夺目的鬃毛，在人群中踱步，人们不时拍拍狮头或狮身。
伴随着铿锵有力的锣鼓声，六个孩子舞着六头狮子，为即将到来的农历新年期间的近150场表演做准备。
“这是我们一年中最忙的时候，”儿童舞狮团（Kids Lion Dance）创始人约翰尼·梁（Johnny Leung）说。
梁先生的家族一直在把舞狮传统传授给下一代。
梁先生的祖父于1976年在悉尼唐人街创办了梁祥武术馆（Leung Cheung Martial Arts Academy），他的父亲于1999年创办了柔功门总会（Yau Kung Mun association），梁先生的儿童舞狮团就是柔功门总会的一部分。
除了教授舞狮之外，梁先生还希望他的小学员们学会坚韧不拔、持之以恒——他称之为“刚强”。
梁先生说：“我认为这在当今社会非常重要，而年轻人正缺乏这一点。”
“变得刚强确实能让他们为未来做好准备。”
“当然舞狮只是一种媒介，但我认为舞狮可以学到很多。”
海莉说，在好市围舞狮帮助她做到这一点。
“在众多观众面前舞狮可以让你更加自信，”海莉说。
“它能增强你的自信，也很好玩。”
让孩子们参与舞狮有助于让他们尽早接触这一传统。
但是，当孩子们长大成人，开始面对工作、学习和家庭等现代社会的责任时，他们还能保持对舞狮的兴趣吗？
陈先生说，他很想解决这个问题。
他在18岁时与人合伙创办了青峰龙狮团，他知道训练方式也需要与时俱进。
他说，训练应该是自我技巧的提升，而不只是扎“马步”。他记得自己过去在另一个舞狮队扎过“马步”。
陈先生说：“我要保持10、15、20分钟。”
“这样做怎么能提高舞狮水平呢？”
“现在我们训练时，会进行类似于新兵训练营的训练，要提高耐力或增强力量。”
陈先生说，另一个关键是创造一个让学员愿意再来的社交环境。
“每次表演之后，我们作为一个团队都会一起出去吃饭，”陈先生说。
“特别是在我的团队中，人们认为舞狮既是一种娱乐，也是一种健身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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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吉尔（James Gill）把自己形容成一位普通的16岁少年，对弄清事物的工作原理有着超出常人的兴趣。
他从小就爱玩乐高积木，喜欢拆解祖父地下室里的零散物品。
去年，他在宾夕法尼亚州伯利恒（Bethlehem）的家乡上学、学开车、在麦当劳当临时工，而在这些事的空档中，他把注意力转移到了更复杂的事物上。
苹果公司的即时通讯服务iMessage在全球有超过10亿用户，该服务是iPhone或iPad上的默认短信应用程序。
吉尔先生把弄清楚iMessage的功能作为自己的个人目标。
“我只是想探究下某些功能的运作方式，”他说。
“我是个青少年，有大把时间研究事情。”
这之后发生的一连串事情发生，最终导致美国政府以扼杀竞争为由，有可能对苹果公司这一全球最大的公司提起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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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消费技术领域，听上去很可爱的“聊天泡泡”大战其实是一场价值数十亿的商战。
所谓“聊天泡泡”指的是短信软件中气泡型的对话框。
对于那些使用默认短信（Messages）应用程序的iPhone用户来说，来自另一部iPhone短信会显示在一个蓝色泡泡里。
而来自安卓（Android）或其他非苹果手机的短信则会出现在一个绿色泡泡里。
这有什么关系呢？原因很多，但最主要还是在于易用性。
iMessage让两部iPhone互发短信比iPhone与对家设备间的短信发送更简单、更丰富。
比如，iPhone中安卓间分享的照片和视频清晰度都比较低，iMessage也没有已读回执、对方输入提示和点赞反应功能。
安卓用户要是想和苹果用户在iMessage群组聊天也是一团乱麻。
两个对家平台之间的短信互发也没有加密（而iPhone之间互发短信则是端对端加密的）。
对某些人来说，这听上去可能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iMessage后台的封闭平台（walled garden，也译为：围墙花园，即控制应用、内容和媒体的软件系统）理念却帮助苹果占据了市场主导地位。
纵观全球，iPhone占据世界手机总量的四分之一。在澳大利亚和美国等一些市场，这一比例则接近一半。
而在去年，詹姆斯·吉尔实现了苹果公司自己不想做的事。
他想出了填补短信系统之间鸿沟的办法。
吉尔尽量把自己做的事情说得像小事一桩，他在自己家的客厅里接受采访，他的父母就坐在镜头外听着他说话。
“这些大部分都出于好奇心，我想弄明白这东西是怎么运作的，如果能把这东西弄乱也挺好玩儿的，你懂那种感觉吧？”他说。
年中暑假期间，吉而先生研究了下iMessage。
和通过手机运营商运营的短信（SMS）不同，iMessage是互联网直接发送到苹果服务器的，这有点像访问网页的请求。
吉尔先生分别仔细研究了苹果设备和其他设备向苹果服务器的注册方式。
“我想知道它是如何运作的，而且我知道这个东西是能弄明白的......我就这么一直研究下去了。”
通过这项研究，他学会了如何通过名为“Pypush”的程序对iMessage协议进行逆向工程。
“我第一次成功把所有东西接上了而且还成功了，这真是不可思议，”他说。
在8月时，Pypush还只是个概念。
吉尔把它发布在原始代码共享平台GitHub上，一些用户意识到了它的价值。
“几个人点出了它潜在的商业利益。”
吉尔先生的下一步动作将最终动摇苹果对iMessage的控制，这也引起了美国政界人士的关注。
自2011年推出iMessage以来，许多公司都试图突破这项服务，开发安卓用户可用的iMessage应用程序。
Android 操作系统的生产商谷歌（Google）一再推动这项服务，但每次都被苹果打回原点。
多年来，苹果成为泡泡大战中当之无愧的赢家。
事实证明，第三方iMessage应用程序都不受欢迎。其中有些变通的方法，比如通过外部Mac服务器路由Android设备上的文本，将其转换为iMessage，但这些方法往往既不方便也不安全。
而这些因素都导致了世界范围内短信应用的碎片化。
倡导数据权益的非营利组织澳大利亚电子产品前线（Electronic Frontiers Australia）主席约翰·佩恩（John Pane）表示，移动终端用户被分成了两个阵营，这两个阵营中的用户也无法使用默认的信息应用进行安全、顺畅的交流。
“苹果公司的观点有点像是：‘iMessage是我们做的，是我们的IP，我们有控制其访问的独家权力’，”他说。
“但另一方面，当你生产的手机被50%以上的人使用，而你又把自己的应用作为默认设置时，你就在利用举重若轻的市场权力，你就拥有了竞争优势。”
而监管机构面临的问题是：在美国，苹果的行为是否违法？
美国“反垄断”法禁止剥夺让美国消费者从竞争中获利的做法。
苹果公司称，限制iMessage的访问是为了确保用户的安全和隐私。
但批评者认为，苹果限制安卓使用iMessage是为了让用户一直购买iPhone。
根据美国非营利组织电子前线基金会（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高级研究员罗斯·舒尔曼（Ross Schulman）的说法，这也意味着iPhone用户无法通过iMessage向Android用户发送加密短信。
“尽管[苹果]公开声明重视用户的安全和隐私，但却不让苹果用户和使用其他设备的用户进行加密通信，”他说。
去年年底，苹果公司发现自己的封闭平台受到了攻击。
吉尔先生给美国软件公司Beeper的首席执行官埃里克·米基科夫斯基（Eric Migicovsky） 发了信息，告诉了他Pypush的事 。
他说，米基科夫斯基的回复是：“我去！这能用吗？从来没人这么干过。”
这位加拿大工程师兼商人后来表示，吉尔先生的发现正是Beeper一直在寻找的“突破口”——搭建能与iMessage协议对话的独立Android应用程序。
他为吉尔先生提供了一份在Beeper工作的机会，工资是快餐店的10倍。
12月5日，Beeper推出了一款短信应用程序，该程序基于Gill先生对iMessage所做的逆向工程（reverse engineering）。
该应用名为Beeper Mini，口号是“安卓系统里的蓝泡泡“（Get blue bubbles on Android）。
刚推出两天内，这款应用的下载量就超过了10万。
但三天后，应用就出现了问题。用户报告说，他们发送的信息都消失了。
是苹果拦截了该系统对iMessage的访问。
苹果当时表示，他们是在保护iPhone用户的安全和隐私。
“这些技术对用户的安全和隐私构成了重大风险，包括可能暴露元数据，并产生多余信息、垃圾邮件和网络钓鱼攻击，”苹果发言人在一封邮件中表示。
两周来，Beeper一直在寻找其他操作方法，而苹果公司也找到了新的方法来阻止该应用。
在12月22日，这一短信应用市场的新弄潮儿终于决定放弃。
米基科夫斯基先生在公司博客上写道，公司将终止Beeper Mini项目。
“事实是，在与地球上最大公司的猫鼠游戏中，我们无法获胜，”他说。
然而，Beeper的故事并未就此终结。
美国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支持Beeper，并质疑了苹果限制竞争对手的原因。
数日后，四位美国政界人士组成的两党团体呼吁司法部调查苹果公司的“反竞争行为”。
美国媒体随后援引未具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司法部正在准备对苹果公司提起反垄断诉讼。
澳大利亚电子产品前线的约翰·佩恩（John Pane）预计司法部将提起诉讼。
“司法部正在调查苹果公司如何利用其对硬件和软件的控制，让消费者更难不买他们的产品，”他说。
“我感觉这个案子会胜诉，而且应该胜诉，因为这对消费者是有利的。”
来自非盈利组织电子前哨基金会（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 EFF） 的罗斯·舒尔曼（Ross Schulman）也持同样看法。
“即便用户的联络人选择了不同的移动平台，购买、拥有和使用设备的人应该有权决定他们要和谁进行安全通信。”
如果此案胜诉，苹果可能不得不向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全球安卓用户开放iMessage。
美国政府已经表现出对大型科技公司商业垄断行为进行追责的意愿。
此前，美国司法部已经将谷歌告上法庭，指控这家科技巨头通过暗箱操作，确保其保持世界领先的搜索引擎地位，这也是美国数十年来最大的反垄断审判。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目前正以采取反竞争和不公平策略为由，起诉亚马逊和Meta。
吉尔先生在完成高中学业的同时仍在Beeper工作，他的同学们要么不知道他的工作，要么根本不感兴趣。
但他表示，这些都没关系。他对自己的成就也不以为然。
“很多人不理解蓝绿之间的区别。他们觉得‘哦，这也就那样吧，你知道吧？ ’”
“老实说，我也是这么想的。”
他对iMessage工作原理的好奇加上漫长的暑假引发了一连串事件，最终可能让Android用户也得以使用iMessenger。
不过，他也不太在意这件事的最终结果。
“实话讲，我是苹果用户。我用iPhone。我的朋友们也用iPh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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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场碾压式的胜利，自由党议员们都挤到了跨党派议员的横凳上。“这是过去50年来最突出的选举结果之一，”前内阁部长格雷格·亨特（Greg Hunt）这样形容道。
在托尼·阿博特（Tony Abbott）的领导下，联盟党在2013年取得了胜利。阿博特是一位不屈不挠的保守派战士，他的许多前同事至今仍认为他是他这一代人中最有效的反对党领袖。
昆士兰州参议员詹姆斯·麦格拉斯（James McGrath）说：“他拿起一块砖头，就冲着工党去了。”
“他是来自角色分配部门的一名政治战士。他喜欢战斗，”前自由党总检察长乔治·布兰德斯（George Brandis）说。
“那就是‘停止偷渡船、减税、减债以及停止浪费，”从自由党资深党员转为独立议员的罗素·布罗德本特（Russell Broadbent）回忆说。“就四项声明。他就这样不停地抨击来抨击去。”
澳大利亚执政时间第二长的前总理约翰·霍华德（John Howard）指出，自自由党成立以来，只有四个人领导自由党从反对党翻身成为执政党，分别是：孟席斯（Menzies）、弗雷泽（Fraser）、霍华德和阿博特。“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他说。
阿博特以90个席位（比工党多35个席位）的优势一举上台执政，许多人都预期他能在总理官邸至少住上两届。然而，他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被自己的同事拆台，不到一届就走人了。他的政治导师给出了一个简单的理论来解释原因。
霍华德说：“从反对党到执政党，政治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领导人必须管理好过渡时期。”
“执政需要不同的技能。我认为托尼的困难在于，他进入执政期后，没有像其他人以及你所需要做的那样有效地完成过渡。”
在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三集政治专题片《复仇者》（Nemesis）采访时，阿博特的内阁部长和后排议员纷纷透露了许多新细节，解释他们为何认为阿博特摔得如此之重、如此之快。
对于内阁部长兼众议院领袖克里斯托弗·派恩（Christopher Pyne）来说，阿博特内阁宣誓就职后不久，就浮现出这将是一次脱缰之旅的第一个迹象。在被任命的19人中，只有一位是女性——朱莉·毕晓普（Julie Bishop）。
“那是在堪培拉的奥斯曼餐厅（Ottoman Restaurant）举行的一次晚宴，那确实是在过去三年为我们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人士的私密处所，”派恩回忆道。
“没错，确实有人提出了内阁中只有一名女性的问题。托尼·阿博特作为新任总理，对这一建议非常不以为然。这对我来说是一个转折点，一个很早期的转折点。”
“我认为，这向我们所有人表明，女性在被选入部委尤其是内阁方面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参议员琳达·雷诺兹（Linda Reynolds）说。“这肯定没有传递出正确的信息。”
但是，正是阿博特对另一位女性——他的幕僚长佩塔·克雷德林（Peta Credlin）——的依赖，让他的一些后排议员迅速站到了一边。
“佩塔是位掌门人，”当时的西澳自由党议员肯·怀亚特（Ken Wyatt）说。“我知道后排议员们对无法接触托尼非常恼火，他们必须通过佩塔。”
“影响太大了，”昆士兰州自由党资深议员沃伦·恩奇（Warren Entsch）说。“这也是我们当时都担心的问题。出于某种原因或其他原因，在我看来，如果没有佩塔的协助，他就很难开展工作。”
即便阿博特的忠实拥护者也认为，总理的幕僚长正在损害到他的地位。
“有一点我可以提供一点观察，我是作为一个非常尊重佩塔·克里德林的人说这句话的，她的人际交往能力时常不尽如人意，”前内阁部长埃里克·阿贝茨（Eric Abetz）说，“这有时引起了同事们不必要的不满。”
“问题是，在自由党，你不是在管理一个军营，”前自由党后排议员克雷格·凯利（Craig Kelly）说。“佩塔的强势，甚至如果你想说独裁且苛刻的方式，让很多人反对托尼。”
但在阿博特看来，对克雷德林的批评源于性别歧视。当时在接受ABC采访时，阿博特说：“你真的认为......如果我的幕僚长的名字是P-E-T-E-R而不是P-E-T-A，她还会受到这样的批评吗？”
但对阿博特来说，他的声望第一次受到重创是在2014年5月，也就是他担任总理八个月后。阿博特和他的国库部长乔·霍基（Joe Hockey）在上任之初曾承诺要杜绝政府浪费且平衡联邦预算，他们希望自己的第一份预算能达到目标。“结果却事与愿违，”派恩说。
正如国库部长当时对澳大利亚公众所说的，这是一个“为他人负重，而不是依靠他人”的国家。他表示，享受权利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当晚，很多政策都被废除了，”时任贸易部长安德鲁·罗伯（Andrew Robb）说。“在任何阶段都没有征求过内阁的意见，这简直不可原谅。有些同事都哭了。他们哭是因为那天晚上预算案公布后，因为他们在说，我该如何向人们解释这一切？这是几百页的政治自杀。”
对于阿博特的许多后排议员来说，2014年的预算案也是一页又一页写尽了食言。尽管总理在大选之夜曾信誓旦旦地表示不会削减医疗或教育开支，但他确实在这么做了。
昆士兰州自由党议员怀亚特·罗伊（Wyatt Roy）回忆起预算案后与阿博特的一次会面，当时这位后排议员提出了违背承诺的问题。
“我非常礼貌但诚实且直接说，‘事实是，我们没有兑现我们在大选前说过的话，’”罗伊说。“然后我说，‘我们应该像我们在昆士兰称之为彼得·比蒂（Peter Beattie）做法那样做——站出来说，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很抱歉目前情况是这样，然后着手解决这个问题。’”
“不幸的是，总理托尼·阿博特认为这是对他的人身攻击......他双手拍着桌子说，‘我们不能承认我们他*的撒了谎。在这件事上我们他*的没有撒谎。’”
“我们在自己的选区受到了灾难性的对待......这让很多人动摇了，”时任自由党议员克雷格·劳迪（Craig Laundy）说。“对正在做出的决定不满的声音越来越多。”
“2014年预算案之后，那些不一定支持托尼领导的人开始有机会探索其他选择，”前内阁部长格雷格·亨特（Greg Hunt）说。“而其余的唯一选择就是马尔科姆。”
作为阿博特的长期竞争对手，时任通讯部长的马尔科姆·特恩布尔（Malcolm Turnbull）正在等待时机。“我当时的观点是什么也不做，我一直坚持这一观点，”他说。“我不想被视为在破坏阿博特的领导地位。”
2014年结束时联盟党虽是遍体鳞伤，但相信事情会有转机。“2015年伊始，大家总是在新年伊始兴高采烈，”派恩说。“当然，直到澳大利亚日。”
阿博特授予菲利普亲王“澳大利亚爵士”爵位，这被广泛揶揄为“首长独断”。
“这令人震惊，”时任内阁部长巴纳比·乔伊斯（Barnaby Joyce）说。“这是你按下手机关机键，然后跳下树袋熊洞的时候。”
派恩说：“那真是令人难堪的一天。”
“人们在停车场对我大喊爵士和女爵士，你到底在干什么？”国家党议员基思·皮特（Keith Pitt）回忆道。
“我认为这是一个糟糕的决定，”时任自由党参议员玛丽斯·佩恩（Marise Payne）说。“在我看来，这与政府其他成员的想法非常不一致，坦白说，也与澳大利亚人民的想法不一致。”
阿博特在澳大利亚日的首长独断让他成为了人们的笑柄。“至少在这件事上，他的表现相当糟糕，”特恩布尔说。
授予菲利普亲王爵位对某些人来说可能只是个笑话，但对几位联盟党后排议员来说，却是最后一根稻草。
“是的，我想对我们很多人来说，那一刻我们都在想，‘这必须停止了。下一次还会丢给我们些什么？’”时任西澳州自由党议员卢克·辛普金斯（Luke Simpkins）说。
辛普金斯不是特恩布尔的粉丝。作为一名自豪的保守派，这位西澳人希望阿博特取得成功。然而，随着民调陷入负值，总理的判断力也蒙上一层阴影，辛普金斯决定领导一场反对阿博特的叛乱。
“提出领导地位挑战动议并非我的风格，”辛普金斯说，“但当时我真的受够了。我和托尼谈过，告诉他我要这么做。他说他希望我不要这么做。他说这会损害国家。我说，‘这件事必须交由党内评判。’”
就在爵位风波发生几天后，一场政治地震让联盟党的后排议员们更加不安。由坎贝尔·纽曼（Campbell Newman）领导的昆士兰州联盟党政府尽管拥有创纪录的多数席位，但在仅仅一个任期后就被赶下了台。
“昆士兰州的选举让人不寒而栗，除非我们一起行动起来，否则我们将面临怎样的命运，”联盟党参议员詹姆斯·麦格拉斯（James McGrath）说。
仅仅一个多星期后，也就是2015年2月9日，辛普金斯和西澳州自由党同僚唐·兰德尔（Don Randall）采取了他们的威胁行动，在自由党会议室里提出了一项动议，要挑战阿博特的领导地位。这就是后来众所周知的“空椅子事件”。
“之所以叫‘空椅子’，是因为该动议只是宣布领袖职位空缺，并没有真正的挑战者，”特恩布尔说。
“你相信吗？你能相信吗？”罗素·布罗德本特说，“我的政党，在看着工党自己把自己撕成碎片之后，我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做着一模一样的事情。”
阿博特以61票赞成、39票反对的结果挺过了领导地位挑战动议。这看似一场明显的胜利，但对许多人来说，这表明40%的自由党议员更倾向让领袖位置空出来而不是总理阿博特。
“当时的反应类似目瞪口呆，”肯·怀亚特（Ken Wyatt）说。“[阿博特]靠在桌子前面，慢慢回应。然后他说：‘会有改变的。会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后排议员也会参与进来，我会倾听你们的意见，我会做出你们表示过的我需要做出的改变。’”
一些人曾预计特恩布尔可能会站在他的老对手的对立面。但他知道自己没有足够的支持者。
“我为什么不在2015年2月挑战阿博特？我当然可以，”特恩布尔说。“但我的判断是最好不要这样做，而是继续打直杆……我的一位同事对我说，‘你没有必要做任何事情。让他烧到水位线吧。’换而言之，他已经快不行了。”
但有一段时间，事情似乎有了转机。2015年的预算受到了好评。总理在他的议会庭院里举办烧烤活动，并与议员们打成一片。他似乎做到了倾听。
但随后有消息称，他最长期的一位政治密友曾用纳税人的钱租用短途直升机从墨尔本飞往吉朗（Geelong）参加自由党的筹款活动。布朗温·毕晓普议长（Bronwyn Bishop）同意偿还5000 澳元的费用，而阿博特则努力使这一争议消散。
“他是布朗温的好朋友，”布罗德本特说。“他试图像他一贯的那样力挽狂澜。但这行不通，因为这是澳大利亚人民不喜欢的奢侈行为。”
“托尼是一个非常忠诚的人，他不会为了短期的政治胜利而牺牲布朗温，”阿博特的忠实支持者克雷格·凯利（Craig Kelly）说。“所以他一直支持她，一直支持她，一直支持她。最终，压力变得太大了。”
毕晓普辞职了，但整个事件成了特恩布尔核心支持者的最后一根稻草。
“布朗温·毕晓普和搭乘直升机事件破坏了政府的稳定。它破坏了托尼的稳定，”麦格拉斯说。“[它]让那些不把托尼的利益放在心上的国会议员和参议员们再次开始煽动。”
麦格拉斯是决定组织起来的煽动者之一。这个相当杂乱的议会党派开始在特恩布尔位于堪培拉的公寓举行秘密会议。
“你现在有西蒙·伯明翰（Simon Birmingham）、亚瑟·西诺迪诺斯（Arthur Sinodinos）、我自己、怀亚特·罗伊（Wyatt Roy）[和]彼得·亨迪（Peter Hendy）[的支持]，”帮特恩布尔统计人数的劳迪说。“这就是最初的核心成员。”
毕晓普辞职九天后，另一场政治篝火熊熊燃起，党内更多的人开始反对总理阿博特。2015年8月11日，自由党议员就同性婚姻合法化议题展开辩论。
时任总检察长乔治·布兰德斯（George Brandis）说：“托尼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一种特别固执的立场，而且他在以这样一种方式来阻挠这个问题的解决。”
对于包括内阁部长在内的一些自由党人来说，他们认为总理阻挠这一问题的方式就是在自由党的辩论中找了一堆与他一样反对同性婚姻的党外人士来参加。
“他召集了一次与国家党的联席会议，这是不对的，因为这是自由党内部的问题，”特恩布尔说。“克里斯托弗·派恩甚至指责他实际上是在招募党员来影响党支部（branch stacking）。”
派恩说：“我想，这可不好，因为我们现在要就婚姻平权问题展开辩论，国家党在这里，他们不应该在这里，这应该是我们自己的事情。”
在一场马拉松式的辩论之后，总理宣布这一问题将在下一届政府中进行公开投票，这激怒了许多温和派人士，他们希望国会议员能够在议会中进行自由投票或良心投票。
布兰迪斯说：“在这个问题上，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都放弃了托尼，[他让我们]认为‘好吧，他就是听不进去。’”
对于在特恩布尔位于堪培拉的公寓参加定期秘密会议的人来说，同性婚姻风波使他们重焕新生。到9月中旬，特恩布尔团队已经做好了出击的准备。
“9月13日星期天，这帮人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劳迪说。“是在彼得·亨迪家里。”
“他的妻子为我们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我们基本上是在讨论下周将要发生的事情，”特恩布尔说。
这帮人仔细研究了一张分成几栏的电子表格。“[它]显示了谁支持特恩布尔，谁反对特恩布尔，谁可能还没有决定，谁可能需要再争取一下，”西诺迪诺斯说。
统计各栏后，他们认为特恩布尔有足够的人数推翻阿博特。于是他们商定了第二天的计划。“他们决定[特恩布尔]在议会提问时间结束后去找托尼，”劳迪说。“然后一切都乱套了。”
特恩布尔回忆说：“提问时间结束后，我和阿博特一起走回总理办公室，坐下来对他说，‘我要辞去内阁职务，还有我要挑战你的领导地位。’”
“他对此感到震惊，说我疯了，我失去理智了等等，并建议我忘记我们刚刚讨论的事情，回到我的办公室，假装这一切都没有发生，我说这是不现实的。”
“事情发生得非常快，所以在两三个小时内，我们都被叫去投票了，”卡伦·安德鲁斯说。
在党内会议室，阿博特宣布领导职位空缺，并号召候选人提名。总理和他的竞争对手都站了起来。
“党鞭分发选票，”劳迪说。“只是一张白纸。你写上‘阿博特’或‘特恩布尔’。”“然后他们拿着旧木箱走过来，感觉就像在教堂里一样，你把选票放进去。”
整件事情在几分钟内就结束了。特恩布尔以54票对44票获胜。
“我有点震惊，但感觉非常好，”特恩布尔说。“我相信这将被视为一个新的开始。”
但每一个新的开始都必须有一个结束。
“显然，托尼对此非常不满，”布兰迪斯说。“他没有握住马尔科姆的手向他表示祝贺......气氛一度很紧张，然后会议室的人就散了。”
阿博特担任总理伊始，不仅获得显著多数席位，而且被预期将连任多年，但他的总理任期在还差三天就两年的时候结束了。那么出了什么大问题呢？接受《复仇者》采访的许多阿博特的前同事都指责阿博特长期以来的内部竞争对手从一开始就破坏他的工作。
“马尔科姆·特恩布尔显然不适合担任阿博特政府的内阁部长。这一点很清楚，”维多利亚州自由党议员迈克尔·苏卡尔（Michael Sukkar）说。“他一有机会就拼命削弱托尼。”
但其他人，尤其是特恩布尔阵营中的其他人，赞同约翰·霍华德的理论，即阿博特无法从致命的反对党领袖成功转型为总理。
“从我与托尼的谈话中，他清楚地明白自己反对的是什么，”怀特·罗伊说。“但我曾多次对他说，‘你对澳大利亚的愿景是什么，你想把国家带向何方？’”
“他几乎把这当成了一个刁钻的问题，回答这个问题时确实很费劲......[能清楚地知道自己反对什么固然很好，但作为总理，你必须知道自己支持什么，想把国家带向何方。”
“在托尼的内心深处，他是一名战士，但总理不能是战士，”布兰迪斯说。“有的时候，他内心深处的战士比起他想成为的党领袖更占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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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尼·阿博特拒绝接受该片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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