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党副党魁Richard Marles在过去5年里与中国大使馆或官员举行了10次会议，在此期间中澳紧张关系不断升级，莫里森政府与北京的联系则被冻结。
《澳大利亚人报》经过三个月的调查发现，与中国官员接触的问题——这些官员包括向澳大利亚发布14项要求清单的“战狼”前大使成竞业——已经被提交给了国家安全机构。
消息人士称，Marles与大使馆的接触以及他对中国的态度引发了工党同僚的担忧，其中包括情报与安全联合委员会前副主席Anthony Byrne和已故的Kimberley Kitching。
据悉，Marles在一次私下会晤中向中国官员表示，在工党政府的领导下，两国关系将得到改善。
澳大利亚政府智库——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的负责人Peter Jennings曾多次试图干预此事。从2017年起，他就试图说服Marles，其试图将中国的敌对行为归咎于澳大利亚是错误的。
《澳大利亚人报》证实，Marles在2017年三次与中国大使馆或总领馆的官员会面，2018年一次，2019年两次，2020年一次，2021年两次，原定于2022年3月与中国新任大使会面，但被推迟了。
自2018年8月担任外交部长以来，Marise Payne与前中国驻澳大使举行了两次会议，与他的继任者举行过一次会议。
中国大使馆还为Marles先生2019年9月在北京发表演讲提供了便利，并安排他在那次访问期间会见了一名共产党高级官员。
此次会晤正值中国和澳大利亚的关系随着外国干涉法案的辩论和通过、封禁华为、以及工党参议员Sam Dastyari于2016年辞去议员席位等事而恶化。此前，Sam Dastyari曾警告一名中国捐赠者，他受到了监视。
2017年，Marles组织了三次大使馆会议中的一次，而他的工党同事安排了他出席了另外两次。
Marles的发言人说，Marles总是有工作人员陪同出席会议，而且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她说：“Marles先生在担任部长和影子部长期间一直从事专业外交——这不是秘密。”
“有些人则绝望地试图给出相反的暗示，现在他们已经越界，无法面对事实。”
《澳大利亚人报》得知，在与中国官员的交谈中，Marles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在工党政府的领导下，两国外交关系将得到改善。
有人担心，他的言论会在中国大使馆造成一种印象，即工党将在国家安全问题上采取比政府更温和的立场。在接受《澳大利亚人报》采访时，Marles不记得自己曾说过这样的话。
然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外联络部在2019年9月23日的一份中文报告中捕捉到了这种情绪。
该报告记录了Marles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郭业洲在北京的一次会议。
声明称，Marles表示，工党“愿意深化两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以促进澳中关系的发展。”
6天后，Marles告诉当时的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主持人Fran Kelly，他在北京会晤的中国官员抱怨了澳大利亚政府处理对华关系的方式。
Marles同意“这个政府，我们现在的政府，把这段关系处理的很糟糕”。他说，“这届政府完全无能”，并补充说:“目前，我们与中国的关系存在巨大的信任赤字，我们需要建立信任。”
消息人士称，Marles彼时将自己视为“当代基辛格”。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多年来一直是中美之间的中间人。接近Marles的消息人士表示，他将其与冷战时期美国与苏联的接触相提并论，并指出，如果莫斯科和华盛顿能够保持外交关系，澳大利亚和中国也可以保持外交关系。
Marles的政治同僚们表示，此前多年Marles一直被视为美国的坚定盟友，他后来刻意寻求与北京建立更紧密的关系，是为了实现自己担任外交部长的雄心。
据信，他还将自己的公开评论视为在政治上离间莫里森政府的机会。
同僚的担忧
Marles在工党的一些同事曾对此感到震惊。今年3月去世的Kitching参议员此前曾对Marles与中国大使馆的互动以及关于中国的评论，尤其是他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发表的演讲感到不安。
Byrne则对包括Marles在内的一些议员，在北京方面的挑衅行为正在升级时，与中国大使馆会面的次数之多感到担忧。
他向强大的议会情报委员会成员提出过这个问题，该委员会负责监督情报机构。
熟悉谈话内容的消息人士表示，Byrne“对中国大使及其试图做的事情感到非常不安”。
“他真的很担心有人要去见中国大使，”一位消息人士说。他的语气是，任何与中国大使交谈的人，尤其是频繁交谈的人，都有可能危及我们国家安全的巩固和加强。与情报部门有关的人士曾就Marles和其他人进行过讨论。”
鉴于Byrne与情报界的亲密关系，有消息称“情报机构不可能不知道他的担忧”。
干预
Jennings此前不久前还担任着ASPI的执行董事，他曾多次试图说服Marles，中国是一个严重的风险，用更积极的言辞或外交手段无法解决。
Jennings曾在国防部担任战略部门的副职，他自2017年便开始试图干预此事。《澳大利亚人报》得知，他认为Marles的观点越来越尖锐，比如澳中关系的破裂是澳大利亚政府外交失败的结果。
一名安全消息人士称Marles与中国大使馆的持续关系“不寻常”，因为他自去年1月以来就没有担任过影子国防部长。他是工党在国家重建、就业、技能、小企业和科学方面的发言人。
议会情报与安全联合委员会主席James Paterson表示，Marles在与中国政府打交道时应该保持透明。
“在中国共产党在胁迫我们，试图干预我们的民主时，澳大利亚人有权利确切知道我们未来可能的副总理做了些什么，“Paterson说：“他为什么这么频繁地与中国大使馆会面？他们讨论了什么？他提供了什么来换取在工党政府领导下更紧密的关系？他会向14项要求中的哪条让步？”
官方记录
中国大使馆的公开记录显示，在第46届议会期间，中方与澳大利亚官员进行了13次会晤。
Payne参议员（外交部长Marise Payne）参与了两次会见，黄英贤（Penny Wong）、维多利亚州州长Daniel Andrews、总督David Hurley、前北领地首席部长Michael Gunner和外交部秘书长Frances Adamson(孙芳安)等会见了成竞业的继任者肖千或副大使王晰宁。Marles先生的会见没有被列入官方记录。
在《澳大利亚人报》披露Marles与北京方面的接触之前，他已经树立了鹰派的名声。多年来，他与美国建立了牢固的关系，与美国大使馆官员举行了29次会议，而与中国官员举行了10次会议。2017年，他与美国大使馆官员会面10次，2018年8次，2019年5次，2020年4次，2021年2次。他还与英国、新西兰、法国和以色列大使馆进行了广泛会晤。
在最近几次Marles先生与中国大使馆会面时，他的办公室通知了Payne参议员的高级顾问。外交部长没有对接触表示任何反对意见，相反，似乎对此表示同意。会议结束后，Payne参议员的办公室没有收到会面“记录”。
外交冻结
莫里森政府部长与中国部长的上一次互动是在2020年1月29日，当时Payne参议员与中国外长王毅进行了部长级通话。在随后的几天里，澳大利亚政府禁止了中国旅客入境，以防止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
2019年9月，中国大使馆组织Marles先生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发表演讲，并安排他与郭业洲会面。
据《澳大利亚人报》4月报道，Marles在前往北京之前，向中国驻堪培拉大使馆展示了他的演讲稿。他在讲话中对中国非常积极。在演说中，他呼吁加强与中国的防务合作，并欢迎中国政府加大在太平洋地区的投资。他的演讲中也确实提到了维吾尔人的困境，这是一个受迫害的少数民族群体。
Marles先生将其与澳大利亚的人权失败相提并论。他说：“我们也把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标准和我们自己的记录提交给全球审查，澳大利亚并不是很容易听到所有这些对我们的批评和评论。”
在这部分演讲之前，Marles先生赞扬了中国“令人难以置信的人权成就”，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快地让更多人摆脱了贫困。
两个月后，自由党政客Andrew Hastie和参议员Paterson在试图进入中国时被拒签。
风险
一名前国防部消息人士表示，与中国官员会面可能会带来风险。
该消息人士称：“这里的风险在于，一些大使馆试图培养某人，建立联系，他们通过提供前往本国的旅行机会等方式做到这一点。”
“任何处于国家安全的敏感位置的人都需要意识到‘培养’的风险。这并不意味着你不与这些人交谈，但你要现实地认识到自己在一种被破坏的关系中可见的风险。”
政治攻击
Scott Morrison撤回了今年2月对Marles的诽谤言论，当时他称Marles是议会中的满洲候选人。
在周日晚上的电视辩论中，总理问Anthony Albanese，Marles先生与中国大使馆见过几次面。
Marles先生后来说：“这只是现任政府可悲的恐吓行动的一部分，大概是想转移它在所罗门群岛遭遇的澳大利亚二战后最大的外交政策失败。”
(本文版权为《澳大利亚人报》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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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澳大利亚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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