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大卫·古德曼（David Goodman）呼吁制定一项国家战略，鼓励澳大利亚大学开展中国研究。
在接受《澳大利亚人报》采访时，他呼吁联邦政府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包括澳大利亚的学者、大学、企业、政府和华人社区的代表，以解决澳大利亚高等教育中中国研究能力的显著下降。
他说，澳大利亚人文学院(Australian Academy of the Humanities)上月发布的一份报告突显出，澳大利亚大学对中国的了解能力自本世纪初达到峰值以来急剧下降。
古德曼教授说：“澳大利亚的中国研究已经衰落，多个中国研究中心被关闭。”
在中国研究能力下降之际，中国是澳大利亚遥遥领先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正成为该地区日益重要的战略角色，5.5%的澳大利亚人口拥有中国背景。
古德曼教授说:“阿尔巴尼斯（Anthony Albanese）政府需要学习霍克（Bob Hawke）政府在上世纪80年代的做法，霍克政府成立了亚洲研究委员会，鼓励将亚洲研究作为国家优先事项发展。”
“该委员会对澳大利亚的亚洲语言和研究进行了审计，找出了差距所在以及需要采取的措施。他们为新项目游说资金，他们得到了资金。”
他说，这是鼓励中国研究在澳大利亚复兴所需要的。
古德曼教授说，英国政府最近宣布了增加中国相关资金的计划，以提高工作人员和公务员对中国的技能和知识，包括提供更多的中文培训。
英国外交大臣詹姆斯·克莱维尔（James Cleverly）在宣布这一举措时表示，“至关重要的是，我们的外交官和公务员要有理解和专业知识，以应对中国带来的日益增长的挑战，以及中国在世界事务中日益增长的角色。
古德曼教授表示，澳大利亚大学的中国研究需要更多资金，还需要改变更多了解中国重要性的措辞。
他说，澳大利亚存在一种危险，即近年来“中国威胁”情景的兴起，正在挫伤学生和学者对中国研究的兴趣，而澳大利亚需要投入更多精力来了解中国。
他说：“这几乎就像是一句口头禅：任何有中国业务能力的人都是可疑的。”现在，政府机构对大学有关中国的任何研究都产生了怀疑。
但他表示，尽管中国目前可能受到政界人士和国防官员的“压力”，但大学需要捍卫自己与中国相关的教学和研究。
澳大利亚有必要对中国的现状进行广泛研究，包括健康、科学技术、环境可持续性以及中国的历史、商业和政治等领域。
他说，澳大利亚需要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关系。“我们需要超越对中国的敌意，明白无论发生什么，中国仍然会在那里，我们仍然必须应对它，”他说。
（本文版权为《澳大利亚人报》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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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澳大利亚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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