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彼得-詹宁斯（Peter Jennings）以为自己会被赶出城。
当时，达尔文港刚刚被移交给一家中国控制的公司，时任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执行总监的詹宁斯先生对此深表担忧。
“我们当时的情况是，澳大利亚只考虑到与中国的贸易机会，而我开始说’这里存在严重的风险’，”他告诉《澳大利亚人报》。
“这当时确实是一个不受欢迎的观点。”
詹宁斯先生说，他出乎意料地成为批判北京和将本国北部最重要的港口租给一家中国公司的决定的”主角”。
“这一切都发生在托尼-阿博特（Tony Abbott）对中国采取的’开放商业’做法期间，”他说。
詹宁斯先生将他接下来所做的事情描述为他几十年公共服务生涯中 “艰难的判断 “之一：要么坚持 “舒适的共识”，要么说出他的想法并发出警报。
“我做了其中的第二件事，”他说。
“我确实记得对我妻子说，我可能已经结束了我的职业生涯……因为我是一个最终说出这些真地不受欢迎的真相的人。那是澳大利亚思考其对华战略地位的转折点，所以需要这样做。”
但是，詹宁斯先生并没有像他担心的那样被 “赶出城”，而是成为一场关于中国的新对话的一部分，以新出现的风险平衡了接触的机会。
“我很幸运，我在一个像ASPI这样的机构，准备坚守这一有点不受欢迎的举措，”他说。
“这确实是我的决定性时刻，对于澳大利亚作为一个国家也是。”
他说，他观察到达尔文港被租借后直接担任总理的马尔科姆-特恩布尔（Malcolm Turnbull）对北京的看法从 “乐观 “到 “不乐观”。
他说，他观察到，在达尔文港被租借后成为总理的马尔科姆-特恩布尔（Malcolm Turnbull）对北京的看法从”乐观者“ 转为”悲观主者”，并禁止华为参与5G网络。
在达尔文港签约后的几年里，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关系不断恶化，詹宁斯先生对北京的担忧在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已经进入国家的战略政策。
1998年，詹宁斯先生向当时的国防部长彼得-麦克拉克兰（Peter McLachlan）提出了建立ASPI的想法，2001年该研究所成立时，詹宁斯先生刚刚成为总理约翰-霍华德（John Howard）的顾问。
后来，在工党的史蒂芬-史密斯(Stephen Smith )担任国防部长期间，詹宁斯出任国防部负责战略的副部长——史密斯先生被詹宁斯先生形容为 “难以相处”，因为他不总是听从国防部的建议。
2012年，当史密斯先生向内阁提出由詹宁斯先生担任ASPI执行总监时，这令人感到惊讶。
从那时起，詹宁斯先生就围绕国家面临的几乎所有战略问题公开发表意见，并在私下里向政府最高层提出自己的想法。
在公共服务部门和这间成果多产的战略智库工作了二十多年后，詹宁斯先生今天因其 “为战略和国际政策的发展以及公共事务提供的杰出服务 “而被授予澳大利亚勋章。
“我很高兴有人关注，因为在这些时期有很多时刻……就像把石头扔进井里，你想知道有没有人关心？”他说。
“对我来说，这个嘉奖说明，是的，确实有人关心。”
(本文版权为《澳大利亚人报》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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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澳大利亚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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